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元时期北疆重镇,古净州路(今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深埋地下的文物,是破解这段草原历史最直接的实证。从官方立碑的儒学印记,到战乱中遗失的珍贵文献,再到如今留存的历史遗物,每一件文物、每一段文物往事,都填补着金堑壕之外,净州城的历史空白,也诉说着这片土地跨越千年的沧桑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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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碑刻实证:一眼定迹的净州路铁证
在众多净州路文物中,《净州路加封孔子制诏碑》无疑是最具分量的核心物证,也藏着一段辗转留存的发现往事。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下诏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净州路总管府特立此碑于城内文庙,用以推行儒学教化、彰显中原礼教在草原的传播。这通承载着草原儒学发展史的石碑,历经数百年风雨,一度流落民间,直至1959年,在呼和浩特西五十家街小学被重新发现。
石碑上“净州路总管府”“大德十一年七月立”等铭文清晰可辨,直接敲定了城卜子古城便是元代净州路故城的核心史实,也印证了“天山创起仲尼居”的史料记载,证明即便在阴山北麓的草原边城,中原儒学早已扎根生根,打破了游牧与农耕文明的文化隔阂。如今,这通珍贵石碑珍藏于内蒙古博物院,成为国家一级文物,静静诉说着净州路的文化底蕴。
草原儒学
耶律楚材诗云:“可爱风流贤太守,天山创起仲尼居”,这句诗明确印证,净州(金代称天山)早在金代就已经修建孔庙,中原儒学早已深入草原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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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文脉
这通石碑的存在,更有力证明:四子王旗在元代就是北疆草原上重要的儒学传播重镇,中原礼教、儒家文化越过阴山,深深扎根在这片游牧文明的土地上,成为多民族交流融合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除此之外,古城遗址还出土过多方带“净州”题刻的残碑、碑座,以及金代武官铜印——行军副统露字号之印,无一不印证着这里从金代净州到元代净州路,始终是北疆军政、文化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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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城遗珍:散落草原的历史碎片
历经数百年的风沙掩埋与岁月侵蚀,城卜子古城地表与地下,依旧留存着大量可佐证净州路繁华的文物遗存,全方位还原着昔日古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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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中随处可见黄、绿琉璃瓦、龙纹瓦当等高级别建筑构件,这类构件唯有官方官署、文庙才可使用,直接印证了净州路直隶中书省的高等级建制,绝非普通边塞小城可比;出土的钧窑、龙泉窑、定窑等中原名窑瓷器,以及刻有中原姓氏的瓷质器具,见证了草原与中原商贸互通、各民族混居共生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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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南京皇甫”铜权、“至元九年留守司发”小铜权等官方衡器,更是净州路作为草原丝路枢纽、管控边境商贸的直接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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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古城周边汪古部贵族墓葬出土的石人、石羊、石狮等石像生,以及银铤、历代钱币等遗物,既展现了驻守此地的汪古部贵族规制,也串联起净州城与金堑壕戍边历史的完整脉络,让这段边塞历史有了实物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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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烽火劫灰:被截获的流失文物往事
净州路的文物,也曾历经战乱劫掠,留下一段饱含抗争的沧桑往事。
抗战时期,日本考古队非法闯入城卜子古城,大肆盗掘地下埋藏的金元文书、碑刻拓片、铜器、古纸等珍贵文物,企图将这批草原历史瑰宝偷偷运往归绥(今呼和浩特),进而掠夺出境。
当运输文物的车队途经蜈蚣坝险道时,遭到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与蒙汉抗日游击队的伏击,这批从净州城盗掘的古文书籍、纸本文书、石刻文物,或被截获留存,或在混战中散落民间,或被焚毁于战火,最终未能落入侵略者之手。这段被载入地方抗战史的往事,既见证了净州文物的珍贵价值,也镌刻着北疆儿女守护家乡文化遗产的赤诚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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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脉永续:留存至今的历史瑰宝
如今,幸存的净州路文物,分别珍藏于内蒙古博物院与四子王旗博物馆,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净州路故城的历史注脚。
这些跨越金元、历经劫难的文物,没有精美的雕琢,却实打实印证了四子王旗在金元时期的战略地位,还原了金堑壕戍边、汪古部驻守、草原儒学传播、丝路商贸互通的完整历史,与之前所述的金堑壕遗迹互为印证,共同构成了四子王旗最厚重的金元历史篇章。
尘迹可寻,文脉不绝,这些留存至今的文物碎片,不仅是古净州路的历史见证,更是这片草原民族交融、文化共生的永恒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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