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苏北乡下的风总是硬的，刮在脸上像细沙子磨。
马老二就生在这么一片盐碱地里，家穷得叮当响，土坯房四面漏风，灶上常年不见油星。解放前他饿过肚子，啃过树皮草根。解放后又在地里死受，一身力气全砸在了田垄上。熬到二十七八岁，人长得高挑挺拔，鼻梁周正，只是清瘦，皮骨底下却藏着使不完的蛮力。就是性子太烈，一点就着，三句话不合，脸一红就要动手，甚至与人拼命。庄里人见了他，多半绕着走，不愿招惹这尊瘟神。
那年月风声紧，一句话说错，就能天翻地覆。他父亲不过是田埂上一句无心牢骚，被人听了去，揪住不放，一顶帽子扣下来，成了村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四类分子。隔三差五，就被拉去台上批斗，弯腰低头，唾沫星子溅一脸。
马老二怕了。
他怕被牵连，怕在庄上站不住脚，怕自己也变成人人喊打的货色。当天夜里，他就跟父亲划清了界限，当众表态，划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余地。此后一门心思扑在队里，拼了命要挣一个“立场坚定”的好名声。
村里地薄，多是盐碱地，种啥都不长。队长说，南山的红土能改地，冬闲便组织大伙拉土改田。一辆大车沉得吓人，要二十多号人合力才拉得动。马老二天天天不亮就爬起来，攥着个破喇叭，从庄西头喊到东头，嗓子都喊哑：“上南山拉红土喽——上南山拉红土喽——”
等人凑齐，他抢着去驾辕。
寒风像刀子割，他把棉袄一扯，肩头死死顶住车杠，像一头犟得不肯回头的马，闷着头往前冲。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浸透了棉袄内里，呼出的白气在冷天里瞬间散掉。社员们拽着绳跟在后面，都叹：马老二比队长还上心。
可谁心里都透亮，那股不要命的劲头，不是勤快，是惶恐。是乱世里小人物的自保，想用一身蛮力，把自己从泥坑里拽出来。
改革开放的风一吹，乡下也跟着活了。
马老二放下锄头，干起了杀牛卖肉的营生。赶集买回耕牛，夜里宰杀，天亮煮熟，拉到集市上一摆，香气飘半条街。头几年生意红火，手里渐渐有了余钱，土坯房也翻修了一遍，日子眼看往上走。
不惑之年，他在外头认识了一个外地女人，口音跟本地人格格不入，庄里人都背地里叫她“蛮子”。女人不嫌弃他年纪大、脾气躁，后来还给他生了个大头儿子。
老来得子，马老二整日笑得合不拢嘴，走到哪儿都抱着儿子，脸上的横肉都软了下来。
人人都说，马老二这下算是熬出头了。
可人一顺，心就飘；心一飘，路就歪。
不知从哪天起，他沾上了赌博。
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后来越赌越大，整日跟一帮游手好闲的人混在牌桌上，杀牛的心思淡了，本钱渐渐靠赊账。赌桌上输多赢少，债台一日高过一日，欠条堆了半桌。到后来，天天有人上门讨债，拍门骂街，有的干脆赖在他家吃吃喝喝，不走了。
马老二被逼得走投无路，索性一躲了之。讨债的人踏破了他家门槛，连个人影都摸不着。
好好一个家，就这么散了。
那外地女人也走了。
有人说，她在徐州火车站拾荒，被车轧死了；有人说，她在外头另找了人家，安了新家，再也不愿回来。流言传了一阵，慢慢也就淡了。终究，再也没有人见过她踏进这个家门一步。
马老二的一生，起于苦寒，盛于打拼，最后毁在贪念与放纵里。像一颗被狂风刮落的石子，顺着坡滚进泥沼，越陷越深，再也没能爬起来。
活到七十多岁，他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身边无儿无女照料，也少有人过问。曾经一身蛮力、嗓门震天的汉子，最后瘫在冷炕上，孤苦伶仃，郁郁而终。
下葬那天，只有几个远房乡亲搭了把手，草草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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