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邓颖超逝世后，党中央公布了邓颖超的遗书，百姓看后纷纷感动

1992年7月12日清晨，长安街的公交车启动得比平日慢。司机掏出白布扎在后视镜上，乘客没有平日的喧哗，只剩报纸翻页声。头版黑框里，一行醒目的小字——“邓颖超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将按遗愿从简”。人们盯着这句话，像是突然闷在胸口的气释放又凝住，很多人脸颊已潮红。

北京医院门口，天刚泛白，花圈堆积成一堵半人高的墙。院大门边，一位中年女教师低声念着邓颖超留下的那封公开信，念到“骨灰不保留，撒掉”时哽咽停顿。身旁的老工人叹了口气：“这样的要求，换作咱们普通人都难做到。”

广播里回放的是邓颖超在1986年全国妇代会上那段掷地有声的话：“妇女觉悟一小步，民族振兴就能迈大步。”声音依旧爽朗，却再也不会在会场里回荡。播音员随后解释，这封遗书其初稿写于1978年，完稿在1982年6月，字里行间皆见决绝与清醒。

不少人好奇，为何她会在七十年代末就筹划身后事。线索要追到1976年1月。那年周恩来离世，当晚守灵间隙，她对赵炜低声说：“恩来走得坦然，我也得想清我自己的结尾。”一句话，点燃了写遗书的念头。

1978年7月1日凌晨五点，她推门叫秘书，“准备纸笔”。赵炜看她精神很好，就随手递过去。片刻后才发现，纸上落下的每一个字都在安排“解剖”“火化”“不保留骨灰”。赵炜忍不住轻声：“大姐，还早呢。”只听她答：“有些事早想好，才能让后来人轻松。”

草稿完成后，她又用三天时间反复誊抄，字迹端正一如当年在天津女师练就的书法。最后夹进信封，她在封口处写了八个字：身后之事，勿劳国家。

四年以后，也就是1982年6月17日，她担任中央纪委第二书记。那天，中午会议间隙，她突然把旧稿拿出来重写，加了两条。第一条是拒绝设故居；第二条是“勿因周恩来之名徇私”。有人偷眼看见，一行新墨浸出淡淡油光。

新内容其实与那年正在推进的党风整顿暗合。周恩来生前曾几次把侄子挡在门外，只为一条原则：工作归组织，亲情不能越线。邓颖超把这段旧事写进遗书，不是怀旧，而是怕将来再拿“周氏”当通行证。

从写完遗书到离世，她还有十年行程。1984年6月10日，泰山南天门迎来了八十岁的她。那天她穿一件洗得泛白的细棉衫，拄拐杖却坚持站在游客中间讲话。有人回忆，那段即兴发言只有七十多字，却让袖标导游哭得摘掉帽子。

下山后，她顺道回到天津旧校址。门卫学生不知道眼前的老人是谁，见对方坚持不用警车，只好请她在登记本写名字。她写“邓颖超”三个字，递回去时笑，“老校友，来看看黑板报就走。”那名学生后来在日记里写：字迹像银钩，笔尾却透出谦和。

同年秋天，南下江汉。船在葛洲坝边抛锚时，她已感冒，仍执意要看大坝夜航。回到桃花岭饭店，服务员见她自带补丁床单，悄悄问随行者原因。回答简单：“她说新床单比她还年轻，没资格替换。”第二天，工作人员想办酒席，被她一句“要花钱就不去”挡回。

1988年3月，她卸去政协主席职务。有媒体派摄影记者想拍“告别镜头”，却只拍到她在家中读书的背影。书桌旁立着一张背面贴胶布的木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购置的。有人劝她换新的，她笑道：“坐得惯，换它干什么。”

时间来到1992年初夏，她第五次因肺部感染入院。医生建议植入支架以减轻呼吸压力，她思考片刻，摇头：“拖一天，多花国家一天的药费。”7月11日清晨6点55分，心电图成一直线。值班护士记下这个时间，按惯例询问家属是否保留遗体。答复只有一行字：“按1982年信办。”

消息当天广播。北京街头的志愿者自发维持秩序，没有口号，也无哀乐，只有静默。更动人的是，很多普通妇女把家里用旧的搪瓷水杯放到医院门口，标签写着“向节俭学习”。

8公里外，八宝山革命公墓紧急腾出火化炉。按遗言，没有遗体告别，没有花圈展台。骨灰在化成细末后，由专人送往密云水库北岸，一阵风起，白色的粉末旋进水面，久久不散。工作人员说，那天正好无云，湖面映出蔚蓝，像一幅素净的画。

当晚，新华社全文发布遗书。电波掠过千家万户的收音机，“不设故居，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成为热词。臧克家连夜写诗称“空谷幽兰，自有馥郁”。报社第二天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有人只写一句“吾辈当自省”，便匆匆寄出。

北京医院门前的白菊依旧在风里摇。没有高音喇叭，也少见横幅标语，可是人流不息。烈日下，一位年过花甲的环卫工抹着汗，低声念遗书里的那句话：“人总是要死的，火化即可。”说完他把手上仅有的一朵小白花插进花束里，然后转身推车，继续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