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广西危局，苦行僧黄绍竑陋室笑谈辛苦，南宁封锁线内吐露心声

1928年黄绍竑在南宁检阅部队

民国十九年（1930年）冬，记者秋华历尽艰辛抵达南宁，与当时主政广西的黄绍竑进行了一次难忘的会谈。彼时的广西，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一、冲过封锁线

1930年广西的冬天格外寒冷，局势之严峻远超外人想象。东方门户梧州，正处在粤系军阀陈济棠第八路军的严密封锁之下，桂林则被湘系何健的第四路军占据。此前，桂系与张发奎部参加中原大战败退回桂，拥蒋的粤、湘、滇、黔四省联军分路追击，梧州、桂林先后失守，南宁被困告急，桂系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济棠（1890年2月12日-1954年11月3日），字伯南，出生于广东防城港（今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

记者由香港出发，途经梧州时，不敢直言目的地是南宁，只能自称香港某烟草公司的掮客，假意到桂林考察市场行情。梧州的封锁线由第八路军把守——这支军队多为粤籍，记者恰巧出身广东雷州，便与守军攀起了乡谈，凭着地道的家乡口音，竟未费什么周折，有惊无险地到达了贵县（原文记载为“富县”疑似有误）。

辗转抵达贵县后，记者与黄绍竑通了一次挂在电报线上的军用电话。电话那头，黄氏嘱咐他在贵县休整一两天，自会派人来接。两日后，来人果然如期而至。又行了两日路程，终于到达南宁。

1930年的梧州

二、简陋的省府，疲惫的主席

记者径直住进了省政府。时人记载，1930年代初，新桂系虽有意将南宁建设为政治中心，但条件确实十分简陋。记者所见省政府的布置果然简朴至极，主席的会客室里，不过一张长木桌和几条木凳，长桌上面罩了一幅白布，别无他物。

黄绍竑一见到记者，便含笑连声道“辛苦辛苦”。

“主席也辛苦了。”记者回应道。

黄绍竑听了这答话，向他笑了笑。然而记者仔细端详，却觉得黄氏比在广州见面时显得苍老了许多——额前皱纹深刻，皮肤黝黑，分明是忧劳过度的模样，看上去至少像四十开外的人。这年的黄绍竑不过三十五岁。

三、“做人哪有不辛苦的”

两人相对而坐，沉默了片刻。黄绍竑依旧用他那缓徐的声调说道：

“做人哪有不辛苦的？”

这句话后来一直深深印在记者的脑海里。在那个乱世，这实在是一句人间的格言。

黄绍竑接着说：“环境是这样的环境，如果不从辛苦两个字里来熬炼，又怎么办呢？难道还忍得良心来糟蹋老百姓吗？革命是为老百姓的，在今日环境下，我任何困苦都甘愿承受。因为我们在位的人多吃一分苦，老百姓就可以少吃一分苦。”

这番话出自当时处境最为艰难的黄绍竑之口，尤其具有分量。此前不久，黄氏因局势恶化，曾辞去十五军军长和广西省主席职务，并电请蒋介石息兵和谈。然而桂系并未因此解体，他仍在苦苦支撑。1930年，新桂系在北流与粤军交战溃败，退守贵县，部队拆桥掘壕、隔江对峙，战事胶着。就在这样的困顿中，他仍能说出这番话来，实属不易。

省政府职员公寓（图片来源：《图画晨报》1935年）

四、同甘共苦的广西

黄绍竑又说道：“好在我们的同志同胞都能明白我这一番意思。我这里上至主席，下至工丁、士兵、师长、军长、总指挥、总司令，我敢替他们说一句，没有一个懊恼——至今的苦是受不了。”

他说这些话时，神色坦然，毫无作态。记者这才明白，黄氏在广西能得军民拥戴，不仅仅因为他的政治谋略，更因为他以身作则的品格。

这种同甘共苦的精神，或许正是新桂系能够在1929年蒋桂战争惨败后迅速东山再起，并在1930年绝境中坚守广西的秘诀之一。

在南宁这间简陋的会客室里，黄绍竑展现出的不是军阀的霸气，而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自律与担当。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年代，能说出“在位的人多吃一分苦，老百姓就可以少吃一分苦”这样的话，并将之付诸实践，确实令人感佩。

条件大为改善的1935年广西省主席会客厅（图片来源：《广西一览》1935年）

秋华离开南宁后不久，黄绍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1930年底，因与李宗仁、白崇禧在战略上的分歧，以及对军阀混战的厌倦，黄绍竑选择离开广西，前往南京中央政府任职。新桂系的旧"李黄白"三巨头时代就此结束，新"李白黄"搭档开始主导广西政局（省主席由同为容县人的黄旭初接任）。

多年以后，记者回忆起那个冬日清晨在南宁的会见，印象最深的依旧是那间简陋的会客室，那张蒙了白布的长桌，以及黄绍竑那句“做人哪有不辛苦的”的格言。在一个忧劳过度的广西省主席身上，他看到了乱世之中难得的担当与良知。

黄绍竑

（本文据秋华《黄绍竑的生平（三）（四）》改写，原文载《小说日报》1939年9月5日、8日[00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