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利弊分析与道路选择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亚布力企业家论坛CEF）

当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保守主义趋向越来越明显，全球经贸格局面临重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作为一国经济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必定有得有失，新形势下，我国也需要厘清利弊。本文认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之处包括优化国家对外资产负债表、获取全球资源、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提升国际影响力；不利之处包括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大、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加大、海外主体监管难度上升、海外利益维护成本上升。面对新形势，要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布局，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提升全球产业体系地位，在开放中掌握发展主动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在各国开放政策激励下获得快速发展，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我国是全球产业体系的受益者和贡献者，是维护这一体系的积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提升了参与全球产业体系的主动性。但近年来，作为全球产业体系曾经的引领者和主导力量，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保守主义趋向越来越明显，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产业体系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我国有必要反思美欧态度转变的根源，评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利弊，思考未来道路选择。

一

国内外跨境直接投资形势分析

跨境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形式，其结果是一个经济体的居民可以对另一个经济体的居民企业施加控制或重要影响，通常直接拥有50%以上表决权就被认为存在控制，10%~50%被认为存在重要影响。如果跨境所有权没有达到直接投资标准，则可能被列入另一种跨境投资形式，即证券投资。由此可知，跨境直接投资是一种更为深入的绑定，投资方与被投资企业通常可以建立持久关系，被投资企业的决策则更多从集团利益出发。这种跨境交往的动机和行为方式与国际贸易存在很大区别，对全球产业体系和竞争格局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一）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形势分析

传统上，通过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来规避境外市场的贸易壁垒，是跨境直接投资的动力之一，这在本质上与本国投资区别不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各国开放进程的加快，引发了跨境直接投资的一次变革，外国市场进入门槛更低了，外国生产要素可得性更高了，企业可以利用更多国家的资源来提升效率，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推销产品和服务。在此影响下，跨境直接投资的形式与目的、跨国公司的运作模式、跨境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生产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布局形成全球生产系统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这促使更多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国际化进程中来，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

图1展示了全球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过程，1986—1990年间的年平均增速为33.9%，规模占全球GDP的比重由0.41%上升至0.99%。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经历了8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贸易自由化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2000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年平均增速为29.1%，2000年首次突破万亿美元，达到1.26万亿美元，流量占全球GDP的比例上升至3.69%的历史最高位，这一纪录保持至今。2004—2007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经历了又一个高涨期，流量在2007年突破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例达到3.47%。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从规模上看仍然很大，历史最高点为2015年的2.04万亿美元，但这更多是由于全球普遍实施宽松政策形成的货币效应，从流量与全球GDP比例来看则整体呈下行趋势，其间于2015年出现了短暂反弹，但无法扭转整体下行格局。2018—2024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与GDP比例维持在1%左右，相比2008—2017年2%左右的水平有所下降。2024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1.5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5%，与全球GDP的比例为1.41%，同比持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跨境直接投资蓬勃发展的基础是信息通信技术和各国开放政策。2008年以来，后一个基础被逐步侵蚀，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跨境直接投资近年来的转变是根本性的。美国是这一进程的引领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重构全球经贸格局，经历了创建新自由贸易体系、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经贸协议、“小院高墙”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几个阶段。随着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上台，美国进一步转向保守主义，对外加征所谓的“对等关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行径有所抬头。制造业回归是美国的核心诉求之一，拜登政府时期提出了“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特朗普政府则通过贸易谈判施压，迫使别国对美开展大规模直接投资。对欧洲和日本等西方经济体而言，新冠疫情影响很大，借此政治上普遍右转，表现出逆全球化倾向，贸易壁垒不断增多，并同样要求制造业回归。欧洲2022年以来针对关键原材料和关键产品出台了一系列保障供应链安全的法案，日本疫情后进一步推动“中国+1”战略，即将生产基地分散到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在发达国家普遍偏向保守主义的背景下，全球经贸格局进入剧变期，关税和贸易壁垒被更广泛使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面临重构，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形势分析

21世纪以前，我国一直面临外汇不足问题，缺乏对外投资能力，政策上限制较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多是为了履行国家职责、保障资源供给、带动出口、节汇创汇、积累国际经营经验等。根据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03年末，中央管理企业在投资存量中的占比仍高达九成。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贸易顺差迅猛增长，外资大量涌入，此后8年外汇储备增长逾10倍，如何处理“双顺差”下外汇储备激增问题，成为当时的重要课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出现资本短缺。彼时，我国企业所受冲击有限，投资能力与市场机会相结合，大量企业开始尝试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层面适时提速“走出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放宽对外投资监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7年的265.1亿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1961.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24.9%，流量与GDP的比重也达到1.71%的最高点（见图2）。这一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市场化转型，更多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中央管理企业流量占比从2007年的80.2%降至2016年的17%，非公有经济控股的境内投资者在2016年对外投资流量中的占比达到68%。

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政策上对企业境外投资方向和海外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出现一定调整。2018年，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国内企业尝试投资东盟等绕道对美出口；2020年以来的疫情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达国家更加偏向保守主义，国内企业不得不进一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加大东道国本地生产。从规模上看，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16年以前的快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震荡阶段，流量占GDP的比例经历较大回落后稳定在1%左右。202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922亿美元，接近2016年的最高点，同比增长8.4%，流量与GDP的比例为1.01%，同比提升0.04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制造业对外投资表现突出，成为我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标志。制造业投资存量从2017年末的1403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末的3389亿美元，年均增长13.4%，增速较全部投资存量高5.2个百分点，存量中的制造业占比由2017年末的7.8%上升至2023年末的10.8%，提升3个百分点。2024年，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75.4亿美元，同比增长37.3%，占全部流量的19.5%。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变化对我国影响很大。我国凭借高效产业链生产物美价廉商品并销往全世界的模式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关税和贸易壁垒，维持难度加大。国内经济方面，面临外部需求不足，提振国内需求难以速见成效，进而拉低价格水平，企业盈利下降，投资更偏谨慎，居民就业增收难度加大，消费能力和意愿不足，进一步加剧需求不足的困境，这在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已经有所表现。在此背景下，我国产业外迁不可避免。此前制造业低端环节转移至东南亚等地，绕道出口美欧等国的模式面临更大挑战，未来高技术、绿色等高端产业链会向欧洲等发达国家转移，贴近最终消费市场，这一趋势目前已经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行业出现。

二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利之处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必然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如何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经济战略选择的一部分。面对新形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利之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化国家对外资产负债表

过去我国一直保持经常项目下国际收支顺差，预计未来我国仍然将维持顺差国地位。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需要资本和金融账户提供逆差进行对冲，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投资，储备资产可以看作官方的对外投资。从我国2024年末国际投资头寸表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存量3.13万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头寸3.62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净头寸-4895亿美元，对外证券投资净头寸-5223亿美元，储备资产净头寸3.46万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投资都是净债务，官方对外投资的储备资产是净债权。从投资收益角度看，储备资产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相比，安全性、流动性要求较高，收益偏低。想要提升对外资产收益，需要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投资比重。

（二）获取全球资源

我国是工业大国，2024年工业增加值5.6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5倍、欧盟的1.7倍。工业发展需要大量资源作为基础，资源安全对于我国尤为重要。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与我国工业规模相比，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存在不足，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2024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53亿吨，国内原油产量2.13亿吨；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12.3亿吨，国内铁矿石原矿产量10.42亿吨。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2023年，我国各商品进口金额占所有统计国家进口金额的比重，原油为24.7%、铁矿砂及其精矿为72.7%、锰矿砂及其精矿70.3%、铜矿砂及其精矿60.9%、镍矿砂及其精矿67.9%、钴矿砂及其精矿46.3%、铝矿砂及其精矿80.6%、铅矿砂及其精矿30.6%、锌矿砂及其精矿37.3%、锡矿砂及其精矿74%、铬矿砂及其精矿90.4%、钨矿砂及其精矿35.7%、铀或钍矿砂及其精矿32.8%、钼矿砂及其精矿12.3%、钛矿砂及其精矿42.9%、铌钽钒锆矿砂及其精矿56.6%、贵金属矿砂及其精矿63.8%。如此巨大的贸易量和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仅靠贸易手段难以充分保障资源安全。企业加大海外资源类投资，提升全球资源供给能力，稳定全球资源价格。保证我国资源贸易稳定，是保障资源安全的必要手段。

（三）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是大国博弈的基础，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国际市场。我国虽然人口众多，2024年末也只占全球人口的17%；此外，我国2024年人均GDP约为1.3万美元，相当于欧盟的31%、美国的16%，仅靠国内市场无法培育出规模足够大、数量足够多的国际性大公司。同时，大国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规模，还需要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格局中。因此，大国企业的竞争力必将是国际竞争力，需要比拼全球化经营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获得全球化经营能力的必由之路。从我国企业实践看，经历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洗礼，国内一批优秀企业快速成长，主观意愿上希望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获得进一步成长机会，这也是我国此后大规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动力和现实基础。

（四）提升国际影响力

良好外部环境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提升国际影响力则是维护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投资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从经济角度出发都乐于接受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创造就业，稳定经济增长；对于普遍面临投资不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重要性更加突出，对外资的需求也更为迫切。由于跨境直接投资是全球稀缺资源，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拉紧与投资目的国的经贸联系，提升信任感，增进利益交融，促进民心相通，提升投资来源国在投资目的国的影响力。以美国为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24年末，对外投资存量占全球的比重达22.4%，高于我国的7.2%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美国对关系密切国家进行了大量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美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24年末，除去百慕大、英属加勒比、荷兰、卢森堡、爱尔兰、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传统投资中转地外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英国、加拿大、德国、瑞士、澳大利亚、墨西哥占比分别为28.7%、12.9%、6.4%、6%、5.2%、4.5%，中国占比3.4%，位列上述6国之后。

三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利之处

在上述有利之处以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一些不利之处，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大

投资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是全球稀缺资源，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必定会削弱国内投资。制造业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产业链条环环相扣、相互依存，共同构成高效制造体系。产业链上一部分向外转移，会带动链条其他部分被迫转移，很难人为控制一部分转移而另一部分留下。当制造业向外转移达到一个难以预先判断的临界点时，进程会加速且难以逆转，甚至带来产业空心化。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殷鉴不远。技术外溢可能促使国际竞争对手崛起；缺乏制造环节的研发会与产业化脱节，导致新产品跟不上市场更新迭代节奏。例如，美国坚决留在国内的军工、航空等制造业部门，也因为制造业人才流失和产业配套能力不足而出现竞争力严重下滑的现象。近期，美国最大航空航天制造企业波音公司连续遭遇研发周期大幅拖延、产品质量问题不断等困境，声誉受损。产业空心化会让本国企业盈利增加而本国居民就业和收入受损，收入差距拉大，引发连带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导致本国经济“脱实向虚”，经济脆弱性上升，发展潜力下降。

（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加大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随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和金融自由化兴起，发达国家开始放开跨境资金流动管制，浪潮逐步扩散至发展中国家。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又为各国敲响了警钟。危机发生后反思得到的结论之一就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放宽了对外直接投资审批，特别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改革，并在2014年出台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和《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进一步放松了对外直接投资监管。制度上的改革是我国企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同时也提升了监管难度。从改革后实践来看，也出现了一些借对外直接投资之名转移资产等问题，提升了我国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和汇率管理难度。

（三）海外主体监管难度上升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代表的是国家形象。海外经营主体不可避免会遇到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问题，特别是企业进入法治不完善、治理水平偏低的发展中国家时，可能面临贿赂、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问题。同时，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抵制态度，利用其控制的非政府组织、媒体等抹黑中国形象，放大我国企业部分海外行为。此外，我国海外企业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行为也是痼疾，既有损自身利益，也有损国家形象。因此，企业海外行为不应成为法外之地。发达国家经历长期探索，建立起符合自身国情的海外企业监管体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跻身全球第三位，但在监管方面还存在差距，导致海外主体监管难度很大。

（四）海外利益维护成本上升

海外企业是一国的重要资产，当海外资产规模越来越大，保障海外利益难度随之上升，需要的投入也更大，包括援外支出、外交支出、军费开支等。如何平衡国内投入与海外投入便成为一个问题。海外投入开始容易结束难，减少对一国的投入可能迅速损害双边关系，完全停止对一国投入可能会使双边关系滑落至较投入前更差的境况。例如，美国全球霸权支撑起美元国际主导地位和美企全球竞争优势，美国得到巨大利益，但同时维护海外利益支出也非常庞大。2025年7月，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正式关闭，相关职能并入美国国务院，转向“美国优先”对外援助机制，以平衡国内投入与海外投入的关系，这一举措被视为对美国全球软实力的削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需要大量资源投入，全球资源调配总体能力也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保障过于庞大海外利益难度很大。

四

政策建议

如何权衡对外直接投资利弊关系到一国的道路选择，同时也是大国间战略博弈的一部分。面对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剧变，我国需要迎接挑战，扩大自主开放，持续推进“走出去”战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在开放中掌握发展主动权。

（一）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布局

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布局上需要有主有次，并根据全球经贸格局变化调整主次关系。从目前形势看，周边应是重点。随着美国加紧对华打压遏制，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联动效应加深，我国维护周边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的重要性上升。首先，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加大对周边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拉紧经贸联系，提升我国在周边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力度。在全球经贸格局将进入剧变期、发达国家偏向保守主义的背景下，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有利于稳定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同时，在持续的经济发展支撑下，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正在释放，共建“一带一路”基础更加扎实。要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努力开拓新市场空间。最后，对于部分发达经济体，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方面要保持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拓展合作；另一方面也应坚决回应打压遏制，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和我国企业海外权益。

（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是各国国内经济发展特点和企业经营特色的延续，例如，美国的跨国巨头、日本的综合商社、德国的专注细分领域等。我国也需要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目前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特色在于政府谋划推进双边顶层设计，国有企业大项目推进能力与民营企业灵活多样相结合；而短板在于管理能力、服务体系和软实力。据此，从政府层面看，要推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完善对外投资合作管理制度和风险防控体系，指导企业依法经营、人员合规从业，协调企业海外行为，做到一盘棋。完善“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强化法律、金融、物流等海外综合服务。从民间层面看，要支持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发挥更大作用，推动行业自律，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强化安全保障，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支持与对外投资相关的法律、人力资源等服务行业发展，为企业提供多元化涉外法律服务，提升海外人员跨文化沟通能力。

（三）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力

影响力的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关注影响力的投放，更需要重视被投资国的反应，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共同推进，促进投资国与被投资国的全面良性互动。经济方面，深化与被投资国发展战略的融合，在开放发展、互利共赢原则下加强经贸联系。政治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被投资国巩固战略互信，不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被投资国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守住和平稳定底线，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社会方面，鼓励海外中资企业更多雇佣当地员工，承担社会责任，保护当地环境，更好融入当地社会。文化方面，扩大交往交流，便利人员往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包容互鉴。

（四）提升我国经济硬实力

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支撑。国际影响力的根本源自经济硬实力，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重点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速不仅关系到本国民众的民生福祉，还关系到国外民众对本国的态度，快速增长的庞大经济体无法被忽视。我国目前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很难再保持改革开放前30年的高速增长，但仍然有必要维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速。当前，我国经济进入由出口导向型向新发展格局转变的关键期，在保持经济适当增速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提升产业影响力。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变革的核心是全球产业体系重构。发达国家在重新工业化，鼓励本国跨国公司回归本土，吸引全球高科技产业落户，推动更多产业链向友岸和离岸集聚。发展中国家在尽力融入全球产业链，在全球产业体系中争抢份额。我国是全球工业第一大国，并且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我国应对当前全球产业体系重构的关键是，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对周边地区的凝聚力。三是支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决定因素。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就是具有技术转让能力。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航空航天等是未来科技前沿，我国在相关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积累，未来需要持续加大投入力度，跻身全球前列。在此基础上，扩展对外技术合作，助力形成以我为中心的产业体系。

*文章来源：世界投资银行

排版｜林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