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掉80座广场，仍然欠6000亿！万达为什么永远还不完债？

三年时间卖掉超过80座万达广场，回笼资金接近千亿，连上海颛桥这样的核心商圈项目都作价20.48亿出手，常德、常州、遂宁的多座广场直接抵给中建系偿还工程款，酒店管理、金融股权悉数转让。

一番断臂求生之后，万达集团总负债依旧停在6000亿关口，短期偿债缺口保持在284亿到529亿之间，账面现金仅100多亿，连到期利息都难以覆盖。

2026年万达不得不以12.75%的年化利率发行3.6亿美元高息债，每年光这笔债务就要支付3.2亿利息。

曾经的商业帝国走到这一步，很多人都想不通，卖了这么多家底，为何债务窟窿始终填不满，这场还债长跑仿佛看不到终点。

万达的债务困局，根源要追溯到十年前的高速扩张期。

那时候万达的扩张高度依赖银行资金，七成建设资金来自贷款，高杠杆支撑起全国布局的速度，也埋下了沉重的利息包袱。

2014年万达在港交所上市，股价冲高后又跌破发行价，王健林决定私有化退市，计划回归A股获得更高估值，这场资本布局最终变成了困住企业的枷锁。

2021年万达引入太盟、腾讯、京东等16家机构380亿Pre-IPO资金，签下严苛对赌协议，约定2023年底前珠海万达商管完成上市，否则要支付最高440亿回购款。

此后万达四次冲击港股IPO全部失败，对赌条款彻底触发，380亿投资款瞬间转化为刚性债务，每年还要承担8%的利息。

永辉、苏宁、融创等合作方相继发起追讨，索赔金额合计超过180亿，司法执行与股权冻结接踵而至，万达的资金链被牢牢锁住。

很多人误以为卖广场的千亿资金可以直接偿还集团债务，实际情况却完全不同。

2025年5月打包出售的48座万达广场作价500亿，看似一笔巨款，可项目本身附带大量抵押贷款，扣除这些负债后，真正能归集团统筹使用的资金仅有200多亿。

上海颛桥万达广场卖出20.48亿，扣除项目贷款后，可用于偿债的资金不足一半。

三年累计出售80多座广场，整体回笼资金约900亿，最终能用来偿还集团层面债务的不到400亿，大部分资金刚到账就被项目自身负债消耗殆尽。

比资产变现缩水更致命的，是利息带来的持续吞噬。

万达商管有息负债规模在1400亿左右，每年利息支出70亿到100亿，平均每天要支付两到三千万利息。

2026年发行的高息美元债，进一步推高了融资成本，经营性现金流连利息都难以覆盖。

出售资产回笼的资金中，超过六成用于支付到期利息与刚性兑付，仅有不到三成用来偿还本金，债务总规模自然难以下降。

加上商业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核心资产估值持续缩水，杭州拱墅万达广场挂牌14.8亿，几乎与十年前的拿地成本持平，装修投入全部亏损，急售之下只能接受低价，资产变现的效率越来越低。

为了守住最后的基本盘，万达选择转型轻资产模式，出售广场产权但保留运营权，依靠每座广场每年约2000万的管理费维持运营。

目前万达仍管理着400多座广场，出租率保持在90%以上，这部分收入成为唯一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可轻资产转型也意味着收益大幅缩水，从自持收租变成赚取管理费，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失去了资产增值的收益，造血能力远不如从前。

2023到2025年万达累计偿还6000多亿有息债务，负债率从90%降至65%，境内公开债券全部清零，境外债务也成功展期至2028年，没有出现拖欠工资与申请破产的情况，勉强维持着企业运转。

真正让万达陷入循环困局的，是三重压力的叠加挤压。

高杠杆扩张留下的存量债务基数庞大，每年利息支出如同无底洞；对赌失败带来的刚性回购义务，让资金持续外流；行业下行导致资产贬值，变卖资产的收益不断缩水。

银行授信从3000亿骤降至不足800亿，信用评级下调让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股权冻结与司法执行封堵了资产处置通道，形成了资产冻结、融资切断、经营挤压的死循环。

王健林身家在2025年一年蒸发820亿，从1408亿降至588亿，71岁的他依旧奔波各地寻找转机，可市场信心难以恢复，招商与融资处处碰壁。

2026年被视作万达能否走出困境的关键一年，短期偿债缺口依旧高达200多亿，剩余核心资产已经不多，再无大量优质广场可以出售变现。

商业地产市场回暖时间不确定，REITs融资通道未能有效打开，轻资产运营的利润难以覆盖债务利息。

万达用三年时间卖掉80座广场，终究没能摆脱6000亿债务的束缚，本质上是高杠杆扩张模式在行业周期下行时的必然结果。

卖资产只能缓解短期流动性压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结构失衡的问题，这场漫长的还债之路，还要在不确定性中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