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位闺秀共襄一部佛典：燕园蒋氏与《法苑珠林》的刊刻传奇

在常熟城内辛峰巷，圜阓折冲之间，坐落着一座奇石峭拔、花木扶疏的江南名园——燕园。200年前，以燕园蒋氏女眷首倡，由一百名闺秀醵资，重新刊刻了一部唐代释道世编纂的佛教重要文献、被称为佛教小百科的《法苑珠林》。这部刻本被陈垣先生称为“常熟蒋氏回复为百卷，最为有识”。

是谁荟聚起这么多闺阁名媛，出钱出力来刊刻这样一部大型类书？这与燕园主人蒋因培及其妾董姝的遭际有着一段颇不平凡的联系。

常熟燕园今景

蒋因培，字伯生，家世常熟，自从父亲蒋瞻岵没于山东汶上县令任上以后，就长期流寓山东，嘉庆二年以举人入仕后，也一直转官山左，在费县、阳谷、汶上、金乡、滕县、峄县、高密、巨野、泰安、齐河等县都留下了宦迹，虽然始终沉沦下僚，但他却遍交天下名士，这源于他的诗才与雅好。蒋因培年轻时就展示出极高的诗材天分，应顺天乡试时为其时士人领袖之一的法式善所欣赏称誉，在山东，他又与当时名士孙星衍、黄易、郭麐、王芑孙等人相交，“一时名士至山左者，题襟书壁，各有酬倡”，当时作为学林祭酒的阮元称其“与张船山（张问陶）、郭频伽（郭麐）相伯仲云”（《小沧浪笔谈》），又与同邑孙原湘齐名并俦（陆继辂《邵兰风哀辞》，《崇百药斋文集》续集卷四），交情甚深。蒋因培的广泛交游，得益于其自身的诗情才华，得益于诸多前辈名士的激赏延誉，也得益于其自身广泛的兴趣，特别是在金石和图籍收藏方面，富收藏，精鉴识，比如对泰山碧霞宫秦碑的重新搜掘便名扬当时。燕园所藏图书与字画也常常为当时人借观，以文人雅好大大扩充了自身的交际圈，这也为后面能对《法苑珠林》正本清源和顺利刊刻打下了基础。

蒋因培《乌目山房诗存》书影

蒋因培的性格也是其广泛交游的原因，一方面是其至性，顺天乡试时听闻父亲病，马上星夜回程，却因所骑驴劣，“堕驴背者屡，伤腰股，血漉漉襦袴间”，然而最终仍未能见到最后一面（黄安涛《蒋君墓志铭》，蒋因培《乌目山房诗存》卷首）。这则故事也让人想起其父蒋瞻岵年轻时，为探视病重的祖父，“徒步往省。冬寒风雪，粮糗断绝，渡河履冰，冰触足趾皆伤，血涔涔然”（郭麐《蒋君行状》《灵芬馆杂著》卷一），仿佛同一母题的再现。

至性的又一面是其不修边幅、落拓不羁，郭麐就曾说他内衣“积两月不浣”，喜纵酒大呼，招摇过市，“群儿咸指目之以为狂人”（蒋因培《乌目山房诗存》卷首）。除此之外，蒋因培还善于谈谑，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里就记录了两则蒋因培所说的齐谐野谈，足见其谈锋之健，能引人入胜。

黄安涛撰蒋因培墓志

蒋因培的另一大性格是高自位置和刚正耿直，常向人说平生只服膺黄景仁、张问陶和郭麐三人（见郭麐《病起怀人诗三十首》，《灵芬馆诗三集》卷一），可见其崖岸峻绝。他曾公开斥责巡漕御史的贪婪需索，并拂衣而去（黄安涛《蒋君墓志铭》），时人称为强项，并得到了嘉庆帝的朱笔褒赏（蒋因培《留别齐河二首》“愧荷丹豪点注来”句小注，《乌目山房诗存》卷四）。可以说其时的蒋因培是意气风发。

但可能也是由于其刚强的性格，蒋因培的宦途随后遭遇了两次挫折。丁绍仪称其“屡踬屡起，卒至被黜谪戍”。（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一）

第一次是在丁母忧之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该年十二月初一为1813年12月23日，初十为1814年1月1日，故其母丧在1813年末至1814年初期间），蒋母金氏去世，蒋因培回籍安葬，三年期满，正遇上时任山东巡抚陈预清查库银亏缺，嘉庆帝对此十分重视，“东省十五年以后，亏缺仓库钱粮之泰安、兖州、沂州、登州、四府属州县，经朕特降谕旨，从严示惩。”（《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百十六“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六日”）蒋因培丁忧前正任泰安知县，故而也遭革职。因皇帝要求严惩，“忽被严旨追回山东，事不可测”（孙原湘《天真阁集》卷二十二诗题），甚至“几置大辟”（孙原湘《蒋伯生五十岁小像》，《天真阁集》卷二十二）。但总体来说，库银亏缺是清代相当常见的现象，尚有转圜余地，既然亏空，那么只能自己想法补全，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泰安亏缺已“全完”，故而嘉庆帝下旨所有全完的原任知县“俱著准其开复原官”（《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三“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蒋因培的第一次危机不仅平稳度过，甚至还得到引见的机会，“又将缘事革职续经开复之原任山东泰安县知县蒋因培带领引见，奉谕旨：蒋因培着准其开复，留于山东，以知县照原缺繁简酌量补用”。（《清仁宗起居注》“嘉庆二十二年二月初八”）不久后蒋因培等人为报复陈预，写了匿名揭帖，指控陈预各项贪黩罪行。（《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六日”）

蒋因培的第二次危机则来得严重得多。关于此次事件，已有多篇论文有所述及，但普遍所据材料有些问题，存在一些误读，以至部分事件起因、结论、细节等都有可以补充的地方。

该事件的起因是山东知县的调补。嘉庆二十五年（1820），山东奏调十二州县县官，巡抚钱臻参劾当时作为齐河知县的蒋因培狂谬挟私，称蒋在“巡抚官厅喧呶。口称所调各缺，均系繁难苦累”。于是蒋因培再次以“妄生议端，计较缺分肥瘠，摇惑众听”而遭到革职。（《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八“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齐河县毗邻省城济南，是冲繁难的要缺，大约是蒋因培不满被调离齐河去简缺处，怀疑这些人事调动背后存在私弊，于是有所发声。不久后道光帝派出户部右侍郎王鼎前往山东查办此案。从道光元年（1821）五月至六月，经过大量证人对质，讯明各执一词的诸人，得出结论，蒋因培是不满调补一事，写下禀稿，交由知府吴阶，吴阶未加劝阻或揭发，又转呈按察使童槐，童槐又向巡抚钱臻面禀，才有了这次参劾，至于蒋氏在官厅喧哗叫嚷一事则属不实，认为童槐“禀稿系由知府吴阶送阅，乃于明白回奏折内，不将吴阶奏出，转称蒋因培在官厅喧呶，系闻自韩公麟，显有讳饰”。于是钱臻、童槐、吴阶都受到了轻重不一的处分，蒋因培则因送呈禀稿，在被参劾之后，又“辄敢刊刻禀呈诗句，肆行传播。而所刻禀稿，又与原禀语句多不相符，尤为狡诈”，被发往军台效力。（《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十“道光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蒋因培前往的军台是张家口。虽然在今天看来，张家口地区靠近北京，并不算过于辽远，但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生活条件和社会认识来说，张家口离京城远隔燕山山脉，面望蒙古高原，确实是边疆塞上、军旅戎马之地。对当时士人，可说是九死一生的边荒。这次前往戍所，蒋因培是携妾前往，照顾起居，除了董姝，还有另一妾陈昭（陈文述言其携其两姬赴戍，见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二十九；陈昭名字见蒋氏刻《法苑珠林》第三卷出资人题名）。在戍所，蒋因培不仅与其如夫人董姝诗歌唱答，也多与其时如万全县县令吴增嘉等往还唱和，还学习满语，尚不算寂寞。（见蒋因培《乌目山房诗存》各诗）

今张家口大境门

清代发往军台，例得捐纳赎回。道光三年，时任河东河道总督的外甥严烺出资，将蒋氏赎回，从道光元年九月到道光三年上半年（九月见董姝《重刊后记》，道光三年六月蒋因培已在河南兰阳见到严烺，见蒋诗《癸未六月晤严小农甥于兰阳行馆》，《乌目山房诗存》卷五，故其归尚在六月之前），蒋因培实际在戍所约一年有奇，全身而返，可谓幸事，连其自己也调侃到“入门先向妻孥笑，吾戴吾头今又归”。（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一）归来后的蒋因培在北京和济南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仍在寻求重登官场的机会。（在北京可见孙原湘《蒋伯生还自戍所留京都年余仍被旨放归相见以入关图属题》，《天真阁集》卷二十九；在济南之燕园可见何绍基《题圉令赵君碑三首》小注“道光二三年间伯生居济南西关外之燕园”，《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十三，何绍基在时间上记忆略有出入）可惜没有成功，之后便回到常熟，又浪游四方，于道光十八年（1838）溘然长逝。

《法苑珠林》的刊刻，直接原因就是为了祈求蒋氏的平安归来，刊刻发起人董姝就说：“燕园主人以事遣戍，姝实从行，发愿刻经一部，默求佛力弘护，及早赐还。”（董姝《重刊后记》，《法苑珠林校注》2910页）是将刻经作为种福田、持愿力的一种方式。虽然起因是蒋因培的被谴，但由于卷帙浩繁，蒋因培塞上归来时全书仍未刻完，归来后又请人校对，直到道光七年（1827）才最终告竣。

《法苑珠林》成功刊印，最大的功臣，还是蒋氏如夫人董姝。这部《法苑珠林》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也是女性的主持与广泛参与。

董姝，字申林（申林之字来源于《真诰》，为云林夫人王媚兰字，席佩兰《长真阁诗集》卷七有诗《蒋伯生大令取真诰安妃降事，五香馥芬，如烧香婴气语，字其姬人，作香婴室图》，但云林夫人与安妃一节无涉，或此处字其姬是指另一妾陈昭），跟随蒋因培外戍塞上，可说备尝艰辛，却无“可怜之色”，她在诗中写到：“闭置深闺每自嗤，可容速变作男儿。蛮靴学试桃花马，快意生平此一时。”可谓豪情万丈，甚至将“壮游试与仙游较”，认为这段经历“却比向时妆阁好”“女伴他时定爱听”（均见董姝《塞上偶成》，蒋因培《乌目山房诗存》卷五附），足见巾帼风度。

华冠《香婴室图》

清代闺阁文学勃兴，清中期以来，袁枚、陈文述等知名文人又以女弟子等形式先后提倡风气，董姝同时，仅常熟一城就有归懋仪、席佩兰等闺阁诗人大家，而通过女性亲属、密友的日常交往活动，闺阁文学一时蔚为风气。同时当时礼佛、进香等“家内宗教”活动又是深闺女性交际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此形成了一张闺秀交际网。董姝正是在这种关系网中，学书学诗，能了解《法苑珠林》“为内典之多闻总持，作真丹之人天眼目”，能清楚当时流行本“流传既少，舛缪滋多”（董姝《重刊后记》，《法苑珠林校注》2910页），能藉着燕园丰富的藏书，“因批藏本，用勘此书”（吕琴姜《重刊法苑珠林序》，《法苑珠林校注》第1页），能将自己伴戍塞上的传奇经历作为社交资本，向女伴娓娓讲述。也正是在这张交际网中，董姝在面对刻印《法苑珠林》的大笔经费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自己的女性关系网。

董姝作《塞上偶成》

燕园刻《法苑珠林》又称闺阁百家本，原因是全书一百卷，每卷均有一位女性出资人赞助，共有一百名女性参与。董姝这样记述这笔资金的由来：“女君闻之，欣然出簪珥，质钱鸠工，并普告闺阁诸大家，共襄是举。檀施无吝，胜果遂圆。”（董姝《重刊后记》，《法苑珠林校注》2910页）全书的序也请了同为女性的吕琴姜撰写，这篇富丽的骈文当时就颇为知名。（《（光绪）畿辅通志》卷二五一列女传七，但检《万善花室文稿》卷六，该文或为其夫方履篯代作）这项盛事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交口称赞，陈文述就说到：“鹿女随龙女，金钱聚十方。因缘在闺阁，姓氏尽姬姜。诸佛皆欢喜，六时恒吉祥。现身来说法，即此是慈航。”（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二十八）可以说没有闺阁诸女的推动，《法苑珠林》这样一部大型佛教类书，是无法面世的。

燕园刻《法苑珠林》，起因于蒋因培的谪戍遭际，凭借着其丰富的藏书资源，在以董姝为首的众多女性的共同努力下，历时七年刊刻成功，成为当时及后世《法苑珠林》刊本的典范之一。其刊刻始末及涉及人物的前后因缘，是地方文化史、女性史上值得记忆和追述的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