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同志回忆：还原一个真实的柯庆施，他的这个优点不容否定

1965年4月10日凌晨，上海的春雨淅淅沥沥，解放日报大楼的灯却彻夜未灭。值班编辑们刚刚收到成都发来的电报：柯庆施病逝。马达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口，烟雾缭绕，手里那张纸条被捏得滚烫——消息来得太突然，然而回想过往，他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不是官方头衔，而是那根让人提心吊胆的金华火腿。

时间拨回到1958年腊月二十九的深夜，柯庆施家里灯火通明。马达赶去讨论修改上海工作报告，刚脱下呢大衣，又有人敲门。来人是市政府一位管行政后勤的科长，手里拎着纸包，“新年给柯书记尝尝鲜。”包一打开，整整一根腿心红亮。柯庆施眉头一沉，“哪来的？”语气像刀子。科长支吾不语。柯庆施把烟一摔：“拿回去！再不走，我打断你的腿！”短短一句，屋里温度骤降，那名科长夺门而去。马达在一旁目瞪口呆，这一幕多年未忘。

有人说柯庆施脾气暴，可这股子火气根子在廉洁。马达后来写过批注：传言可以有争议，清白却不容抹黑。合作七年，他发现柯庆施的生活几乎只有三件事：文件、香烟、旧书。他到郊区调研，从不让地方上铺张吃喝；值班用餐常是一碗阳春面；夜深批阅群众来信时，身旁只有一盏旧台灯。俭朴到刻板，又严到近乎苛刻，导致许多干部宁愿在走廊等一小时，也不敢敲那扇门。

性子硬，却不闭塞。有意思的是，马达办公室与柯庆施隔壁，每晚散步十分钟几乎成了例行“微型常委会”。柯庆施边踱步边问：“猪肉价又涨，你去南市菜场看过没？”，转而又说：“苏共那几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哪册更靠谱？整理给我。”一句紧接一句，没有寒暄，全是问题。紧凑、直接，甚至带点理工男的较真。

再往前推二十多年，1921年10月的上海老闸北，18岁的柯庆施第一次被巡捕房带走。他与张太雷、包惠僧在陈独秀家讨论“如何把社会主义青年团办活”，结果半夜突袭，全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名册里“柯庆施”三个字，与“陈独秀”并排，翌日登上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记者写道：“他看起来像个背书包的学生，却毫不畏惧。”这是柯庆施早年的公开亮相。

1922年1月，他随张国焘赴莫斯科参加远东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列宁接见时握住他的手问：“中国青年对世界革命怎么看？”短短几句交谈，足以让后来不少中共老同志艳羡。王明私下开玩笑：“真见过列宁的，只此一人。”这种资历，奠定了柯庆施在党内“柯老”的分量。

抗战时期，他辗转华北平原，兼管组织和财经，时常拄着手杖在黄土路上走村串户。石家庄解放后，他点名让年轻新闻人张春桥当《石家庄日报》总编辑，又兼市政府秘书长。“敢写、能写、别怕挨骂。”——据说这是柯庆施交办时的原话。那时谁也没料到，两人的缘分会在多年后引来种种猜测。

1949年后，他南下南京，随后又掌上海。1957年那场在黄浦江畔举行的万人干部大会，现场风声猎猎，他朗声宣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在座者无不振奋。两年后，《红旗》杂志刊出他的文章，提出“全国一盘棋”——一句话迅速传遍各地调度会、作战室，成为宏观统筹的口号。

然而高强度工作和老烟瘾掏空了身体。1964年3月，肺癌手术后调养北戴河，医生嘱咐“勿劳心，勿操劳”，可他仍拖着病体跑三线建设。1965年3月29日，成都招待晚宴，他破例喝了两杯小曲，高兴地多吃几颗花生米。凌晨腹痛，送医院已是休克边缘。4月9日18时，成都华西坝原德医院的钟声刚刚敲过，心电图归于平线。

吴阶平与钱信忠亲自解剖，出血性胰腺炎，非肺癌复发。噩耗传回上海，弄堂里议论纷纷，有人叹息：“柯老真是拼命三郎，连死都像打仗一样突然。”马达没有言语，只在报纸悼词里加了一句话——“生平拒受馈赠，洁己奉公”。这句看似平淡，却是他目睹那根金华火腿时的真实触动。

多年以后，研究者们把柯庆施放在各种坐标里比较：资历、决策、作风、路线，结论各异。但对他的廉洁，批评者也难以挑剔。无论职位多高，他始终留意那张“多棱镜”里最亮的一面，这或许就是马达口中的“不能否定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