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念 | 清明，致敬当代中国法学十贤！

清明，山河静默。在这个追思怀远的时节，法学法律圈远去的先贤&逝者的背影总会在不经意间浮上心头。他们曾以生命的热度温暖法治的长夜，人虽已远去，却将精神的根脉深深扎进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他们或以学者的严谨构筑规则的殿堂，或以律师的担当守护权利的底线，或以法官的公正点燃正义的灯火。八位贤者，八种人生，共同熔铸成中国法治建设的精神坐标。我们回望他们留下的足迹，不仅是在缅怀一段段逝去的生命，更是在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与方向。

1. 江平先生（1930.12-2-23.12）

“中国法学的良心”江平先生离开我们已两年有余，但那句"只向真理低头"的铮铮誓言，至今仍在法学殿堂回响。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民商法学界的泰斗，他被誉为"中国民法教父"，这个称谓背后是从《民法通则》到《民法典》数十年的躬身耕耘。九十四载人生，他亲历了中国民事立法从荒芜到体系化的全过程，见证了几代法律人的成长。在那个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年代，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突破禁区，为私权正名，为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鼓与呼。他的低头，是对真理的敬畏；他的不低头，是对权力的傲骨。江平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知识分子的风骨，何为法律人的良知。当他最终闭上双眼，留给这个世界的不仅是一部部厚重的法学著作，更是一种不向谬误妥协、只为正义弯腰的精神图腾。

2. 王名扬先生（1916.10-2008.11）

在行政法学的疆域里，王名扬先生是那个执灯的人。2008年深秋，九十二岁的他在北京安然辞世，带走了新中国行政法学奠基人的荣光，却留下了《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的皇皇三部曲。早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的他，负笈法兰西，将西方行政法的精髓系统引入中国。在那个行政权尚缺乏有效约束的年代，他的著作如空谷足音，告诉世人权力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公民的权利应当得到程序的保障。他构建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成为后来者无法绕过的学术高峰。王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用最纯粹的学术态度，为中国行政法治的起步铺就了第一块理论基石。他的离去，是一个时代的谢幕，但他点燃的行政法启蒙之火，早已燎原。

3. 潘汉典先生（1920.12-2019.10）

潘汉典先生的书房里，常年摆放着六种语言的词典。2019年，这位九十八岁的比较法学奠基人在北京驾鹤西去，留下的是跨越语言藩篱的法学智慧。1948年东吴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毕业后，他精通英、法、日、德、俄、意六门外语，这在当代中国法学界堪称奇迹。他用二十七年时间打磨《君主论》的译本，字字珠玑，成为翻译史上的经典；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在审校译著《权利斗争论》，七十余年的学术积累在2019年秋天最终定格。比较法学的精髓在于开放与包容，潘先生以 linguist（语言学家）的敏锐和法学家的深邃，搭建起中西法律文明对话的桥梁。他获得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背后，是一个学者对知识近乎虔诚的热爱，是在书斋里默默耕耘的一生。

4.周枏先生（1908-2004）

周枏先生被称为"罗马法的活字典"，这个称号里藏着太多惊心动魄的故事。2004年，九十六岁的他在上海辞世，按照遗愿将遗体捐献给红十字会，藏书赠予高校，以最彻底的方式完成了对社会的最后馈赠。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他成为1949年前获得该校博士学位的五位中国人之一。然而比起这些学术光环，更让人动容的是他在艰难岁月里的坚守——冒着生命危险将罗马法讲义藏在麻袋中，守护着学术的火种。正是这些劫后余生的资料，成就了后来的《罗马法原论》。八十九岁高龄时，他无偿参与《英美法词典》校订工作五年，不计报酬，不问寒暑。罗马法精神中的理性与正义，早已化作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他身后依然滋养着中国民法的理论与实践土壤。

5. 李步云先生（1933-2026）

李步云先生是2026年初刚刚离我们而去的法治老人。2026年1月，九十二岁的他在北京辞世，带走了"法治三老"之一的光芒。1979年，当思想解放的春风吹过中国大地，他是那个"敢开第一腔"的人，首倡"依法治国"方针，提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率先打破法学界的思想禁区。他参与和见证了"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的伟大时刻，这些如今看来理所当然的原则，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理论突破。他自定的人生原则是："真话不一定多说，但绝不说假话。"在那个说假话需要勇气、说真话需要胆识的年代，这份承诺重若千钧。李步云用一生证明，法学不仅是书斋里的学问，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法律人不仅要有精湛的专业，更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

6. 张思之先生（1927-2022）

张思之先生被誉为"中国律师的良心"，这个评价对于一个执业律师而言，是至高无上的荣誉。2022年，九十五岁的他在北京告别了这个他为之辩护了一生的世界。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他的人生几经沉浮，从巅峰到谷底，从沉默到 resurgence（复兴），唯一不变的是对法治的信仰。他常说："律师要有胆识，要有担当，要敢于为弱者说话。"在那个律师制度一度中断的年代，他守住了这个职业最后的尊严；在法治重建的岁月里，他为无数弱势个体据理力争，哪怕面对强大的公权力也从未退缩。张思之让世人明白，律师不仅是当事人的代理人，更是法治秩序的维护者，是防止权力滥用的一道屏障。他的法庭辩护不仅是个案的抗争，更是对法治精神的生动诠释。

7.巫昌祯先生（1929-2020）

巫昌祯先生是2020年春天离开的，享年九十一岁。这位与薛梅卿等并肩的"法大四大才女"之一，用一生诠释了婚姻法学的温度与深度。生于江苏句容旧式家庭的她，因目睹母亲作为妾室的命运，立下了以法律守护女性权益的宏愿。从朝阳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毕业后她扎根中国政法大学，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她不仅是讲台上的名师，更是立法现场的亲历者——两次参与《婚姻法》修改，担任《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副组长，晚年更以二十年光阴推动《反家庭暴力法》问世，让"家庭暴力"这个曾经陌生的概念写入法律，为无数弱势群体筑起权利的屏障。1980年代，她创办专攻公益诉讼的第八律师事务所，开中国公益诉讼之先河，亲自为遭受虐待的妇女代理案件。她说："我是一名服务员，一半心血给学生和书，另一半给社会和妇女。"这种将学术与行动、理性与悲悯融为一体的生命姿态，是中国法学最珍贵的品格。

8. 薛梅卿先生（1930-2021）

薛梅卿先生是2021年寒冬离开的，享年九十岁。这位与巫昌祯并称"法大四大才女"的学者，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瘦梅傲霜雪，清高留自洁"。从福州大学历史系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历史的阴差阳错让她从外国法制史转向中国法制史，最终在新中国监狱史学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1986年，她主编的《中国监狱史》出版，填补了狱政学、法学、史学的空白，被誉为"新中国监狱史学奠基人"。此后，《宋刑统研究》《庚辛提牢笔记点注》等著作相继问世，从宋代法典到清末狱政，从中央监狱到地方狱政，她以一己之力构建起中国监狱史研究的学术框架。她筹组了中国第一个劳改法学会，创建了唯一的监狱史学研究中心，却从未追求个人名利。临终前她嘱咐不设灵堂、不举仪式，如同一枝傲雪的瘦梅，在完成了对法学大地的装点之后，悄然零落于寒冬，只留下那二十字的自勉诗，继续激励着后来的学人。

9. 方流芳先生（1952-2024）

方流芳先生是在江平先生离去后不到一个月，于2024年初在江苏无锡辞世的。享年七十一岁的他，走完了从学中医到法学家的跨界人生，也带走了中国政法大学两代民商法人之间的承继薪火。早年负笈南京中医学院的他，在1984年毅然弃医从法，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师从佟柔教授研习民法，后留校任教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种从生命救治到制度建构的转向，似乎预示着他此后为市场经济法治奠基的学术使命。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和中欧法学院的首任院长，他不仅是法学教育的组织者，更是躬身立法的实践者——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司法》起草小组成员，他直接参与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多部市场经济基本法律的起草与修订，用笔墨而非手术刀，刻画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基因。他的《公司词义考》等著作，以语词考古的方式探究制度变迁，被学界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方先生一生淡泊，临终遗愿"不设灵堂，不举仪式，不留骨灰"，以最决绝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仿佛一位完成使命的匠人，在拂晓时分悄然隐入江南的烟雨，只留下那些镌刻在法律条文中的文字，继续规制着千万市场主体的悲欢离合。

10. 杨鹤皋先生（1927-2026）

杨鹤皋先生是2026年辞世的一位世纪学者。2026年1月1日，九十九岁的他在北京告别了他为之钻研了近七十载的法学世界。作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他的人生跨越了革命年代与法治建设两个时期——早年曾是长沙地下组织的青年骨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护校护厂而奔走；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后随院系调整成为北京政法学院首届学子。然而命运多舛，1957年的风浪让他在图书馆度过了二十二年的沉默岁月，却也让他得以在青灯古卷间遍览典籍，为日后的学术爆发积蓄了力量。1979年学科重建之际，他单枪匹马撰写讲稿，创建了中国政法大学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并主持设立了全国第一个该专业硕士点。从《先秦法律思想史》到卷帙浩繁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他以科学的方法论梳理三千年法律思想脉络，用"论从史出"的严谨考据，让古人的政治智慧照进现代法治的现实。这位从印刷厂学徒成长起来的法学大家，用最朴素的勤勉告诉后人：真正的学问，是在漫长孤寂中一寸寸凿出的矿脉。

当代法学十贤，是十座丰碑。江平的风骨、王名扬的严谨、潘汉典的博学、周枏的坚守、巫昌祯的悲悯、薛梅卿的孤洁、方流芳的犀利、李步云的勇气、杨鹤皋的勤勉、张思之的担当，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律人群体的精神谱系。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清明追思，不是为了沉溺于悲伤，而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当我们翻开案卷、走进法庭、执笔为文时，应当记得这些法学先行者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们，期待着我们以同样的虔诚守护法治，以同样的勇气捍卫正义。星光不灭，薪火相传，这大概就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也是对未来最郑重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