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偶听大别山传来捷报，立刻指示中原局：马上同他们取得联系

1947年4月初，延河水刚刚退去春汛的浑浊，一台缴获来的敌军短波电台忽然播出一条插播新闻：“湖北黄安七里坪反共庆功大会顺利举行，剿匪大捷！”原本低头校稿的毛主席猛地抬头，“庆功？哪来的庆功？”一句话，让屋里几位参谋对视——大家都明白，那片红军出发过的山岭，从未真正沉寂过。

十分钟后，机要人员把无线电监听记录交上。内容很快拼成一幅图：大别山深处，有支被敌人骂作“残匪”的小股武装，潜入庆功会，几梭子枪就把台上的联防副指挥杜定廉放倒，还全身而退。敌台气急败坏，连名字都不遮掩，嚷着何耀榜、刘名榜是“地头蛇”，要下重手。

毛主席把报纸轻轻合上，只说一句：“中原那面红旗，还在。”随即通知作战室，“找到郑位三，这旗子必须接牢。”一句话里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辞藻，却把战略关节点破——大别山，是华中通往华东华南的门户，不能失。

此时的何耀榜，正挪着一副木质拐杖，在罗田山口悄悄换岗。他不知道延河边有人关注自己的动静。被追剿太久，他只记得一个原则：敌人宣称我死了，那就逼着他们自己打脸。前些日子，一个山洞被封，报纸刊出“何逆毙命并首级曝光”。听到谣言，他苦笑：“首级哪来两只耳朵？我可舍不得。”

追溯过去，这位大悟汉子与大别山的缘分颇为曲折。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他因伤留下，后来红二十五军北上，再度错过大队伍。三次大撤离，他三次留下来，山头易主，他始终在原地拉队伍、打短促仗。正因为熟路，他懂得如何在石灰岩山缝里设埋伏，也懂得什么时候只带七个人就能硬闯碉堡。

抗战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进新四军，他被派去襄河沿岸发动群众。“打日本，保田地”，口号云云，一张嘴能把山民说得热血沸腾。可好日子没多久，皖西、鄂东反复拉锯，地下电台常常收不到上级指示。那些日子，他自嘲“打游击的人，天当被，地当床，情报全靠腿”。

1946年夏，中原突围开始，李先念命独立二旅要守住南大门。佛塔山阻击战，何耀榜用提前备好的爆破筒封住唯一山道，生生挡住敌军三天。主力突围成功，他却又一次留在身后，队伍折损大半，再想联络就已难如登天。

转眼到1947年元旦前后，敌军突袭，山洞被炸，他的腿被巨石砸坏，消息却说他“已毙”。谣言给了他短暂喘息，“既然他们信了，不如用敌人的喜酒敬敌人。”于是便有七里坪那场“庆功即送葬”的一幕。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见状急得跳脚，电报里喊“如不重兵清剿，恐重演1927年赤匪之覆辙”。恰在这时，陕北发来的电文落到郑位三手中：“三个月到半年，主力南下，你们顶住。”郑位三立即派郑志惠带着无线电、药品、盐巴，从随县穿林越谷，半个月后在双峰尖找到何耀榜。见面第一句话，只是“中央要你们把旗插稳”。何耀榜点点头，把拐杖重重杵在地上：“你放心，哪怕剩三个人，也不让旗子倒。”

大别山工委很快成形，游击队扩编为三个支队，直接听中原局指挥。山民一度以为红军又回来了，纷纷把藏了十几年的枪拿出来。碾坊、茶棚，全被改成作坊，白天磨面，晚上修枪。正是在这种看似简陋的准备中，刘邓大军七月强渡黄河，八月进入大别山区；前卫旅与何耀榜所在支队在老苏区七里坪会师，山岭上爆竹声此起彼伏。

刘邓进入深山后的第一场硬仗，何耀榜被抬着担架指点地形。他自己说：“我这条腿不走路，却还能替战友省点血。”一次突然遭遇战中，担架被击翻，他翻滚进乱石堆，硬是忍痛用绑腿带把自己吊在崖缝里。战后医护抬他出来，裤筒全是血迹，膝下的肌肉已经裂开。两次手术，终究保不住左腿。

1948年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指令：将这位“独脚将军”送后方治疗。告别时，部队给他敬了三声礼炮。陈毅握着他的手，只说一句：“你是大别山的活路碑。”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考虑他的腿伤和资历，让他出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他却摆手：“打仗我不怕，阅兵我走不动路，让我去做些别的吧。”最终，他成为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跑遍大别山区，为修路、清淤、建水库四处奔忙。

休息的间隙，他把手稿一页页写满血的往事。那本《大别山上红旗飘》，在1959年出版，短短三个月就印了三次。老区群众说，看完书才知道山里人当年到底吃了多少苦。

1964年10月20日，五十五岁的何耀榜因旧伤加重，与世长辞。武汉的秋雨淅沥，送葬队伍自汉口码头一直排到九峰山脚。次年夏，湖北省人民委员会追认他为烈士，这在和平年代十分罕见。不少当年的山民自发赶来扫墓，他们说，这座瘦瘦的墓碑，和当年飘在雾里的那面红旗一样，指给后人一条不曾折断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