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之前，曾经写过李国文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与《多雪的冬天》在构思上的相似性，引用了中国评论家张志忠的研究成果，在网络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张志忠似乎有一点不乐意，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冬春雪雾》的初心与辩白”的文章，刊发在《中华读书报》2025年8月27日上，同时一稿多投，删节版又刊登在《羊城晚报》上。
因为文章中提到了笔者，本来想回应的，但后来因为其它的事情，岔开了，没有回应。张志忠的观点，主要是说《冬天里的春天》参考了《多雪的冬天》，但不存在抄袭的嫌疑。
但是，笔者觉得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
其实，当初把陈谷子烂芝麻翻了出来，初意是想探讨一下中国文学的风潮演变，与苏联文学的关系。
像1976年之后逐渐甚嚣尘上的意识流风格小说横空出世，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起于青萍之末？
也许部分答案就在于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之中。
《冬天里的春天》与《多雪的冬天》都有女儿疑云的最核心情节，在苏联小说里，它的最核心的构思，就是一个俄奸的女儿，被游击队长认作女儿，预示着苏联小说里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不要纠结于历史上的恩怨，小说设定用以阐明的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投敌者，遗传了他们基因的后代，不应该再视着敌人，而是要施予他们以爱。
这种思潮的转折风向，对于苏联的演变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因为，这样的小说里，在暗示着邪恶的基因，在传递到后人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有罪。
再进一步，就要说，邪恶的原初基因，也是无罪的。
现在在俄罗斯，过去被苏联视作邪恶分子的高尔察克、邓尼金、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被称为彼得留拉匪帮的这个核心人物，也在乌克兰被视作民族英雄了。
因此，《多雪的冬天》这个小说的整个意图，就是开始为罪恶基因洗白了，不过小说走出的第一步，就是先为其后代脱罪。
中国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中也沿袭了《多雪的冬天》中的这个情节，不过，在李国文的小说里，这个女儿疑云的用处，是用来揭露她的亲生父亲的罪恶的，是用来坐实打入到革命内部的阶级敌人的道德恶行的。
如此看来，《多雪的冬天》里的女儿疑云，是为罪恶“脱罪”，而《冬天里的春天》里则是为罪恶“加罪”。
在这样的不同的主题意旨下，《多雪的冬天》中的游击队长，认领了俄奸的女儿，让她有一个优良的基因传承环境。《冬天里的春天》里的那个无主的女孩，是主动认领了游击队长为父亲。
因此，“女儿疑云”的基础情节，都必然相应地发展出父女如何见面、父亲如何与疑似母亲相遇、母亲与女儿如何排解矛盾这些情节的后续跟进。
两者的情节走向受作者的各自创作目的的驱使与左右，必然是暌隔迥异的，但是，落实到具体的细节描写上，我们惊讶地发现，《多雪的冬天》及其中国仿制之作《冬天里的春天》在人物的喜怒哀乐的心理定调与情绪波动的起承转合上，却高度一致。对于这种相似，究竟该如何定性，我们不作评判，大家可以自主作出思考。
下面，我们作一个简单的类比：
一、两部小说里的游击队长回到旧地，见到了女孩母女生存的居所，都很素净，反映出女性操持的环境居处的特有属性：
《多雪的冬天》：安东纽克没有敲门就走进了穿堂，这里一切都洁净得闪闪发光。一切家具什物——桌子、沙发、白色柳条篮、搪瓷铅桶、滑雪板，甚至连旧毡靴都放在经过仔细选择的位置上。这一切证明，这里住着一个妇人，单身一人，她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没有任何人来打扰她。
《冬天里的春天》：外表上半新不旧的房子，屋里收拾得倒比老林嫂家，更接近于城市生活，因为船家是解放后才定居下来，她们娘儿俩又与农业生产无关，所以干净利落，类似城市里小康人家的模样。
二、女孩知道游击队长与其母亲的来往，都产生了强烈的恨意。
《多雪的冬天》中通过这位母亲之口，告诉游击队长，她的女儿对他的恨：“伊凡，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该再这样下去了。薇塔知道了，她责备我。她是那样轻蔑地跟我谈话啊！女儿痛恨我，也痛恨你！……”
《冬天里的春天》里的女儿向闺蜜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但我知道，汇钱的这个人，才是我真正的父亲，我的生身父亲。这一点，从我舅舅那儿透露出来过；十年前，我又从一个人那儿得到了证实，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可是，直到现在，不，直到今天，他，一个多么卑劣的人，不敢，而且也不想承认我是他的女儿。我恨死了他，真想当着他的面问：你既然敢把我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就应该负责，因为你是人，不是动物，即使是动物，也懂得疼爱它的儿女呀！”
三、游击队长再次见到了女孩的母亲，都强调了这个妇人青春不再的巨大变化：
《多雪的冬天》：她的确变了。当然也老了，而且似乎变得平民化了。她的打扮不论是发型还是衣着，都简单朴素……”
《冬天里的春天》：珊珊娘，也就是年青时的四姐，脸色呆板而又显得苍白，目光迟钝，完全失去了当年的神采……”
四、游击队长与女儿相见，都用戏剧化的话语交锋，突出了在交待出他们存在父女关系后带来的强烈突兀感：
《多雪的冬天》里是游击队长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交战，主动承认自己是她的父亲：
“你的父亲就是我”。
“您？”薇塔丽雅张大眼睛，一眨也不眨，久久地望着他的眼睛。
《冬天里的春天》：
但他万万没料到，那个女孩子张嘴喊出了一个差点让他吓晕过去的称呼。她抬起脸，亲切地望着他，极其温柔地喊了声：“爸——爸！”
啊？一切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了。
五、游击队长来到女孩家，都是女孩给他烧吃的
《多雪的冬天》：“您吃过了吗？我接到为您做饭的命令。”
“不，没有吃过。我睡着了。但我已经饿得像一只野狼。讲礼貌的客人是不会这样说的，从早到晚我不是这样的客人。”
她眼睛里似乎出现了刚才没有过的闪光，于是高高兴兴地到厨房里去了。
《冬天里的春天》：叶珊问：“要我做些什么吃的吗？你大概饿了！”
那几个马齿菜馅饼根本不顶事的，于而龙笑着承认：“方便的话，我倒有一点胃口。”
她忙碌起来，点煤油炉，下挂面，卧鸡蛋，从里屋到外屋，张罗个不停，连她自己都认为可笑，自我嘲讽地说：“真荣幸，我长这么大，整三十周岁，头一回能为我的爸爸效劳。”
六、吃饭的时候，女儿再次对疑似父亲表达了恨意，这是直接的表露：
《多雪的冬天》：（游击队长与假女儿一起吃饭）但是薇塔丽雅不让他干杯。她说：
“我曾经恨您。当我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凭着孩子的天真的本性恨您。……”
《冬天里的春天》：（游击队长与假女儿一起吃面）她给逗乐了，然后坐在他对面，也吃起来，她用筷子挑起面条，边吃边说：“你猜，我曾经多么恨你，恨死了你。”仿佛于而龙就是面条，用牙狠狠地咬断。
七、在女孩的家里，游击队长累了，都开始休息：
《多雪的冬天》：安东纽克坐在娜嘉（女孩母亲）刚才收走被子的那张沙发上，这时他觉得是疲倦极了。一夜未睡，从车站出来后又着实走了不少路。
安东纽克醒过来了，……也许是太疲倦了，已经睡了很久了吧！脖子僵了，手也发胀了。他伸了个懒腰，却看见了她。姑娘站在火炉边，怀疑地微笑着，直望着他。
《冬天里的春天》：
游击队长实在太困了，再打不起精神来，只好相信年轻人吧！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也许会处理好的。刚挨着枕头，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仿佛早年间在石湖里浮沉似的，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等他走到客堂间——农村里都这样称呼正中间的大屋，只见母女俩在桌旁忙着捏糯米粉汤团，叶珊笑着迎上来，分明是为了减轻她妈妈的窘态，问着：“睡好了吗？”
八、女儿都指责母亲与游击队长暗中串通：
《多雪的冬天》：“您需要去看妈妈，预先关照一下……互相串通好，”她这样猜测，一面尖刻地笑着。
《冬天里的春天》：“哈哈，得啦得啦，不要串通演戏啦！亲爱的爸爸同志！”她多少有点神经质地笑着。
后来，女儿明悟了真相，精神崩溃，《多雪的冬天》中的女儿上了一艘小船，在水上四处漂泊，患了肺炎，病势很重。《冬天里的春天》里的女儿，投湖自尽，后被人救起，痛不欲生。
可以说，从上面情节的性格定性与冲突流程来看，可以说中文完全是苏联原版的克隆，原小说里对这一情节的定性，直接规定了中文小说里的叙事进程。我们不得不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苏联原小说里的这个极富冲击力的拍案惊奇情节，中国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会按这种模式，设置出这样一个“女儿疑云”的贯穿整个小说的悬念吗？会有中国小说里亦步亦趋苏联小说的性格走向与冲突裂变吗？
张志忠在“关于《冬春雪雾》的初心与辩白”一文中，重申了他只认为《冬天里的春天》对《多雪的冬天》作了借鉴，而并不认为两者存在着比借鉴更为复杂交集的关系。笔者并不认为这样。某种程度上说，了解《冬天里的春天》，必须借助于《多雪的冬天》这个坐标，不然，我们就会陷入在《冬天里的春天》里的层层迷雾之中，这种迷障，并不利于对李国文先生作品的创作规律的认识，也不利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
张志忠在《羊城晚报》上的一稿两投的同样文章
但奇怪的是，张志忠在“关于《冬春雪雾》的初心与辩白”一文中，最后用了一句“不要再去骚扰李国文先生的在天之灵”来缄默对李国文文学的研究，未免有一点叫人生出不可思议之感。如果研究一个文艺作品的来龙去脉，就是对作者的“在天之灵”的骚扰，那么一部文学史，就应该彻底贴上封条，因为这些文学史中涉及的作者，在张志忠的目光看来，都属于“在天之灵”层次的，只要你蹭刮到他们，就会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受到骚扰，难道，我们真的要请出西门豹，来查清一下，究竟有没有骚扰到“在天之灵”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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