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海通衢到开放高地

　　九河下梢，渤海之滨。天津的开放之路始于“河海通衢、畿辅门户”的枢纽使命。从漕运码头到北方工业摇篮，从被迫开埠到主动融入世界，天津始终以“勇立潮头”的姿态，在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刻下深重烙印。

　　从漕运转运到被迫开埠，打开河海之门

　　自金元定都北京，天津便因“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成为漕粮转运枢纽。明代筑城设卫，“天津卫”之名自此载入史册。清代漕运鼎盛，三岔河口“帆樯络绎，水手如云”，孕育出天津“兼容并蓄、务实求新”的码头文化。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天津被迫开埠，英、法、美、德等九国相继设立租界。西洋银行、洋行、工厂、报馆林立，近代邮政、电报、铁路在这里率先引入。李鸿章在津创办天津机器局，开启北方近代工业先声；严复于北洋水师学堂译就《天演论》，以“物竞天择”惊醒国人。开埠虽屈辱，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城市从传统漕运港口向近代工商业城市的转型。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天津成为新思潮北传的中转站。梁启超在津主编《时务报》，维新思想由此辐射华北；孙中山三赴天津，谋划共和大业。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等人在津创办觉悟社，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座城池在救亡图存的激流中，逐渐从商业码头演变为思想启蒙与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从北方经济中心到改革开放前沿，挺起工业脊梁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作为北方工业重镇，诞生了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机、第一辆自行车，以“飞鸽”“海鸥”等品牌驰名全国。1978年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84年成为首批国家级开发区，率先探索“三免两减”外资政策，吸引摩托罗拉、三星等跨国企业落户，“开发区奇迹”成为改革开放的生动注脚。

　　“北方浦东”滨海新区于1994年启动开发，2006年上升为国家战略。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家商业保理公司、首批融资租赁试点、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形成了航空航天、装备制造、金融创新等产业集群。天津港从人工码头跃升为世界十大港口之一，智能集装箱码头、无人驾驶卡车勾勒出现代化港口的崭新图景。

　　制度创新始终是天津开放的灵魂。2015年，天津自贸试验区挂牌，推出“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企业设立实现“一窗通办”。2020年，首创“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平台，跨境贸易“两步申报”模式在全国推广。2024年，推出“营商环境定制化服务包”，为重点产业链提供全周期政策支持。从“速度开放”走向“制度开放”，天津正以规则对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京津冀协同中的开放新坐标，唱好“双城记”

　　进入新时代，天津的开放逻辑从“单点突破”转向“协同共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天津港与北京空港、河北港口共建世界级港口群。中欧班列“天津号”联通亚欧大陆，空客A320总装线、长城汽车生产基地彰显“天津智造”的国际竞争力。

　　“津城”“滨城”双城格局拉开城市骨架，海河实验室、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集聚创新资源。五大道历史街区与滨海文化中心对话，津味儿民俗与国际化社区共存，塑造出“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开放气质。天津的开放，不仅是地理空间的通达，更是文化心态的包容与制度环境的优化。

　　天津开放的深层密码，制度创新勇立潮头

　　“勇立潮头”是天津风骨的历史凝练。这种精神，源于河海交汇的地理赋予，成于漕运商埠的务实传统，淬炼于工业文明的严谨韧性，升华于新时代的协同视野。

　　从漕船到集装箱，从机器局到人工智能，天津的开放始终紧扣国家战略脉搏。其成功经验在于：以枢纽地位承接历史使命，以工业根基支撑转型韧性，以制度创新打破路径依赖，以协同思维拓展开放维度。如今，天津正从“北方的天津”迈向“世界的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构筑开放新高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津门担当。

　　天津实践深刻表明：开放不仅是拥抱世界的过程，更是自我革新的勇气。唯有持续破除思想的“拦潮闸”、利益的“浅水区”、体制的“淤泥沙”，方能真正勇立时代潮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谱写属于天津的壮阔新篇。

　　作者：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天津科技大学基地研究员 高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