在强者与弱者、优势军力与劣势军力的经典对决中,历史并非总青睐强者。无论大卫击倒巨人歌利亚是凭运气还是实力,那场决斗的结果始终在历史中回响。
对美国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已屡屡化身为歌利亚,却被一系列相对弱小的“大卫”所挫败。大卫当年以一记精准的头部打击获胜,而现代的“大卫”们则通过“不输”来赢得胜利。越南和阿富汗是两大例证。2003年后的伊拉克是第三例。在每一场冲突中,美军都赢得了每一场战役,但美国却以各方付出的巨大生命与财富代价,最终输掉了战争。
越南的溃败之路始于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及其推论与诱因。对于可能遗忘或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而言,这一概念可追溯至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惨败后,法属印度支那被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当时的观点是,如果东南亚有一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之手,它们就会像一排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1963年11月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林登·约翰逊在越南战争中接任总司令职责,他曾表示:“如果我们不在湄公河阻止共产党人,就将在密西西比河与他们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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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北越采取了何种战略?唯有一种:以“不输”为赢。将战场设定在美国人的电视客厅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民众会厌倦目睹阵亡士兵遗体归国,厌倦看到越南大片土地被美国的炸弹和火力摧毁。这一战略不仅奏效,甚至动摇了美国领导人的地位,迫使约翰逊放弃寻求或接受第二个任期。最终在1975年,最后一批美国人撤离西贡,标志着美国的彻底失败。
无独有偶,在阿富汗,2001年底“持久自由行动”开始数周后,塔利班便全线溃退。然而二十年后,美国如同在越南一样再度撤离。这又是一场通过“不输”取得的胜利。
伊拉克的情况略有不同。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策划了入侵。乔治·W·布什总统的部分动机源于一种更高的乌托邦愿景。他表示相信,通过将伊拉克民主化,可以促使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大中东地区效仿。另一个附带收益是以色列的安全将得到保障。但事实并非如此——布什的失败,仅仅是因为对方避免了失败,从未屈服于民主化的诱人承诺。
当前的关键在于伊朗战争将如何收场。阿富汗的失败源于任务蔓延——将奥萨马·本·拉登绳之以法的初衷,被徒劳地试图将一个部落国家民主化的行动所取代。伊拉克的失败则因为战争的核心理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民主化——存在致命缺陷。伊朗战争同样陷入了类似的误判。
首要的误判是关于伊朗即将制造核武器及可打击美国的远程导弹的谎言。这种担忧并非特朗普政府独有。奥巴马-拜登政府的十二年执政期间也同样担忧伊朗的核能力。但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曾通过达成核协议,有效阻止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特朗普废除了该协议,却与以色列合作,在2025年6月的“午夜铁锤”行动中“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
如今战争已持续五周,美国和以色列几乎摧毁了伊朗本就薄弱的空军和海军,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但伊朗衡量成功的标准并非被摧毁的舰船或飞机,而是每加仑汽油的价格以及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势。即使特朗普像美国对北越所做的那样,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谁又能算是真正的赢家?
这场战争将如何结束尚无法预测。但如果历史有投票权,特朗普应当感到忧虑。“以不输为赢”的策略往往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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