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女子四次打急救！腹痛十级等两小时，政府称早增救护车资金

3月14日，安吉丽娜·斯科尔菲尔德独自在奥克兰的家中，经历了她所描述的“十级”腹痛。由于无法自行前往医院，她先后四次拨打了111急救电话。

新西兰媒体《斯塔夫》获取的录音显示，在中午12点24分的首次通话中，圣约翰救护机构的急救接线员告知斯科尔菲尔德，她“没有直接生命危险”，随后会有一名护士给她回电。

“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名护士，”斯科尔菲尔德回忆道，“我还告诉他们，我的手机无法接听来电。”随着疼痛加剧，她又多次拨打急救电话。她最终得知，虽然调度中心曾派出一辆救护车，但该车半路被调往处理优先级更高的急救任务。

“我只记得自己一直在哭，发出奇怪的声音，并向他们描述我的腹痛。我当时独自一人，感到非常绝望……我以为不会有人来救我了。”

在第四次求救后，她终于被送往医院。此时大约是下午2点20分，距离她首次拨打求救电话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她表示，抵达医院后，她的病情被定性为紧急情况。医生随即为她进行了一场针对小肠内疝的急诊手术。

目前，斯科尔菲尔德已回到家中休养。她对救护车的漫长等待感到十分不满。“他们没有把我的情况视为紧急事件，这让我多受了好几个小时的罪，过程相当煎熬。”

“我确实觉得，如果当时没有极力为自己争取，我可能已经死在家里了。”她认为，救援的延误导致医生在她抵达医院后，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评估和治疗。

“我对救护车未能准确评估我的病情感到非常不满。无论他们的分诊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显然存在缺陷，因为这压缩了外科医生的抢救时间，”她指出，“这原本可能会给我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圣约翰救护机构初级分诊与调度综合运营经理约翰-迈克尔·斯旺尼克斯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根据首次通话提供的信息，斯科尔菲尔德被“妥善分诊”为无直接生命危险。这意味着她的病情在当时并未被认定为危及生命。

斯旺尼克斯表示，调度中心曾安排一名临床医生给斯科尔菲尔德回电以获取更多信息，但未能联系上她。他证实，在随后的通话后，调度中心确实派出了一辆救护车，但该车被临时调往处理另一起优先级更高的突发事件。

随后，中心派出了另一辆救护车，于下午2点05分抵达斯科尔菲尔德家中。“斯科尔菲尔德自行走到救护车前，经评估病情属于中度，随后急救人员将她送往北岸医院。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们为她提供了更强效的镇痛药物。”

斯旺尼克斯强调，急救电话的评估采用的是国际认可的分诊系统，最危重的患者会得到优先处理。“圣约翰救护机构高度重视患者福祉，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尽快响应，并赋予直接危及生命的求救电话最高优先级。”

“当所有急救车辆都在处理其他求救任务时，一些未处于直接生命危险中的患者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斯旺尼克斯承认，这种延误可能会让患者感到痛苦，但优先处理最紧急的病例是必要的。

他指出，过去一年中，圣约翰救护机构的服务需求“创下历史新高”。在2023年，该机构共接到706194通111急救电话，其综合运营中心平均每天处理的呼叫量超过1900通。

一家代表救护车工作人员的工会向媒体透露，目前的需求已经超出了该服务所获资金的承受能力。这导致急救人员疲于奔命，部分患者的等待时间被迫延长。

“工人优先工会”代表着全国约1100名救护车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圣约翰救护机构的急救人员。该工会指出，目前依赖政府拨款、社会捐款和用户收费混合维持的运营模式已难以为继。

该工会全国救护车组织者费伊·麦肯表示，资金短缺意味着救护车经常被调往处理优先级更高的事件，从而让其他患者陷入等待。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遗憾的是，我认为目前并没有注入足够的资金来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麦肯指出。她解释称，当患者被评估为“无直接生命危险”时，他们实际上就被排在了队伍的末尾。这意味着，即使救护车已经快到患者家门口，一旦有更紧急的病例出现，救护车也会被重新调度。

“救护车可能离你只有五分钟路程……然后就被改派去执行他们认为病情更危重的任务。”麦肯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增加并维持资金投入。该工会呼吁，救护车服务应由政府全额拨款。

新西兰卫生部副部长凯西·科斯特洛表示，在过去三年中，政府对救护车服务的拨款增加了47%，总额约为2.6亿新西兰元。

她指出，这笔资金使得圣约翰救护机构能够额外招聘300多名一线和通讯人员。“救护车服务至关重要，这也是政府持续增加拨款的原因。正因如此，尽管这些服务的需求创下历史新高，但我们对最高优先级患者的响应时间也达到了历史最佳水平，同时雇佣的员工数量也创下了最高纪录。”

科斯特洛进一步解释称，新西兰卫生局和意外伤害补偿局目前已经为大约86%的救护车服务提供了资金。如果完全由政府全额拨款，将改变这些机构的职能角色。对于那些依靠捐款补充资金的机构而言，它们目前开展的一些社区项目可能会因此被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