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的攀岩人类学：从岩壁到乡村的对话

孙旭为我打开门，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昏暗的门廊。他走着与TED演讲视频中一样的步态，声音也更低沉，似乎能够充满房间的每个角落。

这个家并不大：二间卧室、一间卫生间、几乎不用的开放式厨房，以及与工作室和书房整合在一起的客厅。床边的飘窗上摆着八九个沉甸甸的文档夹，存放着黎明攀岩社区的田野调查资料，涵盖文化、历史、自然环境、政策和法律等方面。

孙旭是重庆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也是一名资深岩友。他常年奔走于阳朔、白河、黎明的岩壁与村落之间，与不同身份的人交朋友，关心并记录他们的生活。他试图探讨，快速发展的中国攀岩能否与土地、文化和人群建立起更深刻、更负责任的联系。

在学术与攀岩之间，隔着一道多数人难以逾越的墙。对于这看似矛盾的身份，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要学习人类学？他为什么喜欢上攀岩？他为何用人类学的视角研究攀岩？

撰文｜文森

编辑｜赵景宜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我这儿比较随便，你换不换拖鞋都行。”随即，孙旭走进厨房，为我倒了一杯水。来家里采访是孙旭主动提出的，此前我还从未遇到哪位采访对象会主动将见面地点约在自己家中。

孙旭真的很爱看书，进了家门之后没几句，便已经拿出了两本书推荐给我，一本是乔·塔斯克（Joe Tasker）的自传《野蛮竞技场》，另一本是我一直没舍得花钱买的《自由的技艺》，我转头看到他的书柜上还有一整排与登山和攀岩有关的文学书籍，还有从日本等地淘回来的户外杂志。

大飘窗能看到江面的两岸，虽然重庆天气阴沉，但站在房屋中感觉十分敞亮。窗前挂着指力板，屋子的正中央是办公桌，座位对面墙壁上的白板写着训练和工作的备忘录，背对着的墙壁是两大柜子书籍。

几个小时前，我正坐在前往重庆的高铁上，我听着孙旭与老聂的对谈播客，试图从中发现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让这次采访更加丰满，但一个多小时过去，我的列表上仅仅增加了一两个问题。高铁开进山间，我说不清窗外是雾还是霾，能见度逐渐降低，我抵挡不住早起的困意，睡了过去。

在2019年，我刚开始接触攀岩时，就已经看过孙旭关于攀岩的TED演讲。那是我刚刚开始对攀岩走火入魔的时期，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感受始终抓着我的思绪不放。孙旭的攀岩三重身心之论，我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部分还不太理解，但我很认同关于人与自己的论点。

那时我上大三，不住校，每周有两三天的下午只有一节课，我去上课的时候包里几乎不带任何上课有关的物品，只有攀岩鞋和安全带，下课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岩馆，爬四五个小时直到闭馆，随便吃点晚饭，回家睡觉。

那时我还不会顶绳保护，也还没去过自然岩壁，岩时西大望路是北京当时几乎唯一的综合性岩馆，离我家只有不到2公里，我办了年卡，认识了几个朋友。不过攀岩的时候并不总是能约上朋友，约不上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岩馆爬四五个小时。

我的攀岩始终是个人主义的，与他人、社群、环境之间的联系在我的脑海中仅有微弱的存在感。但随着攀岩的年头逐渐增加，我开始意识到，仅与自己交流的攀岩，是局限的攀岩。

这时，孙旭点的外卖送到了，随后他几口就吃完了一份饺子，收拾好了桌面，我们开始进行采访。我原以为这是一次两个小时的常规采访，没想到那天我们围绕着三个问题，聊了接近4个小时。

几乎是在上大学的同一时间，孙旭接触到了攀岩。

那是大一新生的军训，军训的场地旁，是中山大学的校内人工岩壁。每天军训，他们都会经过那面岩壁，他们在附近踢正步，岩壁上却挂着几个蜘蛛侠。

人总是对与自己的经验有极致反差的事物极度好奇，在接触攀岩之前，孙旭是一个在讲求纪律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好在，他在初中遇到了一个特别的语文老师，引导他阅读尼采和叔本华。高中时，孙旭理科成绩优异，他的梦想是发明时间机器，对太空歌剧式的科幻小说近乎痴迷，以至于没人想过他会转去学文科。当他决定要转学文科的时候，从家长到学校，各级都约他谈话，问他是否谈恋爱了。

不过他自己心里清楚，转去学文科并不是自己脑子一热的决定。他对于小说中那些异星的设定、文化、历史的着迷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觉得自己还是想要去学习文化相关的学科，而非自然科学。

©️Tc Chen

攀岩，给了孙旭类似的独特体验。他们在做一些随心所欲的事情、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情，其中一个女生甚至留着光头，穿着随意的运动装，看起来反叛且无所畏惧。此后，这个女孩成为了孙旭的妻子。

最开始，攀岩对于孙旭来说非常困难。他自觉多年运动，自己的运动基础还不错，可第一次攀岩就遭遇了重大挫折，手臂强烈的酸胀、无力，让人难以坚持，他连最简单的线路都完不成。攀岩协会“完成小仰角岩壁”的门槛，孙旭迟迟达不到，他前前后后爬了接近一个月，在同期加入的同学中几乎是最后一个达到门槛的。

但是他又对这项运动极其上头，他在学校几乎每天午饭过后，都会准时出现在岩壁下，有时到场直接开始爬，有时还要等其他同学下了课过来，太阳逐渐西沉时，他吃了晚饭，然后立刻出现在操场上，和探险协会的同学们一起跑步。

在接触攀岩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孙旭都觉得攀岩是完美的个人主义运动，没有绝杀球投不进之后的推诿责任，没有与对手之间的勾心斗角，没有绝对的胜利与失败，没有失败的借口。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他，和岩壁。

可攀岩真的是一项孤独的运动吗？绳索的另一段连接着搭档，抱石垫的周围有保护的伙伴，只有当周围的人们聚在一起，形成同频共振的氛围。

孙旭回忆起几年前在阳朔，他和朋友在白山岩场遇到了在爬辣米粉的谢卫成，这条线路是他爬过的5.14线路里花得时间最长的，断断续续多年也没有爬完，这次趁着状态好，下决心要完成它，而因为工作忙碌，距离他上一次完成5.14级别的线路也已经过去挺久了，他也想要通过完成辣米粉，来确认自己的攀岩水平。

那是一个十一月阳光灿烂的傍晚，阿成此前的攀爬已经可以轻松通过难点，只差一次红点，为了拥有清晰的视野，他需要在日落前开始攀爬。

十一月初的夕阳是闪亮的赤金色，照在白里泛黄的岩壁上，更增添了一分金色。阿成在腰间打好绳结，脱下衣服，开始攀爬。岩壁下的几个人出奇的安静，只有到难点的时候才齐声发出呐喊；他的激情体现在肢体上，从充血肌肉的纹理间迸发。他爬的很沉默，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那一刻，孙旭意识到在这个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并不需要语言，而是通过某种共识和微妙的默契无声地在每个人心中传递。那一刻，没有人在彼此交谈，但每个人的精神都紧紧连接在一起。

攀岩，不是一个人的运动。

在TEDx 演讲中，孙旭说攀岩有“身心三重”，与自己、与他人、与自然。他慢慢觉得那种个人、自由和心流叙事，在持续弱化攀岩的丰富意义，攀岩，也是一个关注外界、关心外界的过程。

在黎明从山谷前往岩壁的路上，能够看到许多不是十分起眼的小石柱，通常靠着一棵树，前面插上三根香，那是祭山神的小石碑。黎明当地的居民为傈僳族，是一个狩猎采集民族，上山的时候祭山神是当地传统，孙旭问起当地人，“有山神是不是不能攀岩？”

“这是山神又不是神山。只是山神不喜欢喧闹，只要你们别喧哗，就可以攀岩。”

如何与土地连接，是人类学的重要命题。孙旭提到了老家甘肃，他很少回去，始终没有好好了解过自己的故乡。爷爷过世后，他想看一看家乡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孙旭在亲戚的带领下走进了家乡附近的寺庙中。寺院的管理者看孙旭四处拍照，神情紧张的看着他，示意他庙内不可以拍照。

但是孙旭不会说家乡话，两人之间语言不通。孙旭连说带比划，告诉对方自己是哪家的儿孙，对方在听闻孙旭爷爷的名字后，却立马一改之前的态度，热情的邀请他进屋坐坐，吃的喝的都摆上了桌。

孙旭的爷爷是皮影戏表演者，在村子里演了30年的皮影戏，也是当地演社火的核心人物。社火，即社与火，是民间祭祀土地与火的仪式。二十世纪初的甘肃依然是一个自然环境十分艰苦的地区，在大旱和大涝之间，没有过渡地带，祈求神明不要降下灾害，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历史。

祭祀仪式不是商业表演，演社火并不会带来财富，可孙旭的爷爷三十年如一日，无论风雨冰霜地推着自行车，带着两大箱皮影去完成社火的仪式，祈求神明对一方土地的保佑，因此获得了当地居民的尊敬。

他凭借这个研究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本科学业。似乎这个事情能够提醒他，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为什么要研究人类学。

攀岩也一样，孙旭和朋友一起设计了“攀岩人类学”的LOGO。图案是即将握住的两只手，一只代表乡村，一只代表攀岩者。这个Logo的原材料是两根辅绳，他说原本应该是一根。那是他成立的“攀岩人类学”小组，专门研究攀岩与在地文化之间的关系。

孙旭在黎明老君山调研

孙旭在白河调研

他将阳朔形容为一个户外运动的迪斯尼乐园，它背靠着阳朔和桂林这个一流的旅游城市，便捷的交通和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大众攀岩提供了便利；将白河形容为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这里有和而不同的各类围绕攀岩发展起来的群体，他们各安其位又相互配合，共同为白河谋划着一片攀岩稳定发展的蓝图；而黎明则是攀岩者与红石街村民的命运共同体。

他通过调研得知，白山前新的厕所方便了不少人，但攀岩者还是会把厕所地面弄得太脏，开车到岩壁下固然方便，但却压坏了村民们的土地；他看到离岩场不远处漓江边的堵头村里伫立着一座已经荒废的电影院，安静地宣告着码头曾经的熙攘和喧闹，这些历史正在被淹没；他看见白河的平衡脆弱而微妙，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新居民为白河构建了一个攀岩生态。

从白河回程的时候，他在德来的家门口看到了照片墙，那里记载着白河攀岩的历史，而德来是这历史的见证者。他第一次感受到德来像讲自己的家人一样介绍岩友们的情况，谁家买车、谁家搬走了、谁家女儿现在要读书来的少了，那是攀岩者与乡村和谐共生的最好例证。

在孙旭的眼中，攀岩者一直在接受乡村的善意和馈赠，攀岩者们也应该回馈些什么，不仅仅是以经济来衡量，而是多一些关心。

黎明村，是孙旭以人类学视角研究攀岩社区的第一个课题。

在我造访他的这段时间，黎明正在经历着曾经白河的动荡——黎明老君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根据地质保护的整改要求，拆除了许多线路上的挂片，这使得对于大部分攀岩者来说，这些线路永远地消失了。这在攀岩者间引发了许多讨论，就在见面的当天早上，孙旭与黎明当地的人通了很久的电话，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试着帮助黎明度过危机。

©️Tc Chen

对于孙旭来说，黎明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与妻子有关。他如此描述妻子Keledoll（简称K）：古灵精怪。家中有一道十分粗犷的断墙，就在书柜的侧面，断墙保留着被外力折断后的粗糙断面，边缘还有墙皮脱落的痕迹，但如此原始粗犷的一个角落却与这间富含文化气息的房间完美融合，他说这就是他妻子的作品。

K和孙旭是大学校友，因攀岩结缘，K学的是心理学，在15年曾参与创办了一家心理学科普和教育公司。然而，创业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要处理创业本身的压力，另一方面定位心理健康轻科普的团队，却隔三差五要面对各种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客户的需求。

这让K的心理负担也日益增加。在这段时间，孙旭坦然，经常都会接到妻子的长途电话，表达了无法排解的压力和情绪。与此同时，孙旭也遇到了一些生活中重大的变故，两人状态都不算太好，于是孙旭决定计划一次攀岩旅行，去云南一起散散心。

那是一次公路与攀岩的旅行，他们一路从昆明到丽江再到黎明，走到哪里爬到哪里。同行的几个朋友都或多或少面临着生活的不如意，攀岩成为了他们寻找自我救赎的途径。他们白天攀岩，晚上就坐在一起烤火，讨论人生的挫折与攀岩之间的关系。

黎明有一条线路叫做灵魂觉醒，他们两人去完成了那条线路，K一边哭一边爬：“怎么这么痛，我的手、我的脚都好痛，怎么这么难！”，伴着哭喊，却也爬到了顶。 这个充满疼痛感的攀爬经历，竟让她从负面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了。在此之后，她决定暂停她的事业，把生活重心转移到重庆，和孙旭共同孕育了新生命，她的精神状态也日益好转。

孙旭在学校里教两类课程，一类是人类学的，另一类是文学的。他家在重庆大学的旁边，中间隔着一条僻静的小路，走在小路上，就能看到重庆大学的招牌顶在最高的建筑上。

出校门的路上，经过学校的体育场时，孙旭踩了一脚刹车，指着体育场外围的几扇落满灰尘的窗户，说那就是他以前经营的岩馆。他说仔细看还能看到攀岩馆招牌留下的字印，但我盯着看了半天，实在是没看出来。

这间岩馆是孙旭接手经营的，是一家非常小、非常Old School的抱石馆，岩馆内还有一个小酒吧，十几年前在重庆只有很少的攀岩爱好者，大都聚集在这里，孙旭初到重庆，借着岩与酒融入了这个地方。

如今，他在尝试融入更多的地方。黎明的研究仍然在推进，同步推进的还有阳朔和白河的研究。

研究攀岩，使得孙旭很少有时间去攀岩。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这些地方进行实地调研，短则三四天，长则数星期。然而这些日子里他整日奔波于实地观察、参与活动和访谈，时间非常紧迫，可谓三过岩壁而不爬。

全家人一起野外抱石

今天的攀岩处在一个大发展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封闭的时代。参与这项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但面临的阻力也前所未有的大。如今的攀岩文化高度竞技化，攀岩曾经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对自身与他人、与自然的深度体认和思考，正在逐渐消失，他不希望以后的攀岩者去自然中攀岩，是在与乡村居民的疏离和冷淡中进行的。

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总结白河、阳朔、黎明这些社区发展的经验，并且能够为其它地方的攀岩社区发展提供参考：如何与村民相处、如何与政府相处、如何与自然相处。而不是像那个懵懂的少年一样，永远个人主义地进行孤独的攀登。

2025年，他和妻子在多年后又一同去了黎明，又去爬了灵魂觉醒，K依旧一边喊痛一边挣扎着继续攀爬，但她落地之后，没有哭，很平淡，甚至有点乐呵呵的。

她说“我以为隔了这么久，这个线路就不难了，上去才发现，原来线路依旧困难，但是我已经变了。”

哪一刻

让你爱上了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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