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入狱二十五载，无婚妻子分离十一载始终不离不弃

一个人，活了92年，其中将近25年是在牢里度过的。他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履历，没有显赫的政治头衔。

没有婚书，没有承诺，就是等。他叫贾植芳。

1916年9月，山西襄汾，一个地主家的孩子呱呱坠地。

贾家在当地算得上殷实，到了贾植芳父亲这一代，家业达到顶峰。按道理，这孩子该好好读书，继承家业，走一条稳稳当当的路。

但贾植芳偏偏不是这块料。

他天生就不安分。父亲赶集给他买回来的新课本，别在腰上，买一次丢一次。

课堂上淘气，私塾里捣乱，家里人被他气得没辙。伯父甚至一度认为这孩子既不是读书的料，也不适合守家，打算让他跟着贩卖鸦片的大舅去西北闯荡。

这条路要是走了，贾植芳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是他母亲拦下来的。她当着伯父的面跪下去，哭着说，要念两个一起念，不念就全不念，不能只供老大不供老二。就这一跪，把贾植芳留在了学堂里。

留在学堂，才有了后来的所有悲剧，也有了后来的所有荣光。

这句话，他后来用整整一生去践行，代价是25年的牢狱。

1932年，贾植芳考进北平一所教会学校，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底子。他的宿舍墙上挂着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思的画像。一个山西地主家的孩子，就这样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满脑子激进思想的青年。

1936年1月，麻烦来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贾植芳卷了进去。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把他抓了。这是他第一次进监狱，那年他19岁。

进去之后，狱监给他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贾植芳不干，当场怒砸饭碗，大叫"我没犯罪，不吃这个"，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这件事后来传出去，连"蒋委员长"都惊动了。

贾植芳就这样被"发配"到了日本，带着满肚子的愤怒，和一颗停不下来的脑子。

在日本，他没有消停。他结识了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思想越发激进。日本警察对他从暗中监视变成明目张胆地搜房。就在日本也待不下去的时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回国了。

这封信，后来要了贾植芳将近12年的自由。

回国之后的贾植芳，没有停下来。

他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利用翻译工作之便，屡次掩护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事情败露，他不得不出走重庆。

到了重庆，他给胡风寄了一篇稿子，但信里没写报馆的名字。胡风愣是跑遍了重庆大大小小的报馆，满头大汗地把他找到了。这个细节，贾植芳后来一提再提，每次都感慨——这个人，是真朋友。

1942年11月，贾植芳与任敏结合，成了夫妻。没有婚书，没有仪式，两个人就这样住到了一起。任敏是商贾人家的小姐，倾慕贾植芳的才气，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来到黄河边的民房与他同住。

没过几个月，第二次牢狱之灾就来了。

1945年初，贾植芳在徐州从事抗日策反，被日伪警察拘捕。他关在里面，每天两顿，玉米窝窝头加咸菜。三个月后，日本宣布投降，他出来了。

出来没多久，换了天下，国共内战打起来，上海的气氛越来越紧。

1947年9月，第三次入狱。

这一次，国民党中统特务把他押进了亚尔培路（今上海陕西南路）二号监狱。审讯的人告诉他，只要带他们去抓胡风，或者把胡风的住址说出来，立刻放人。

贾植芳拒绝了。特务又要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反共宣言"。他还是拒绝了。

一年零三个月，他就这样坐在里面，什么也没说。最后是胡风托人保释，他才出来。出来那一刻，他已经在三间监狱里合计待了将近三年。

他错了。最长的那次，还没开始。

1955年，胡风案爆发。这场运动波及2000多人。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头目"，与他有往来的人，一个个被牵连进去。贾植芳名列其中，被认定为"骨干分子"。

当局找到贾植芳，要他检举揭发，要他与胡风划清界限。贾植芳坐在那里，没有动。

这句话，让他从"可以挽救的人民内部矛盾"，直接变成了"敌我矛盾"。原本也许只是隔离审查，就这样变成了长达11年的炼狱。1966年3月，法院正式宣判，"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有期徒刑12年。

贾植芳进了提篮桥监狱。

贾植芳入狱后第三天，任敏也被关押起来。单位领导要她立刻与丈夫离婚，划清界限。任敏拒绝了。于是她被关押了16个月。出来之后，1959年又被流放青海，去当小学老师。没过几个月，再度被收押进看守所。

就因为她是贾植芳的妻子，这个罪名够她反反复复被关好多次。

1962年，任敏从看守所出来，四处打听不到丈夫的消息。她做了一个决定——回到贾植芳的老家山西去当农民。这样，既能替丈夫照顾公婆，尽一份孝，也让丈夫出狱后能更容易找到她。

回到山西，她就开始等。一年又一年。

等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等的那个人还在不在。

任敏不知道贾植芳有没有活着。

于是她做了一件事。她多方打听，找到了贾植芳关押的监狱地址，寄出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子里面，藏着四颗红枣，四颗核桃。

就是这八样东西。红枣和核桃，是山西老家代表吉利的信物。贾植芳打开包裹的那一刻，懂了。妻子还活着。她回到山西了。她在等他。

在那个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无法确认的年代，两个人隔着千里，靠四颗红枣和四颗核桃传递心意。除了这两个人，再找不出第二对。

胡风后来在狱中写了一组古体诗，专门怀念贾植芳，用"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来形容他，用"怀君怀炸药，着火石无强"来表达对这位老友的敬佩。

11年过去了。

贾植芳出狱，终于给任敏写了第一封平安家书。他在信里反复强调一句话——生命是首要的。他叮嘱她吃饱穿暖，注意身体。还在信里提到庄子说的那句"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要两人各自努力，争取早日团聚。

书信传情，终究抵不过见面。任敏花了整整一年，凑够了路费，独自坐火车去上海找他。走进那间屋子，等到贾植芳推门进来，她憋不住了，叫了一声——植芳，我来了。

这是分开11年后，两个人说的第一句话。"我来了"，三个字，胜过了所有语言。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拼。他嬉皮笑脸地说，既然活在世上要消费，为了付饭钱，得替这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玩笑话背后，是他从未熄灭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1997年，任敏病了。脑中风，送进医院，住了半个月，以为稳住了，回到家，又倒下去，高烧不退，时不时抽搐。

贾植芳在病床边守着，握着她的手。他说，以前是别人整我们，我们没办法。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能被自己打倒。

任敏没有说话，只是悄悄流了泪。

医院同意任敏回家休养的时候，贾植芳不请保姆，一切亲力亲为。那年他已经年过八旬。每天早起买水果，看着任敏吃完，睡前去摸她的额头，轻声说"任敏不要怕，咱们回家了"，确认一切正常，才肯去睡。

这样的日子，重复了整整五年。

2002年，任敏走了。她走了之后，贾植芳保留着她的房间，一切原样。因为任敏爱喝酒，他每天为她倒上一小杯，摆在那里。

有人问他有什么愿望，他想了想，说——能不能让任敏再醒过来，好好再过一阵子？这句话，比任何诗句都重。

2008年4月24日，贾植芳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病逝，享年92岁。病床边，伸手够得到的地方，全是书。

四次牢狱，二十五年。

他没有在里面妥协过一次，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个朋友。他有机会买回自己的自由，代价是说几句话，写几个字，但他一次也没有开口。

信念、朋友、爱人，这三样东西，他一样都没有丢。

贾植芳不是什么传奇人物，他没有叱咤风云，没有运筹帷幄，他就是个写字的。但就是这个写字的，用整整九十二年，写出了一个字——人。

而且，写得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