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后，许广平被日军抓捕，拳打脚踢惨遭电刑受尽凌辱和折磨

1936年鲁迅因病去世，留下了孤儿寡母许广平和孩子，以及一个远在北平的朱安。当时，许广平的生存压力也是很大的，一方面要照顾孩子，一方面还要定期给朱安寄钱。后来因战争原因，物价飞涨，许广平自顾不暇，生存也是颇为艰难。

但是，真正的艰难还在五年后，1941年12月初，日军武力占领并控制了上海的公共租界，使得原先在租界内可以受到一定保护的人，全部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这其中，就包括住在法租界内的许广平。

作为鲁迅的遗孀，因为鲁迅的名声，以及鲁迅践行的爱国、反日路线，使得许广平受到了日军的抓捕和审讯。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点，上海法租界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64号。

许广平被远处传来的坦克履带声惊醒。她披衣起身，轻轻推开二楼窗户。霞飞路上，日本军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驶过，车灯刺破冬夜的黑暗。租界巡捕房的印度巡警站在路边，茫然地看着这一切——就在几小时前，他们的英国上司已经接到投降命令。

“妈妈，是日本人吗？”十二岁的周海婴揉着眼睛走到窗边。

许广平把儿子搂进怀里：“嗯。租界……没了。”

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前一天，日本偷袭珍珠港，向英美宣战。此刻，日军正全面接管上海租界——这块被称为“孤岛”的最后自由之地，终于沦陷。

许广平没有像许多文化人那样提前撤离。她有必须留下的理由：三楼堆满了鲁迅的遗物——一万四千多册藏书、两千多封书信、二十五年的日记手稿、大量手稿和拓片。这是鲁迅留给民族的遗产，她曾对朋友说：“这一草一木，一桌一椅，一书一物，凡是鲁迅先生留下来的，都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不是私产，这是所有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她也不愿托付他人。“我不敢在任何危难的时候交托任何人，”她在《遭难前后》中写道，“以人民立场的我，始终没有离开上海一步，也就为此。”

窗外，日军的广播车开始喊话：“大日本皇军已进驻租界，全体居民保持镇静……”

许广平关紧窗户。她知道，最坏的时刻要来了。

12月15日，清晨五点，天还漆黑。

急促的敲门声像鼓点一样砸在门上。女工双喜刚打开门，十多个穿便衣的男人就冲了进来。为首的是个矮壮的日本人，用生硬的中文问：“许广平在哪里？”

许广平从楼梯上走下来，已经穿好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就是。”

“搜！”日本人一挥手。

便衣们开始翻箱倒柜。书房、卧室、客厅，所有抽屉被拉开，所有书籍被扔在地上。他们特别关注鲁迅的手稿和日记——那是许广平最珍视的东西。

“这些，带走！”日本人指着摊在桌上的《鲁迅日记》手稿。

许广平的心揪紧了。但她保持镇定，对站在楼梯口的海婴说：“海婴，去王阿姨家等我。”

海婴咬着嘴唇，点点头。这个早熟的孩子知道，妈妈要被带走了。

便衣们把搜出的东西打成两大包：除了《鲁迅日记》手稿，还有《鲁迅三十年集》、鲁迅和许广平的十几枚图章、《上海妇女》等进步刊物。连海婴的集邮簿也没放过——因为里面有苏联、英国、法国的邮票，被怀疑是“通敌证据”。

正要上三楼时，双喜突然拦住：“这是租给别人家的！”

日本人愣了一下。他们刚进驻租界，还没掌握详细的户口资料。犹豫片刻，他们放弃了搜查三楼——那里存放着鲁迅的全部藏书和遗物。这个机智的谎言，保住了民族文化的瑰宝。

“走！”日本人推了许广平一把。

她被押上一辆没有篷布的卡车。车子发动时，她回头看了一眼——海婴站在门口，小小的身影在晨雾中越来越模糊。

卡车开过外白渡桥，进入虹口区，最后停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日本宪兵队总部。这里原是邮政大楼，现在成了人间地狱。

登记处，许广平交出手套、手表、随身带的100多块钱。最后，连裤带也被收缴——这是防止犯人自杀的惯例。

她被带进五号囚室。门打开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囚室只有普通客堂间大小，却挤着四十六七个人，男女混杂。所有人像沙丁鱼一样并排躺在木地板上，稍微动一下就会碰到别人。北面是厕所，粪尿的臭味弥漫不散；南面躺着一个垂死的犯人，全身水肿，脓血直流。

许广平被塞进四五个女囚中间。左边是茅厕臭，右边是脓血臭，她感到一阵眩晕。

“新来的？”旁边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士兵低声说，“记住，最要紧的是前后口供一致。实在熬不住就哭，女人哭不丢人。”

许广平点点头。她环顾四周：有人目光呆滞，有人低声呻吟，还有一个白俄姑娘精神失常，在人堆里爬来爬去。

清晨四点，哨声响起。犯人围着两个装酱油的旧木桶洗漱。早饭是米麦混合物，盛在脱了瓷的洋瓷碗里，筷子油腻腻的。偶尔“改善伙食”，吃的是没清理肠肚的腥臭鱼，或者又黑又硬的死军马肉。

这就是贝当路（今衡山路）10号——原美童公学校舍，被日军改为沪南宪兵司令部。文化人私下称它“比76号更恐怖的人间炼狱”。

上午九点，审讯开始。

审讯室在地下室，没有窗户，只有一盏刺眼的吊灯。桌子后面坐着奥谷曹长——满脸横肉，眼神凶狠。翻译是个戴眼镜的中国人，表情麻木。

“姓名？”

“许广平。”

“职业？”

“家庭妇女。”

“家庭妇女？”奥谷冷笑，“我们知道你是谁。鲁迅的夫人，文化界的名人。”

许广平沉默。

奥谷翻开一个笔记本：“说说吧，你都认识哪些文化人？他们在哪里？做什么？”

这是日军逮捕许广平的真实目的：她是鲁迅遗孀，必然熟悉上海左翼文化圈。通过她，可以一网打尽抗日文化人。

头四天，敌人用了“欺、吓、哄、诱”各种手段：

欺：假装友好，“我们很尊敬鲁迅先生，你是他的夫人，我们不会为难你。”

吓：展示刑具，“这些东西，你不想试试吧？”

哄：许诺好处，“说出来，马上放你回家，还能给你钱。”

诱：利用母爱，“你儿子还小，需要妈妈。”

许广平始终回答：“我只是个家庭妇女，不认识什么文化人。”

第五天，奥谷失去了耐心。

“站起来！”他吼道。

两个宪兵把许广平按在墙上。奥谷走过来，抬手就是一记耳光。许广平感到嘴里有血腥味。

“说！郑振铎在哪里？柯灵在哪里？《文献》杂志是谁办的？”

许广平咬紧牙关：“不知道。”

接下来是拳打脚踢。她倒在地上，护住头部。疼痛像火焰一样烧遍全身，但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一个字都不能说。

她想起鲁迅的话：“对付酷刑，要紧的是熬过最痛苦的一刹那，过了这一刹那，人就昏迷，失掉知觉了。”

但最残酷的折磨发生在转押到极司非而路76号之后。

1942年2月27日，许广平被押送到沪西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这里以酷刑闻名。

审讯官换成了中国人，手段更阴毒。

“许女士，我们知道你和新四军有联系。”审讯官慢条斯理地说，“去年，你帮一批‘难民’转移，他们棉衣里缝着新四军联络图，对吧？”

许广平心里一惊。这件事极其隐秘，敌人怎么会知道？

但她面不改色：“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就帮你回忆一下。”

她被带进一间特殊的刑讯室。墙上挂着各种铁器，中间有一台发电机似的设备。

“这是电刑，”审讯官说，“电流通过身体时，每一根神经都会尖叫。很多人试过一次，就什么都说了。”

许广平被绑在椅子上，手腕和脚踝接上电极。

“最后问一次：上海文化界抗日分子的名单？”

许广平闭上眼睛。

开关按下。

剧烈的疼痛瞬间贯穿全身。肌肉不受控制地痉挛，牙齿咬得咯咯响。她感到意识在飘散，但拼命抓住最后一丝清醒：不能晕，晕了可能会说梦话。

电流停了。她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

“说不说？”

“……不。”

第二次电击更强烈。她终于昏了过去。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被拖到院子里。旁边跪着几个男人，都是遍体鳞伤。

“这些是抗日分子，”宪兵说，“今天枪毙。让你看着，这就是不合作的下场。”

这就是“陪斩”——不直接处决，但让犯人亲眼看着别人被枪杀，进行心理摧残。

枪声响了。许广平闭上眼睛。但她没有恐惧，只有愤怒：这些野兽，迟早要偿还血债。

回到牢房，许广平开始秘密记录。

没有纸笔，她就用指甲在墙壁上划记号：一道杠代表一天。她数着：七十六天。

她观察狱中生活，默默记下细节，准备将来写成文字：

那个水肿的犯人第三天死了，尸体被拖出去时，在地上留下一道脓血痕迹。

白俄姑娘半夜尖叫，被宪兵用木棍打得头破血流。

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因为藏了一本《西行漫记》，被拔光了指甲。

许广平也遭受了人格侮辱。有一次，奥谷命令她脱光衣服检查。“这是例行程序，”他狞笑，“鲁迅的夫人，也要检查。”

许广平站着不动。

“不脱？那就帮你脱。”

几个女看守上前撕扯她的衣服。许广平没有挣扎，只是冷冷地看着奥谷。

那种目光，让奥谷感到不安——那不是恐惧，而是蔑视。

最终，检查草草结束。许广平穿好衣服，对奥谷说：

“你可以侮辱我的身体，但侮辱不了我的人格。”

这句话，她后来写进了《遭难前后》。

支撑她的，除了鲁迅的精神，还有对同志的责任。她知道，自己一旦开口，上海的文化抗战网络就会崩溃。“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全全体”——这是她的信条。

她也用智慧周旋。有一次，敌人逼她带路去搜捕文化人。她故意带他们去已经转移的同志旧家，让敌人扑空。

1942年3月1日，牢门突然打开。

“许广平，出来！”

许广平以为又要受刑。但看守说：“有人保释你。”

她愣住了。走出76号大门时，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七十六天没见太阳了。

门口站着内山完造——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书店老板。他穿着和服，神情凝重。

“许先生，受苦了。”内山用中文说，“我找了宪兵队的关系，总算保出来了。”

许广平鞠躬：“谢谢。”

但她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地下党的营救。党组织通过内山等渠道多方活动，加上敌人确实没拿到证据，才迫使日方放人。

回到霞飞坊，海婴扑进她怀里：“妈妈！”

许广平紧紧抱住儿子。她瘦了二十斤，头发白了一片，但还活着。

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但三楼鲁迅的遗物完好无损。这是最大的安慰。

邻居们来看她，悄悄说：“许先生，我们知道你是为什么进去的。你是好样的。”

许广平笑笑。她开始整理狱中记忆。

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两个月。

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开始连载一篇长文：《遭难前后》。作者：许广平。

她在序言中写道：“我决心无论如何要挣扎着活下去，要留作生命等待，等待在可能的时刻，向识与不识者，把遭遇记录下来，做一个血的抗议，抗议那些法西斯野兽。”

文章详细记录了七十六天的非人遭遇：

恶臭的集体牢房、奥谷的耳光与拳脚、电刑的剧痛、“陪斩”的心理折磨、脱衣检查的人格侮辱。

但她更强调坚守的意义：

“我没有透露一个名字，没有牵连一个人。这是我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对民族气节的坚守。”

郑振铎在单行本序言中评价：“这是中华儿女们最好的一个伟大模范，值得千百年后的人诵读的。”

《遭难前后》成为抗战时期文化人受难的重要见证。它告诉后人：在贝当路10号和极司非而路76号，曾有一个女子，用瘦弱的身躯，守护了上海文化抗战的火种。

许广平活到了1968年。晚年，她常对海婴说：“那七十六天，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也是最光荣的日子。因为我没有背叛。”

今天，衡山路10号（原贝当路10号）已成为创意园区，年轻人在这里拍照打卡。很少有人知道，这栋红砖建筑的地下室，曾关押过鲁迅的夫人。

但历史记得。

记得1941年冬天，一个女子在霞飞坊的黎明被带走；记得她在贝当路的魔窟里挨过耳光、受过电刑；记得她坚守七十六天，没有说出一个同志的名字。

这是许广平的七十六天。

也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依然挺直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