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留苏留德的红军第一飞行员,被捕后蒋介石亲批少将劝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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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冯达飞,只要你在这份纸上签个名,我保你荣华富贵,官至少将!」

1941年的上饶集中营里,蒋介石的心腹邓文仪,亲自为这个双脚戴着脚镣的囚犯摆下酒席。

他不仅没有签字,还当着特务的面,反过来给邓文仪上了一堂课。

01

1901年夏,冯文孝出生在广东连州东陂镇一条小巷里。

父亲在镇上开着一间小商铺,卖布匹杂货,日子说不上宽裕,但也过得下去。

男孩七岁那年,父亲病了。

起初只是咳嗽,断断续续,家里人抓了几副草药来喝,没想到越喝越重。那个年代乡下缺医少药,父亲拖了将近一年,没能撑过去。

父亲走的那天早晨,冯文孝站在床头,看着父亲的脸慢慢失去血色。

他还不太懂得死亡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屋子里突然安静得让人害怕。

从那以后,家里就只剩下母亲和他。

母亲出身书香门第,识字,性格刚强。父亲走后,她一个人顶着那间小商铺,白天招呼客人,晚上缝补衣物贴补家用。日子艰难,但儿子的书没断过一天。

「读书,」母亲常说,「读书才能出息。」

冯文孝争气。七岁进私塾,九岁转入芝兰小学,再到文望高级小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18年考入连县县立中学,那年他十七岁。

中学里,他读到了外面的消息——袁世凯死了,军阀割据,列强横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连州已是好几个星期后,冯文孝把那几张零散的报纸反复看了好多遍。

「凭什么?」

他把报纸拍在桌上,对同学说:「凭什么把我们的土地割让给别人?凭什么学生上街喊几句话就要坐牢?」

同学们沉默着。那个年代,沉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冯文孝不想沉默。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广东省陆军测绘学校,学地图、山川走势、兵力部署,越学越觉得不够。1921年转入西江讲武堂,第一次系统学了军事战术、步兵操典和炮兵运用。

讲武堂里有几个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来的老军官,带着学员在操场上一遍遍演练队列、刺杀、野外行军。

冯文孝不是身体最强的那个,却是领悟最快的那个——教官刚讲完一个战术动作,别人还在摸索,他脑子里已经把整个战场推演了一遍。

1922年从讲武堂毕业,进粤军任中尉。出操、训练、值岗,日子规律,也枯燥。

他感觉,自己等待的不是这些。

1924年,机会来了。



02

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创办了一所军事学校。

消息一出,全国热血青年沸腾了。

冯文孝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粤军营地。他当即递交报考申请。

1924年5月,二十三岁的冯文孝踏上黄埔岛。

报到那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挤满了校园——广东人、湖南人、四川人、北方口音的汉子、软糯方言的江南书生,背着大包小包,眼神里都是同一种东西:期待。

冯文孝排在队伍里,旁边站着一个湖南来的年轻人,中等身材,眼神锐利,湘音浓重,自我介绍叫陈赓。

「你是哪里来的?」陈赓问。

「广东连州。」

「广东人,离得近,占便宜了。」

两人相视一笑。

黄埔一期录取了五百余名学员。这五百人里,有后来成为两党将帅的人,有倒在革命途中的人,也有叛变投敌的人。但那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命运会把自己带向哪里。

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说话温文,条理极清。

冯文孝第一次听周恩来讲马克思主义,是在珠江边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周恩来站在黑板前,不疾不徐地讲着阶级、剥削、资本,讲工人和农民,讲革命的必要性。

冯文孝坐在第三排,笔记本摊开,却忘了记字。

【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

黄埔课程紧张,军事课和政治课交替进行。白天练队列、射击、挖战壕;晚上听课、讨论、辩论,争得面红耳赤。

冯文孝的军事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测绘学校的地形学底子、讲武堂的战术训练,全派上了用场。

让他真正脱颖而出的,是一次战术演习课。

教官摆出一个防守阵地的沙盘,让学员各自制定进攻方案。大多数人的方案不外乎正面强攻或迂回包抄。

冯文孝走到沙盘前,指着地图上一处看似无路的山坡:

「从这里走。」

教官皱起眉头:「这里是悬崖,无法通行。」

「地图上画的是悬崖,」冯文孝说,「但如果战前三天派人侦察,找到一条山羊走过的小路,悬崖就是我们最好的掩护。敌人不会防守他们认为无法通行的地方。」

教室里安静了片刻。

教官看了他很久:「说得有道理。」

1924年底,一个秋天的夜晚,冯文孝完成了入党宣誓。

他改名冯达飞。

「飞」字,是他自己的选择。



03

入党后不久,组织找到冯达飞,给了他一个意外的任务。

周恩来的秘书把他叫到一间僻静的小屋:

「组织上决定,选派一批同志去学飞行。你在测绘和军事上的成绩很好,组织认为你适合。」

「飞行?」冯达飞愣了一下。

「广东航空局要成立军事飞行学校,第一批学员从黄埔一期里挑选。你愿意去吗?」

冯达飞想了大约三秒钟。

「愿意。」

这批飞行学员一共十人,九名是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培养飞行员的时间,实际上早于国民党。

飞行学校条件简陋,教官是从法国和苏联聘来的外国人,语言不通,靠翻译传话。飞机停在一块平整的草地上,是当时最普通的双翼侦察机,引擎声轰轰作响。

第一次坐进驾驶舱,冯达飞摸着那些密密麻麻的仪表盘,觉得比任何一门军事课都要复杂。

外国教官叽里咕噜说了一通,翻译磕磕绊绊地传过来:

「他说,你们这批人里,能坚持到最后的,不会超过一半。」

同学们面面相觑。

冯达飞没有说话。

【那就让我成为那一半。】

飞行训练危险。有学员失控,飞机一头栽进草地,从驾驶舱里被摔出来,断了三根肋骨。有学员第一次独立飞行时因紧张忘记拉升降舵,差点撞上树林,靠本能猛地一拉才避开。

冯达飞也出过险。

有一次在中低空练习转弯,飞机遭遇气流,机身剧烈颠簸,仪表盘指针乱转,引擎发出刺耳的异响。

他紧咬着牙,死死扳住操纵杆。

【不能慌,越慌越完了。】

他强迫自己放慢呼吸,按程序一步一步处理:收油门,推杆,保持机翼水平,缓慢下降。飞机在颠簸中艰难地稳住了。

落地之后,他的手还在轻微地抖。

1925年,飞行学员中,冯达飞是第一个完成独立试飞的党员。

但党组织给他安排的路,还远不止于此。

1925年8月,冯达飞接到命令,赴苏联深造,进入莫斯科高级航空学校及苏联红军陆军大学。

莫斯科的冬天极冷,零下二三十度。苏联飞行教官严厉,训练量大得惊人。冯达飞靠着字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啃,慢慢能听懂课,再到后来能用俄语和同学争论战术问题。

陆军大学的课程涵盖战略学、战役学、步兵战术、炮兵运用,他全都学了,全都记了,笔记本写了一本又一本。

完成苏联学业后,他又转赴德国,进入炮科研究院学习,顺带把德语也啃了下来。

回国时,冯达飞已掌握俄、德、英三门外语,精通飞行、炮兵和步兵战术——这样的人,放在当时整个中国军队里,找不出第二个。

他带着满脑子知识,踏上归途。



04

1927年,冯达飞回到国内,但迎接他的是腥风血雨。

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共产党员和工人被成批逮捕、处决。许多黄埔同学趁势换了阵营。

有人托人带话给冯达飞:「达飞,识时务者为俊杰,跟着蒋校长,前途无量。」

冯达飞把那张纸条揉成一团,扔进炉子里。

【我去苏联是为了什么?我入党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候倒戈?】

他秘密联系上地下党组织,参加了同年十二月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了——国民党军从四面合围,起义军寡不敌众,三天之内土崩瓦解。

冯达飞撤出广州,辗转到广西南宁潜伏,白天以教书为掩护,晚上秘密传递情报、联络同志。

每天夜里躺在木板床上,他想着广州街头的尸体。

【还没完,这才刚开始。】

1929年12月,百色起义前夕,红军接管了广西一处军械库。

库里堆满各种武器,但大半残缺,锈蚀、损坏,许多枪械已无法正常使用。起义在即,领导们急得团团转。

有人想起了冯达飞:「他在苏联学过炮兵,懂机械,让他试试。」

冯达飞进了军械库。

库里到处是油污和锈斑,铁锈和机油的气味混在一起。他拿着手电筒一件件检查,把能修的和不能修的分开。

「能修的有多少?」有人问。

「给我二十个人,十天,我给你们修出来。」

他带着二十多个人钻进去,没日没夜地干。焊枪的火花在黑暗里一明一灭,人们累了靠墙睡一会儿,醒来接着干。冯达飞几乎没有睡觉——手被铁屑划破了,用布条缠上继续;眼睛熬红了,滴几滴清水,继续趴在零件上。

第九天深夜,最后一门山炮安装完毕。

有人拉了一下击发装置,机构顺滑地运转了。

「好了!」

军械库里爆发出一阵压低声音的欢呼。

冯达飞带着这支队伍,抢修出了二十余挺重机枪、五门迫击炮和三门山炮。百色起义,就这样打响了第一枪。



05

1932年,冯达飞已是湘赣军区参谋长,历任独立三师师长、红八军代理军长,同时兼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

四分校里,学员们都知道这位校长不好糊弄。

「你们记下来的东西,」冯达飞在课堂上说,「是别人嚼碎了喂给你们的。我要你们学会自己嚼。一个战术动作,你得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做,敌人变了你该怎么变。」

他把从俄文教材里翻译出来的《红军步兵筑垒》,亲自编成讲义发给学员。这份材料后来成了红军作战的重要参考。

1932年4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

战利品里有两件特殊东西——国民党军阀张贞的两架飞机。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赶到机场,看着那两架飞机,当天便给军委发电报:「建议命令冯达飞赶赴漳州,检修缴获飞机。」

军委回电:同意。

两架飞机里,一架严重受损,近乎废铁;另一架损坏相对轻些,也许还能救活。毛泽东到达漳州后,专门来机场察看,并将飞机命名为「马克思号」。

冯达飞从湘赣出发,经汀州、上杭,翻越武平山区,一路急行军赶到漳州。

他绕着「马克思号」走了一圈,蹲下身摸了摸起落架。

「能修。」

修飞机远比修枪炮复杂——发动机、液压系统、燃油管路、操控钢索,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上了天就是死路一条。冯达飞带着当地找来的铁匠和机械师,每天泡在机场上。

漳州夏天酷热,铁皮机身晒得烫手,汗水滴在泥地上瞬间蒸发。没有零件就自己加工,没有专用工具就用通用工具凑合。发动机有一个零件找不到原厂替代,冯达飞和铁匠师傅反复琢磨,手工打出一个形状相近的装了上去。

飞机修好那天,大家在两侧机翼下亲手画上了鲜红的五角星。

1932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漳州城里红军组织了庆祝大会。

会场上,发动机轰鸣声从远处传来。人们抬起头——一架飞机从远处飞来,越来越近,在会场上空盘旋。一捆捆五颜六色的传单从天上飘落,飞满整个会场。

驾驶舱里的人,就是冯达飞。

他坐在那里,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人群和那些飘落的传单,嘴角微微上扬。

庆祝活动结束后,军委下令:把「马克思号」飞回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问题来了。

没有导航图。没有通信设备。从漳州到瑞金,要飞越大片敌占区,翻越重重山脉,随便哪一项,都可能要命。

冯达飞找来一张普通地图,研究了整整一夜,用手指沿山脉走势比画,估算距离,推算飞行时间。

「没有航线图,就用地形图,」他对战士们说,「飞机飞得够高,山脉就是最好的指南针。」

起飞那天,天气晴朗。

冯达飞爬进驾驶舱,做完起飞前检查,推上油门。飞机在简陋的草地跑道上颠簸加速,轮子离开了地面。

山峦在机翼下展开,绿色的、褐色的,一片连着一片。

飞机进入敌占区上空时,冯达飞看到下方公路上有一支队伍正在行进。有人抬头张望,有人开始挥手。

【他们以为是自己人的飞机。】

冯达飞的手移到投弹装置上。

起飞前,他们把几枚迫击炮弹绑在炸弹架上——没有正规航空炸弹,就用这个。他瞄准公路上的队伍,手指用力。

几枚炮弹呼啸而下,烟尘腾起,那些刚才还在招手的士兵四散奔逃。

冯达飞拉高机头,继续向东北方向飞去。

「马克思号」安全降落在瑞金城外的简易机场。瑞金专门为这架飞机修建了跑道。

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真正意义上飞起来的飞机。

事后,国民党各部收到一份紧急通知:「红军已有飞机,务必严加防范。」



06

长征,陕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8年,冯达飞被调往新四军皖南军部,任教导总队教育长,后升任副总队长。

新四军军部设在泾县云岭,皖南山区,云雾缭绕。冯达飞在这里把从苏联带来的、从长征积累的,全都变成了教材,变成了课堂。他培训的排、连、营、团干部超过一千人,个个成了部队骨干。

1939年2月,他创办《抗敌》杂志,亲任主编,把战术经验、军事理论、游击战法一期期刊出,发到各部队。从创刊到1941年1月,整整七十五期,一期未断。

【这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不能停。】

1940年10月,冯达飞率教导总队参加了泾县战役,日军伤亡惨重,史称「泾县大捷」。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

国民党顾祝同调集八万大军,把正在北移的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团团围住。山谷里,枪声整整持续了七天。

冯达飞所在的部队在石井坑陷入重围,突围命令下来,四面都是枪声。他带着一支队伍趁夜向西南方向突围,山路极陡,摸黑前进。

走了大半夜,天快亮时,前方突然爆发出一阵密集枪声。

「前面有敌人!」

队伍乱了。

就在这片混乱里,一颗子弹击中了冯达飞的大腿。他栽倒在地,警卫员扑过来。

「不要管我,快走!」

但队伍已经打散了。

天亮后,冯达飞和几个战友藏进了皖南南陵县铜城街一户农民家中。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农,看到这几个满身血污的军人,二话不说把他们藏进柴房。

「别出声,外面到处是搜查队。」

大腿枪伤需要处理。战友们用农家土布七手八脚包扎,没有药,用盐水冲洗伤口,疼得冯达飞咬紧牙关,手指死死抓住木板。

就这样藏了好几天。

但冯达飞托付去联络失散战友的那个农民,出门后被人截住了,身上携带的信件,暴露了藏身之所。

搜查队来的时候,是一个午后。

柴房的门被踹开,刺眼的阳光涌进来。

冯达飞还没来得及起身,枪口已经顶上了额头。



07

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情报官员盯着案头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冯达飞?黄埔一期,红军飞行员,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

他连夜向上报,电话打到顾祝同那里。顾祝同当即给重庆挂了电话。

蒋介石接到报告,旁边人后来说,他当时「喜形于色」。

「好哇,总算抓到了一个重要角色。」

他当即指示顾祝同:「一定要让他悔过自新。他是我的学生,只要他承认错误,把皖南事变的事说清楚,我们就可以对天下有个交代。好好做工作。」

冯达飞被押送到江西上饶西山监狱。

监狱建在山坡上,铁栅栏锈迹斑斑,石墙渗着水痕。关进去第一天,狱方给他上了脚镣,两副。

沉甸甸的铁镣套在脚踝上,走路时发出哗哗的金属声。腿上的枪伤还没好透,每走一步都是一阵钻心的疼。

冯达飞没有叫苦。他在狭小的牢房里一步步地走,走到铁镣不再那么陌生。

蒋介石的决定是:派人劝降。

要找一个冯达飞认识的人,最好是黄埔老同学,能打感情牌。人选很快定了下来——邓文仪,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黄埔一期毕业,曾任蒋介石秘书,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



08

邓文仪来那天,监狱方面特意腾出一间稍宽敞的房间,桌上摆了酒菜。

冯达飞被带进来,脚镣碰到门槛,发出一声脆响。他低头看了一眼铁镣,然后抬起头,对上了坐在桌子对面的邓文仪。

邓文仪站起来,脸上堆着笑,伸出手:

「达飞,好久不见。」

冯达飞看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伸手。

邓文仪的手悬在半空里。

他尴尬地咳了一声,把手收回来,指着椅子:

「坐,坐,咱们老同学,好好聊聊。」

冯达飞在椅子上坐下,铁镣落在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邓文仪亲自给他斟了一杯酒,推到他面前:

「达飞,你这些年,辛苦了。」

冯达飞盯着那杯酒,没有去碰。

「邓主任有话直说吧。」

邓文仪笑容微微一僵,随即回复:

「好,那我直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蒋校长的学生。当年在黄埔,同吃同睡,一起扛过枪、打过仗,这份情谊不是说没就没的。」

冯达飞没有表情地看着他。

「校长的意思,」邓文仪向前倾了倾身子,压低声音,「你是黄埔的人才,航空、炮兵、步兵,样样精通,苏联留过学,德国也去过,这种人放在哪里都是宝贝。只要你愿意回来,宣布脱离共产党,一切都好说。校长亲口说的,给你少将师长,将来的事更不用多说。」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

冯达飞慢慢开口:

「邓主任,你说我们是同学,说得不错。我正因为是黄埔毕业的,才清楚自己是怎么选择共产党的,那不是一时冲动,是想明白了的。你说我去过苏联,也不错。正因为去过苏联,我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被人骗进来的。」

他平静地看着邓文仪:

「所以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邓文仪沉默片刻,换了语气:

「达飞,你冷静一点。共产党能走到最后?你这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那就让我在火坑里待着。」

邓文仪脸色有些难看了,最后试了一次:

「你难道不想活着出去吗?」

冯达飞低头看了一眼脚上的铁镣,然后抬起头:

「活着出去,是为了什么?」

「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家人——」

「我没有家人可以威胁。」

「你——」

「邓主任,」冯达飞打断他,「今天这顿饭,我吃不了。你回去告诉委员长,我冯达飞的答复,就是没有答复。」

邓文仪的笑容彻底消失了。他盯着冯达飞看了半晌,站起身走向门口,到门口停了一下,回头:

「你想清楚。机会只有这一次。」

冯达飞坐在那里,没有回头。

邓文仪走了。那桌酒菜,没有动过一筷子。



09

邓文仪离开当天,冯达飞被转移到七峰岩监狱。脚镣没有摘,又加了一副手铐。

七峰岩的牢房更小,更暗,墙缝里长着绿苔,地面常年湿的。特务们把他单独关押,不允许和难友说话,不允许看报纸。

顾祝同收到邓文仪的汇报,沉着脸说:

「继续做工作。换人。」

这一次来的特务拿着一张印好的文件,走进牢房,把纸放在冯达飞面前:

「冯司令,这是一份悔过书,请签个字。」

上面写着:「我等受共产党欺骗,误入歧途,现表示悔过,从今以后与共产党脱离一切关系。」

冯达飞看了大约五秒钟,拿起那张纸,当着特务的面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半,扔在地上。

特务愣住了。

冯达飞抬起头:

「你们说我们受骗误入歧途,那你来告诉我,我们新四军是在打日本鬼子,还是在打自己的同胞?」

特务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们按照你们的命令,走你们指定的路线北移,结果你们用重兵把我们围起来打,打死打伤了多少战士。这叫谁误入歧途?」

「你——你胡说!」特务憋红了脸。

「这份悔过书,」冯达飞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纸,「分明就是投降书。我们抗日救国,有什么过可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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