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是美国间谍，潜伏中国数年，最终栽在宋丹丹前公公手中

间谍为了获取情报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通过精心的乔装打扮，悄无声息的分布在各个领域中，可谓是防不胜防。

在中国的历史中，别国安插在中国的间谍不计其数，只要能获取有关中方的机密情报，使用的手段层出不穷。

随着我国打击间谍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强，近些年间国家安全部门破获多起间谍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能够顺利将间谍捉拿归案，也离不开群众的帮助。

曾经真实身份为美国海军间谍的清华教授，在中国蛰伏多年，就是在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才及时止损。

或许说起他的名字外界众人并不熟悉，不过作为宋丹丹的前公公或许能让人有所印象。

偏偏就在这一年，一对美国年轻夫妇坐着大船到了中国。男的叫李克，女的叫李又安。这两人明面上是靠着助学金来钻研汉语的“洋书生”，可李克的底细没那么单纯——二战期间，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部门做过日语翻译，受过专业情报训练。

这两口子来华后的步点踩得挺有意思：起初待在燕大，没多久就挪窝到了清华，摇身一变成了英语讲师。

那会儿的清华可是顶尖聪明人扎堆的地方，想摸清一个新政权的脉搏，查报纸哪有直接找这些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聊天管用？他们披着老师的外皮，拿着比本国教授高出数倍的薪水，还弄到了一层绝佳的社交壳子。

讲课挺逗，私底下还搞“沙龙”，拉着师生聊国际大事。在那个人心浮动的当口，这种透着美式自由范儿的小派对，对年轻人吸引力不小。

可说到底，这其实是变相的“撒网钓鱼”——挖人墙角，偷摸打听消息，顺带着在这些尖子生里头培养点儿亲美力量。那会儿英若诚口语溜，人又爱动弹，顺理成章地成了那儿常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降至冰点。李克夫妇担心出事，申请回国，但没被批准。李克心里窝火。一次上课，他和学生吵了起来，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的信仰是虚无缥缈的，是没有前途的，是看不到光明的。”

这话一出口，满座皆惊。事后李克解释说是一时气话，可有人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就是英若诚。他很快把自己的猜想报告了校方，校方表扬他警惕性高，但仅凭一面之词不能下结论。又过了几天，事情有了变化。

一天，英若诚家里来了位“朋友”。对方开门见山：国家安全部门观察李克夫妇已有一段时间，怀疑他们是美国间谍，但目前掌握的信息太少。李克夫妇对学校以外的陌生人有很高警惕性，工作人员很难靠近。他们希望英若诚能利用师生关系，配合搜集证据。

英若诚没打磕巴就答应了。骨子里那份家国责任感告诉他，这活儿不单是帮公安抓坏人，这是在守卫清华，守卫一个刚直起腰杆的国家。

英若诚把那份表演潜质发挥了出来。他三天两头往李克家里钻，装出一副对大洋彼岸无限向往的模样，甚至演出了点儿对新环境“水土不服”的牢骚。这出戏演得真，李克夫妇真觉得他被收买了，聊天时也越来越没遮拦。

英若诚参加聚会的次数越多，听到的反动言论就越多。他假装感兴趣，主动抛出话题让李克夫妇回答，结果不出所料，两人大肆宣扬美国，说了不少不利于团结的话。

1951年7月，抓捕行动来了。当执法人员在李克的家里搜出实锤证据时，这对自命清高的“学者”当场哑火。在英若诚当面对质后，李克只得认栽，承认自己是听美国海军情报部门使唤，专门来偷情报、搞内部破坏的。

1955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李克被判六年，李又安被判四年半。但接下来的走势，才真正体现了另一层深意。

在服刑期间，咱们没光把他们关着，而是让他们去瞅瞅中国老百姓怎么干活，听听狱友讲这个国家的发展。这后头的路数不是光为了罚他们，而是为了“变人心”。

李克一开始还跟狱友争辩，说“美国工人都没住贫民窟”。但后来他感受到了变化——中国人实实在在在变好。一个叫小杨的女犯说：“过去中国只有上海才有高楼，现在北京就要有好些高大的建筑物了。”

李又安说起纽约的摩天大厦，在场的妇女没有一个人向往，反而充满信心：“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赶上去的。”

这种转化出了奇效。1955年，李克夫妇被提前释放并驱逐出境。回国后，按常理，作为“阶下囚”肯定得大肆控诉。可这两人表现得相当收敛。

1957年，他们合写了一本书叫《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在那里头不仅认了罪，还写了不少对中国人的观察，反省了在冷战思维下的错误。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中国很宽容。”

英若诚的那几年“潜伏”岁月，让他把人性、伪装还有那些弯弯绕的社会心理摸了个透。这些感悟，后来全反哺到了他的演艺生涯里。要不然，他在《茶馆》里演那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刘麻子”怎么能那么传神？

这个家族的故事还在往下传，可到了儿子英达这一辈，却多了些尴尬的插曲。2017年，英达因为在美国将46.44万美元分50次存入银行，每笔低于1万美元以规避申报，涉嫌逃避现金申报罪，被罚款17.6万美元。

跟他老爷子当年在清华园里周旋于两个专业特务之间的大心脏相比，这种被蝇头小利绊住脚的样子，更像是一种滑稽的对照。

英若诚在2003年把那些往事带走了。他这辈子，戏台上在演，日子里在藏，仕途里也在斡旋。他证明了一件事：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光得有真本事，更得在节骨眼上，算清楚哪一笔才是关乎国运的大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