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燕：教育如何应对老龄化与科技快进

题记：2026年3月29日，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75期在承泽园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的主题演讲内容整理。

我将结合当下老龄化与技术变革双重趋势，谈谈对我国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未来：劳动者更少，机器更智能

我们首先要有清醒的认知，未来社会的核心特征将是更少的劳动者与更智能的机器。

人口结构长期预测数据显示，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与少儿人口占比均将显著下降；而在跨国对比中，我国65岁以上人口的增速远超其他国家，到本世纪末，我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少子化”趋势在学龄儿童群体中的显现引发了广泛讨论。数据显示，我国学龄前儿童规模早已达到峰值并进入下行区间，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规模也已触顶回落。随着这一趋势发展，未来三年，高中学段适龄人口规模也将迎来峰值并转入下行通道；再过几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群体规模同样会出现大幅下降。

“少子化”的影响正沿着教育链条向上传导，对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带来冲击。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核心，需要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逻辑同样如此，我们需着力培养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人口。

在技术发展方面，当下我国技术正处于高速进步阶段。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与市场供给结构，是衡量技术进步的标准之一。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年度安装量高速增长，2024年占全球总安装量的比重已达54%，规模已达29.5万台，其中，由本土供应的比例增长迅猛，2024年已达57%，这是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

另一项深刻改变社会的技术进步指标是人工智能（AI）。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AI指数报告2025》，我国在AI相关领域的论文发文总量与专利申请数量，均已位居世界领先地位；代表性AI模型的数量持续攀升，仅次于美国；在顶级AI模型的研发上，我国与美国的差距也在持续缩小，显示我国在技术领域的高速发展与高水平。

随着劳动力数量红利减退与技术高速发展，我们能否依靠技术红利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技术与人的关系又将发生怎样的演变？这是我们当下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历史：如果教育追不上技术，群体差距将拉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在其成名著作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技术进步会创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如果教育扩张（特别是高质量、普惠的教育）能跟上甚至领先于技术进步，就能提升大众技能，共享繁荣；反之，若教育滞后，技术将主要惠及少数高技能群体，拉大收入差距。

这一观点已在美国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印证。数据显示，1950年之后的数十年间，美国本土出生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而这一阶段恰恰是美国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期，美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出现了大幅扩大。这一事实支撑了戈尔丁上述观点：如果教育发展没有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高技能群体的收入水平会大幅提升，而中低技能群体的收入增长将严重滞后，最终导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当前，我国技术正高速发展，部分领域已接近美国的发展水平。在教育方面，我们基于CFPS（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不同出生队列群体的教育水平进行了测算，涵盖40后至90后群体。数据显示，得益于义务教育的实施，70后、80后、90后群体的小学与初中教育完成率均达到90%以上，其中90后群体的义务教育完成率已接近100%。但在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层面，情况并不乐观：即便是1990-1994年出生的90后群体，高中毕业率仅为60%多一点，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仅为40%左右；而80后、70后、60后群体的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更低。需要注意的是，70后、80后、90后群体，仍是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跨国比较来看，近年来我国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虽在持续提升，但与美国、G7国家甚至俄罗斯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根据OECD于2024年发布的成年人受教育程度数据，我国高中以下学历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而高中及高等教育学历人口的占比，则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再看教育投入情况，教育是“投资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虽已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4%的目标，但与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

综合上述事实，结合戈尔丁的理论，我们不得不正视其中的隐忧：当前我国处于技术飞奔、教育追赶的阶段，这种技术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是否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给我国的共同富裕目标带来挑战？未来，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人的投资才能让教育发展尽快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CFPS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判断。从年龄维度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高等教育都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回报，并且这种高回报会贯穿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这充分说明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AI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明确了投资教育的重要性后，我们下一步要思考一个关键问题：在AI时代，我们的教育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当前，关于AI发展究竟是替代人类劳动，还是与人类形成能力互补，学界与产业界已有诸多讨论。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末发布的《未来就业报告》，对未来职业结构的变化做出了系统性预判。其中，根据雇主的预期，未来五年内，全球增长最快的岗位集中于数字技术相关领域，如大数据分析、金融科技、AI与机器学习、软件应用开发等；而雇主预期收缩最快的岗位，主要集中在各类文职岗位，包括收银员、售票员、行政助理、执行秘书、印刷工人、会计与审计人员等。

由此可见，技术对劳动的影响并非笼统的替代“人”，而是替代“特定的技能组合”，因为不同技能组合对于人的技能要求不同。

那么，未来雇主最看重的核心技能是什么？上述报告显示，排名前五位的技能依次是：一是分析性思维，二是韧性、灵活性与适应性，三是领导力与社会影响力，四是创造性思维，五是动机与自我认知。这些均为我们常说的“软技能”。

这一趋势在招聘市场中已有明确体现。与AI相关的新增职位发布量逐年上升，且主要集中于受AI影响较大的行业。与非AI相关岗位相比，AI相关岗位对韧性、灵活性和分析性思维等“软技能”的需求几乎高出一倍。这些“软技能”也对应着显著的工资溢价。

近期，斯坦福商学院Erik Brynjolfsson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为5000多名客服人员配备AI助手，跟踪分析其工作效率与工作内容的变化。研究发现，AI与人类劳动者形成了显著的互补关系——由机器处理标准化的信息处理工作，让人类劳动者专注于判断决策、客户关怀、情感链接等“软技能”相关方面，最终整体工作效率显著提升。这一实践案例，充分印证了“软技能”在AI时代的重要性。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结论：未来教育需要培养的，应是能够与AI协同共生，具备持续学习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和人文关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非单一技能的操作者。

近日我看到一则新闻：美国某顶尖大学计算机学院今年的200余名应届毕业生中，仅有23人成功找到工作。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即便是计算机专业技能，也面临着被AI替代的风险，单一的技术技能已无法适配未来的市场需求。

教育体系如何

明确了教育的核心目标后，我们需要审视：我国的教育体系正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在教育改革的“破”与“立”中，我们做了哪些探索？

近期，我与沈艳老师等合作完成了一项研究，聚焦AI时代高校学科设置的变化与调整。当前舆论常有“理工进、人文退”的判断，事实究竟如何呢？基于教育部发布的全国高校本科专业调整的全量数据，我们对此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2017年之后，全国高校新增了更多自然科学类本科专业，同时撤销了较多社会科学类专业，这是当前高校学科调整的整体图景。

我们进一步对专业调整情况做了细分，对比了2016年之前与之后的专业变化特征。以各专业撤销数量占比为纵轴、新增数量占比为横轴进行划分，可将专业分为三类：相对扩张型专业、相对收缩型专业、结构重组型专业（既有新增也有撤销）。数据显示，即便在2016年之后，大部分社科、经管类专业仍处于结构重组区间；而语言类、设计类等文科专业，已明确落入收缩区间。让我们略感意外的是，理学门类中的数学等基础学科，同样处于相对收缩的状态，这与我们此前的预判存在差异。

与此同时，交叉学科专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2016年之后，净增长排名靠前的专业均为人工智能及相关交叉专业，其中，人工智能+工科、人工智能+管理类的交叉专业发展最为迅猛。

从上述调整可以看出，我国高校正在响应市场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的需求，人工智能相关交叉学科的蓬勃发展，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配未来岗位需求的变化。

但是，简单的“重工轻文”存在风险：未来市场需要的核心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伦理判断、沟通协作、文化理解等“软技能”，大多来自人文社科领域的培养，这些能力是驱动技术创新向善、管理复杂社会的基石。

教育的调整不应是单向收缩，而应是结构重构。我们要强化人文与理科的基础性地位，并推动人文社科与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

除了面向青少年的国民教育体系，我们还应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存量群体。现在，60后群体正逐步进入退休年龄，但还有相当部分仍活跃在劳动力市场；70后、80后、90后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如前所述，这部分群体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针对这一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核心抓手便是终身学习机制，而在职教育是其中的关键载体。

OECD发布的《2025年教育政策展望》统计了其成员国各年龄段劳动者参与在职教育的比例。数据显示，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成人教育的整体参与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年龄越高，参与比例越低。考虑到OECD国家劳动人口的整体受教育程度高于我国，这意味着我国对在职教育的需求远比那些国家更为迫切。

在职教育的资助者主要为雇主。而雇主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在职教育大多集中于能够服务于本企业生产经营的专用性技能。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成年人接受的正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内容结构：在学历教育方面，成年人接受教育的目标大多是追求更高的学历，包括攻读MBA、EMBA等研究生学历项目；在非学历教育方面，培训内容主要集中于健康与安全、计算机与软件应用等企业所需的专用技能，而外语、创造、计算、运动和读写能力等通用技能，尤其是适配AI时代的“软技能”相关培训则占比较低。

目前我们尚未找到中国本土的相关数据，但现有证据表明，我国在成人通用技能与“软技能”培训方面的供给比OECD国家更缺乏。这也意味着，未来我们需要加快构建终身学习机制。

仅依靠企业与个人的自发行为，终身学习将更多聚焦于专用性技能。若要真正培养劳动者适配AI时代的通用“软技能”，必须建立由政府（政策与基础保障）、企业（岗位需求与资金支持）、个人（内在动力）共同承担的终身学习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能帮助劳动者个体适应技术与社会的快速变化，更是我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盘活存量人力资本的核心战略。

总结：教育需要快进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以教育之进，应对时代之变。为此，我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坚持投资教育，弥合教育与技术发展的鸿沟。将“软技能”置于核心，确保教育发展速度匹配甚至适度超前于技术发展。这是防止扩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

第二，重塑教育目标，将“软技能”置于核心。改革课程与评价体系，从知识灌输转向以分析、创造、韧性为核心的能力培养。

第三，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推动深度交叉融合。在支持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的同时，珍视并革新人文社科教育，培养兼有技术深度与人文温度的行业领军者。

第四，全社会共建终身学习生态系统。打破教育与职业的壁垒，为每一位劳动者，尤其是中年及以上的劳动力群体，提供便捷、高效的技能提升通道。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