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深夜的拉各斯，哪怕是凌晨两点，空气依然像一块吸满了热水的海绵，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坐在五百平米别墅二楼的露台上，手里夹着一根早已熄灭的烟，听着楼下隐隐传来的争吵声。那是我的大老婆阿米娜和二老婆恩内卡，又在为孩子上私立学校的费用较劲，而我的三老婆格蕾丝，此刻正坐在我身后的书房里，用流利的英语对着电脑核算上个月餐馆的利润。
“林，上个月中餐厅的净利润折合人民币大概有二十八万，但食材采购成本超标了，你需要介入一下。”格蕾丝清脆的声音穿透了玻璃门。
我木然地点了点头，没有回头。
我叫林晨，今年四十五岁。如果在国内，我大概是一个每天为了房贷车贷发愁，在早高峰的地铁里被挤得双脚悬空的中年社畜。但在这里，在距离中国一万多公里外的非洲尼日利亚，我是当地最大的华人高档餐厅的老板。我年入数百万，出入有配枪的保安和防弹越野车，按当地习俗合法娶了三个非洲妻子，生了七个肤色深浅不一的孩子。
在许多国内老乡的眼里，我是妥妥的人生赢家，是他们在酒桌上吹嘘的“非洲之王”。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虽然拥有了一切，但我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几乎要把我逼疯的焦虑之中。
故事，还得从十五年前说起。
那时候我三十岁，在国内做建材生意破产，背了将近八十万的债务。债主天天堵门，父母急得白了头发，妻子留下离婚协议书带着女儿回了娘家。我拿着仅剩的两万块钱，像一条丧家之犬，听信了一个远房表哥的话，买了一张飞往非洲大陆的单程机票。
刚到拉各斯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那是一个喧嚣、混乱、充斥着刺鼻香料味和柴油发动机轰鸣声的城市。我不会说英语，更不懂当地土语，白天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在华商聚集的市场里摆地摊卖小商品，晚上就睡在用铁皮搭成的棚户区里。这里没有国内的安全感，停电是家常便饭，疟疾、伤寒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揣着几个硬邦邦的面包，顶着尚未褪去的燥热赶往市场。摊位狭小，被挤在两排破旧的棚屋之间，来往的人摩肩接踵，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混着劣质香水和汗水的味道，呛得人喘不过气。因为语言不通，我只能靠手势比划，遇到难缠的当地人，被刁难、被压价是常事，有时忙活一整天，卖出去的东西还不够抵当天的饭钱。
真正改变我命运的，是那场差点要了我命的疟疾。
来这里的第二年雨季，我病倒了。连续三天的高烧让我浑身打摆子，骨头缝里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咬。我躺在发霉的床垫上，连一杯水都倒不到，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可能要死在这个连名字都叫不准的异国他乡了。
救了我的是阿米娜。她是我当时常去买菜的菜市场里的一个当地女孩，平时我总会多给她一点零钱。那天她看我没出摊，便寻到了我的铁皮房。发现我高烧昏迷后，那个瘦弱的黑人女孩用手推车把我推到了五公里外的诊所，垫付了她攒了半个月的买卖钱，又整整在床前守了我四天四夜。她用当地的草药熬汤给我擦身，用生硬的英语不断呼唤我的名字：“Lin，don't sleep，wake up。（别睡，醒醒）”
那是我在非洲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温度。病好之后，为了生存，也为了报答，我盘下了一个破旧的门面，决定发挥我早年学过的厨师手艺，开一家面向华人和当地小老板的中餐馆，阿米娜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帮手。
我们一起去凌晨的鱼市进货，一起在厨房里被油烟熏得流眼泪。餐馆从两张桌子做到了十张桌子，我也在当地穆斯林长老的见证下，正式迎娶了阿米娜。那一刻，我是真心实意的。她不嫌弃我一无所有，我自然要给她一个家。
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基建项目越来越多，我的餐馆迎来了爆炸式的发展。我开始做高端餐饮，接待国内来的考察团、工程承包商，以及当地的政要和富商。但生意做大了，麻烦也随之而来。在非洲做大生意，没有当地势力的保护是寸步难行的。我的餐厅曾接连遭遇过地痞的勒索、卫生部门的无理罚款，甚至有一次连仓库都被人搬空了。
这时候，恩内卡出现了。
她是当地一个部落酋长兼大地主的女儿，体态丰腴，性格泼辣。她的家族在拉各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通过中间人的介绍，我们达成了一场心照不宣的联姻。为了餐厅能在那片土地上真正扎根，在阿米娜的默许下（在当地一夫多妻很常见），我娶了恩内卡做二老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