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单霁翔讲述不为人知的“申遗”故事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强调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明年将是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包括长城与故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40周年。为什么要申遗？文化遗产保护与文物保护有什么区别？如何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日前，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在同济大学围绕上述问题作了专题讲座。

2025年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40周年，而2027年将是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包括长城与故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40周年。今天，我想围绕40年来我们如何将国际文化遗产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通过文化遗产保护探寻中华文脉、建立文化自信，与大家交流几点心得体会。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是全人类共同财富

世界遗产运动的形成时间其实并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开始关注本国领土上那些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当这些遗产受到威胁时，各国甚至会举全国之力加以保护；遇到不可抗拒的情况时，还会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

在这里，我举一个生动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埃及为解决生存问题，决定与邻国合作修建大型水坝——阿斯旺水坝。然而，水坝的建设将导致历史悠久的努比亚遗址被淹没。由于当时埃及政府无力应对这一问题，便向国际社会求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任总干事对此极为重视，认为应动员国际社会共同参与拯救行动。最终，共有50多个国家响应，其中30多个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将石刻建筑逐一编号、解体，再搬运至地势更高的位置重新组装。由此，阿布辛贝神庙与菲莱神庙得以重建，阿斯旺水坝也顺利建成，此后为埃及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类似国际行动诞生了一个重要理念：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并非某一国家或民族所独有，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很快达成共识，1972年著名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应运而生。加入公约的国家需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我国于1985年加入该公约，当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已拥有多处世界遗产，而我国不仅数量为零，申报工作也缺乏经验。两年后，中国迎来首批世界遗产，共六项——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和泰山。尽管仅有六项，但现在回忆起来，这对我国传统文物保护理念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什么是文物？什么是文化遗产？以长城为例，每个中国人都知道，长城是我国古代建造在地球上的一项伟大工程。然而，过去是如何保护长城的呢？往往选择一些点段进行保护。比如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将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八达岭等点段列为保护对象。此后的第二批、第三批，也都延续了选择点段的保护方式，始终没有将整个长城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遗产来保护。在申报世界遗产时，我们了解到世界遗产强调完整性，于是仅以“长城”二字申报并获得成功，这实际上将我国跨越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历朝历代长城都纳入了保护范围。

再比如泰山，过去文物部门的保护对象主要是那些古建筑和摩崖石刻。在申报世界遗产时，出于对遗产完整性、永续保护与利用的重视，人们意识到这些摩崖石刻与背后的山体密不可分，石刻上的内容也与整个泰山文化、泰山精神紧密相连。于是中国政府在申报项目时，直接以“泰山”为名，将整座山脉纳入申报范围，这在国际社会是从来没有的。泰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彻底改变了世界遗产的格局。此前世界遗产仅有两类，要么是文化遗产，要么是自然遗产；而泰山的加入催生了第三类——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专门保护人与自然共同塑造的文化景观，这对我国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此后，我们按照相关规定，每年都积极申报。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成功申遗。2005年是澳门历史城区，2006年为河南殷墟，2007年是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2008年为福建土楼，2009年是山西五台山，2010年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2011年是西湖文化景观，2012年为内蒙古元上都遗址，2013年是哈尼梯田。2014年堪称“大丰收”，竟有两项大型活态遗产同时申遗成功——一项是大运河，另一项是丝绸之路。为何这一年能有两项成功？原因在于丝绸之路为跨国申报项目，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而我国使用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申报名额。这一经验至今仍在沿用：例如北京白塔寺申报时，便与尼泊尔一处古迹联合，使用尼泊尔的名额；又如白鹤梁题刻申报，也与埃及的一项水下工程联合申报。

总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文物能够入选世界遗产。2015年是湖南、湖北、贵州的土司遗址，2016年是广西的花山岩画，2017年是厦门的鼓浪屿。申遗连续14年不间断获得成功，这在世界遗产史上是没有的。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当时我们与意大利并列，均为55项，不过意大利国土面积较小，一处葡萄园、一座教堂都能成为世界遗产。但中国呢？我们有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无论是在体量、价值还是责任上，都远胜于意大利。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实际工作者而言，“最多”不重要，重要的是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脉，守护好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文物保护理念向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转变

在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我们对文物保护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我们认识到，文物保护理念正切实地向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转变。什么是文物保护？什么是文化遗产保护？两者有何区别？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今逐渐明晰起来。

过去文物部门保护的多是静态对象，如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则强调，还需保护那些活态的遗产，保留其发展脉络与演进过程。如今，历史街区、江南水乡、民族村寨、传统村落等大量活态遗产都被纳入保护范畴。

过去的文物保护仅聚焦于古代及历朝历代的遗产，对近现代遗产则不予涉及。近现代遗产申报设有年限限制，未达到一定年限便无法申报。然而，文化遗产的历史链条是不容断裂的。因此，我们如今需着力保护20世纪遗产，中国建筑学会与中国文物学会正携手加强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工作，将过去百年间人们的创造与历程留存下来。

过去文物保护多聚焦于单一建筑或建筑群，后来逐渐扩展至历史街区、历史城市，实现了从点到面的延伸。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进一步启示我们，还需重视那些承载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与人类迁徙功能的廊道——即线性遗产。因此，如今我们开始关注茶马古道、万里茶道、中东铁路，也正是基于此，有了大运河与丝绸之路的申遗。

过去文物保护的目光往往聚焦于那些气势恢宏的宫殿、寺庙等历史性纪念建筑。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告诉我们，还需保护普通人生活生产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乡土建筑、传统民居，以及工业老字号等工业遗产。这些老字号遗产虽看似普通，却寄托着人们的乡愁。

过去的文物保护仅负责物质要素的保护，而文化遗产保护则需兼顾非物质要素。物质与非物质要素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互为表里，但在管理层面却长期存在割裂。过去我们虽也想保护非物质要素，但有不少专家认为，物质要素尚未保护好，就不必考虑非物质要素，甚至主张放弃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实际上，二者本就不应割裂。如今，羌族的羌笛、黎族的黎锦和耕作技术、傣族的泼水节、汉族的春节习俗，以及茶文化等，都已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由此可见，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相比过去更为广博和深刻。

在这里，我想谈一件往事。就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第二年，我在山西壶口参加了大河文明旅游论坛。演讲前，几位嘉宾先进行了致辞。其中一位是来自某文明古国的驻华大使，他在致辞时颇为自豪地说，他们国家拥有五千多年文明，比中国早了两千多年。过去在不少国际场合和会议中，总有人有意无意地声称中国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文明只有三千年，根本谈不上五千年文明。为解决这一问题，进入21世纪后，国家专门向社科部门和文物部门下达了两项重大科研专项任务，一项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另一项是“指南针计划”。

“指南针计划”的全称是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其下两个课题均旨在解决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问题。每个课题都汇集了上百个研究机构、上千名研究人员，历经14年，从辽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如满天星斗般铺开研究，不仅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真实性，更发现其中许多文明成果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甚至九千年前，而我们的稻作农业更是已被实证有着上万年的历史。

那么，为何外界之前常称中华文明仅有三千年的实证历史？这是因为他们遵循的是西方制定的规则与语境来定义“文明”——依据西方自身的历史与气候环境条件，只有具备青铜器、文字和城市才能被称为文明。可我们的玉器不算吗？我们的水利工程不算吗？我们的农业发展不算吗？显然，中华文明是由极其丰富的多方面创造成果构成的，这才是我们对“进入文明”的定义。

我们有时会发现，一些重要的故事还没有被充分讲述。比如2023年，我国的茶文化首次成功申报世界遗产——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我国植物类项目首次申遗成功。大家都知道，世界三大饮料中，葡萄酒和咖啡都已有多个项目入选世界遗产，而对世界格局影响最大的茶文化，此前却一直未能跻身其中。事实上，全球有30多亿人喝茶，喝咖啡的仅有10亿人。可见，茶的真正价值与影响力，还需要我们用更好的故事去传递。

2023年普洱茶成功申报世界遗产，让我们找到了延续中华文脉的另一条路径。2024年，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副标题格外醒目——“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在我看来，北京中轴线不仅是国际城市中规模最大的城市轴线，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轴线，是对城市格局影响最深刻的轴线，它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凝练出的精华。

中轴线上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毛泽东主席曾在这里宣布新中国成立，众多重大盛典与群众活动也在此展开。每天清晨，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在中轴线上升起，这些都彰显出中轴线与天安门广场的非凡意义。因此，在讨论相关项目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率先发言，一致认为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绝不能脱离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地标，更是全人类的骄傲”。最终，包含天安门广场在内的中轴线整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无疑是我们探寻中华文脉、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绝佳范例。

“世界最大的四合院”

最后，我想来说说故宫博物院。作为中轴线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建筑群，故宫博物院可谓举世闻名。我于2012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深知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全球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宝库，更是全世界观众来访量最高的博物馆，拥有诸多“世界之最”。

我自小生活在传统民居中，住的是能“接地气、望星空”的院落建筑，没想到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竟是到这座“世界最大的四合院”里“看门”，心中满是骄傲。然而没过几天，我的情绪便低落下来——跟着观众走了几趟后我发现，那些“世界之最”都只是停留在口头的介绍，人们根本无法真正感受到它们的分量。

你说你的馆舍宏大，可大部分区域都竖着“非开放区”的牌子，观众根本进不去；你说你是世界上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宝库，可99%的文物都锁在库房里，展出的还不到1%；你说你的观众最多，故宫确实从不缺观众，但很多观众当时只能跟着导游的小旗子目不转睛地往前走，导游不会根据每个人的文化需求讲解，每天都按一个套路说同样的话，这一套讲完导游也累了，只给东边的钟表馆、珍宝馆留50分钟时间，还叮嘱“御花园集合，不要迟到”。到御花园集合后，大家只有25分钟时间去洗手间、买东西，然后就出去吃饭。这不过是不到两个小时的“到此一游”罢了。

当时望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我们不缺资源，缺的是人文关怀，缺的是文化责任。所以我们下决心开展为期三年的环境大整治，在消除一切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向公众开放室内室外内容。

2014年，故宫的开放面积首次突破50%，达到了52%。2015年开放面积达到65%，2016年提升至76%，年增长率超过十个百分点。截至2018年底，故宫开放面积突破80%。许多曾是非开放区域、挂着“观众止步”牌子的地方，如今已成为新的展区、展馆和展场。

在整治之初，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要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紫禁城由明代永乐皇帝于1420年主持修建，2020年是它的600岁诞辰。我们希望到那时人们走进故宫博物院时，眼中所见唯有壮美的古建筑群。

我们没有食言，我们做到了。

我们开放了城门与角楼，开放了神武门，开放了端门，修缮了故宫最年轻的建筑——宝蕴楼，创办了大型家具馆，打开书版库房、陶瓷库房、古建筑构件库房、车马轿舆库房，让更多沉睡的文物得到修缮，与观众见面。文物越是展示，反而越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因为只有将它们修复到光彩照人的健康状态，才敢放心展示。

我们还有一个心愿，希望大家能把故宫文化带回家。过去，我们研发文化产品时，总是把最引以为傲的书画、瓷器进行复制，这些产品价格不菲，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不大，因此很少被接受。后来我们意识到，应该深入研究人们的生活需求，深挖自身资源，将故宫的文化资源与大众生活对接，从而研发出更贴合生活的文化创意产品。

截至2018年底，我们已研发出11900种文创产品，占据了当时全国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的半壁江山，也带动了全国博物馆纷纷投身文创产品研发。后来，我们又提出了新的发展口号：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更加注重环保理念、儿童使用安全以及产品品质。

我们有一幅画，大家可能知道，叫《千里江山图》。十年前，你一定不知道这幅画，我也不知道这幅画——因为它此前从未公开展示过。这幅画已历经千年，却依旧“寿千年”。不过，我们为它做了“体检”后，发现它状态很好，石青、石绿的色彩依然鲜艳。经过加固处理，我们决定策划一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把这幅画完整地、全面地展示出来。展览开放后，经媒体报道，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蜂拥而至，从早到晚争先恐后地前来观赏。我们还研发了上百种与《千里江山图》相关的文创产品，比如传统的拓片、高仿复制品、丝绸制品、日历、邮票、茶具、便携茶具、小扇子、茶杯垫、鼠标垫、笔记本；还有孩子们喜欢的小手表、纸胶带、收纳罐、书签。我们甚至制作了团扇，其中一款亲民的小团扇，一个夏天就卖出了5万把。那段时间去故宫参观，手里要是没拿一把小团扇，都觉得不好意思。

两三年间，《千里江山图》的元素走进了千家万户，影响力不断扩大——人们用它装点工作环境，作为展览背景、室外活动的布置元素。于是，《千里江山图》走进了交响乐，走进了沉浸式互动体验艺术展，走进了舞蹈，也走进了春晚。一件曾被束之高阁的文物，经挖掘与展示，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享受。

如今，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中外观众走进故宫博物院，我相信他们定会感受到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在今天得到了如此有尊严、如此壮美的保护。他们会为我们中国、为我们中国人民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付出的积极努力和作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而感动。

以上是我分享的一些个人体会。我想表达的核心，是我们如何正确理解中华文脉，挖掘文化遗产资源，讲好中国故事。过去业内业外常争论，文化遗产究竟是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经过大量实践，我们终于明白：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若仅强调保护，甚至过度保护——把古建筑修好了锁起来，把文物藏在库房里，这并非真正的保护；若过分强调利用，过度开发则会导致文化遗产损毁甚至灭失。那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传承。让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由我们的双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时代，完好健康地保存下来，传递给子孙后代——这才是我们日常工作的真正意义。

（实习生谢泽圻参与本文整理）

【思想者小传】

单霁翔，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作者照片由同济大学提供）

原标题：《思想者｜单霁翔：文化的力量，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本文作者：单霁翔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雍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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