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中东局势演变与中国能源韧性：化危为机的转型跃迁

邹骥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以下观点整理自邹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7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543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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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东地缘冲突的发展情景

关于中东地缘冲突的发展情景，当前阶段难以做出准确预判，任何预测均存在误判风险，通常只能采用情景分析方法。现从时间尺度维度将其概括为三种冲突情景。

第一种情景为短期时间维度，约3年甚至3-5年。该情景表现为短期矛盾激化、冲突加剧。当前态势显示，最初预期数周或数月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冲突或将呈现类似乌克兰战争的形态，烈度未必很高，但持续不断，霍尔木兹海峡通畅与否成为最重要的博弈砝码，形成长期溃疡状态，由此带来显著不确定性。

第二种情景为中期对峙，期间可能出现短期缓和、局部缓和与冲突交替的状态，类似过去十年的态势，该情景存在发生概率，时间尺度约为5-15年。

第三种情景为长期持续的对抗、僵持与无解状态。事实上，中东冲突的历史渊源长达千年之久，即便从较近的中东战争算起，也已持续70-80年，长期处于对抗与僵持之中，其间存在复杂的历史脉络。美国将持续支持以色列，但其孤立主义倾向使其尽量避免海外深度干预，或意图将战略资源集中于西太平洋方向。这是美国的战略意图，却始终难以实现，故将竭力避免在中东陷入深度冲突。这一矛盾使得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有所折扣。当然，美以联盟在该地区仍保持绝对优势，这一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

此外，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发展程度、团结或和解程度、宗教文化的真实影响，以及伊朗、沙特、阿联酋、埃及等重要地区大国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状态，均使局势错综复杂。分析上述情景最终需形成关于冲突时间尺度的判断。从能源投资尺度来看，通常关注10-30年时间跨度，这与中国另一系列重要时间节点基本吻合：2035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距今10年，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距今约25年，“碳中和”目标距今约35年，这几个时间尺度可作对照参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能源内涵应包括：能源安全独立、供给充裕、绿色清洁，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清洁绿色用能奠定雄厚基础。但核心要义在于关注时间尺度这一关键变量。

二、中东地缘冲突造成的影响

关于地缘冲突造成的影响可分层次来看：较为直接的是能源供给安全保障层面的影响。该问题上，中国所受冲击相对有限，虽存在局部影响，但总体可控、可管理，主要得益于中国多年来采取的预防措施，抗风险能力已大幅提升。中国能源结构中，油气虽仍占据重要地位，具有广泛应用，但整体并非以油气为主，目前仍以煤炭为主体。新增能源及非化石能源，特别是风电、光伏虽仍处于发展早中期阶段，但风、光、水、核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及其发电量、发电效率已成为新增能源的主要支撑因素。从2024年开始，中国石油消费至少在短期内已见顶，2024年至2025年呈现达峰态势。中国能源软肋主要集中于油气领域——约70%的石油、40%的天然气依赖国际市场，其他能源如煤炭、风电、光伏则不然，特别是风、光在增量储备及存量替代方面仍具较大潜力。因此，能源供给总量在全球范围内或中国国内全局上均不构成问题。

第二个影响层面波及范围更广，且可能产生较大幅度冲击，即能源价格在短期内的波动。该波动可能对宏观经济基本面变量产生溢出效应，包括对股价、金价等资产价格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政府必将采取应对措施，特别是若美国增加战争支出及能源保供补贴，中国亦可能产生类似需求以平抑价格、防止价格水平过快上涨对特定市场主体的冲击。该问题更需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历史上已有相关教训。

另一影响在于宏观经济整体稳定。当前“十五五”规划目标及今年年度目标中，经济增长率仍是重中之重、核心指标，地缘冲突是否会产生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值得密切关注。

当然，我们虽有信心，又不能掉以轻心。需关注对社会安定及政治稳定的影响。美国当前对此高度敏感，若油价管控失当，通胀水平反弹，民众切实感受到加油成本上升，将影响其选情。11月中期选举在即，伊朗正是看准这一点，故采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举。尽管全球均受影响，但特朗普政府对此最为敏感，若油价持续至8月、9月仍维持在100美元/桶以上甚至继续攀升，其选举压力将显著增大。因此，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意义及最直接影响，对美国政治的冲击可能高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从中国角度而言，不存在美国那样的选情影响，但需格外关注与民生相关的事项，精细识别敏感群体，避免对民生造成冲击。较为幸运的是，此次冲突爆发时取暖季节已经临近结束，但仍需充分评估和准备，特别是北方地区大量使用的天然气，需为下一个取暖季认真评估、提早做好准备。

回顾从上世纪70年代阿拉伯石油禁运触发的石油危机、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直至新冠疫情期间的历次重大事件，从中可观察到两个值得深思的新情况：一是每次影响的机理与机制已发生显著变化；二是影响外溢的持续时间各不相同。这些历史经验需特别注意，最核心的变量仍是此次冲突的持续时间。

三、承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的韧性以及适应能力

此外需补充一点：承受中东地缘冲突的韧性和适应能力已较从前大幅提升，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展开。

1、战略油气储备在短期内较为充裕。中国虽未官方公布储备可用天数，但据国际报道及社交媒体信息，约为90天至140天不等。无论具体天数如何，若冲突或油价波动仅持续数周或数月，以中国经济体量及储备规模而言，应对短期波动的实力较为雄厚。

2、进口多元化。经过过去十多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布局，中国已建立起多元化的进口体系。尽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口来源占比仍相对较高，但约在7%-8%的水平。若出现波动，可通过调节其他来源增加进口以适当平抑影响。零影响虽难以实现，但将冲击最小化完全可以做到。

3、油气价格管制能力。近期媒体评论中对该政策手段提及较少，但需特别强调的是，价格管制是重要的应对工具。历史上最成功、最著名的案例为尼克松时期应对中东石油危机，短期内通过政府直接干预管制油气价格，取得了一定效果。中国《能源法》亦有相应法律条款支持。此前2020-2021年大范围拉闸限电期间，正是依靠体制优势与政治优势迅速平抑煤价波动，短期内有效稳定了市场。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政策能力。长期管制或存在代价，但作为应急措施，仍是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选项。

4、能源替代能力。中国电力行业在过去20余年实现了长足发展。加入WTO初期，全国电力总装机仅5亿千瓦。此后装机规模呈指数级增长，当前结构性变化更为迅速：非化石能源装机已于去年超过化石能源装机，发电小时数稳步上升。去年全年发电量已突破10万亿千瓦时，约为美国的2.5倍，遥遥领先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这是中国应对能源安全（尤其是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油气安全）挑战的重要底气，并非盲目乐观。

中国电力工业为替代油气奠定了雄厚基础。新增电力需求保持约5%-6%的增长率，用电量持续增长，增量主要来自算力、居民部门、服务业及电气化领域。自去年起，新增用电需求基本不再依赖煤电，而主要依靠非化石能源满足。从居民生活用电来看，全国14亿人口日常生活用电在数量上已基本可由风光发电全部覆盖。截至2025年底，风光发电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约为22%，该比例十余年前仅从个位数起步，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期间上升速度显著，且未来潜力依然巨大。

从国际对标来看，德国、英国、西班牙及美国加州等先进经济体，风光发电占比已达40%-50%以上，中国目前为22%。这意味着“十五五”期间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仍具巨大潜力，而主要支撑在于储能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新六大支柱未再提及可再生能源，但明确将新型储能纳入其中。广东省作为第一大省级经济体，已确定2027年在新型储能领域形成万亿级赛道，去年产值已达7000亿元，发展态势迅猛。预计至2030年“十五五”末期，风光发电占比有望冲击35%以上，38%为踮脚可及的目标，40%则需付出艰苦努力。依托强大的电力发展基础，电力替代前景广阔。

5、全面电动化。电动汽车电动化已为替代石油进口作出重要贡献，且贡献度还将进一步提升。预计至2030年，电动车保有量将接近1亿辆，当前新车销售渗透率已超50%，发展势头迅猛。中国石油消耗过去主要用于公路交通领域，现通过电动化已极大遏制了交通增长对油品需求的拉动，交通量持续增长，但能源来源已发生转变，铁路依靠电气化及高铁，公路亦在加大电气化推进力度，用电上升但用油却呈现下降趋势。

6、燃气替代方案。燃气主要用于化工原料与北方取暖两大领域。对于北方燃气取暖，电力驱动热泵替代的技术与工程方案日趋成熟，未来5-10年渗透率有望迅速提高。该技术率先在欧洲实现规模化应用，特别是俄乌冲突期间，俄罗斯油气供应骤减，中国热泵产品大量出口欧洲。近期在德国开会期间，当地同行表示拟继续扩大应用范围，从民用延伸至工业热泵领域。与此同时，国内热泵应用也在推广，如世纪城往西闵庄路一带的大型社区已完全依靠热泵供暖。此外，北方乡村已完成多项试点：屋顶光伏结合储能及热泵，可满足300平方米院落屋顶、60余平方米取暖面积整个取暖季用能需求，能源基金会在山西芮城试点项目已投入运行。未来5-10年，热泵可在民用及工业园区领域大规模替代燃气。

7、经济规模优势。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分摊固定成本幅度大，调度、周转与回旋余地充裕，这是客观存在的先天条件。因此，对于承受冲击的韧性与适应能力，应保持信心，同时需细致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四、化危为机，转型跃迁，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最后需特别强调化危为机与转型跃迁的观点，绿色低碳转型可实现多重目标。回溯2020年，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时曾引发较大争议，但中央明确指出该目标系深思熟虑后提出，并非单纯迎合外部要求或外交承诺，而是基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抉择，涵盖能源安全、空气质量、应对气候变化及经济增长等多重维度。当前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五年前经济学界面对经济下行时常以疫情冲击、国际环境复杂导致出口困难、环保政策过严解释。但时至今日，情况已发生根本性逆转。

逆转的根源在于技术革命与产业进步。以“新三样”为代表，出口规模已突破万亿，去年达1.4万余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该数据尚未涵盖热泵、电解氢等转型技术。这些领域已成为新的增长动能，这是过去十年乃至“十五五”期间甚至更加长远发生的重大变化。需特别指出的是，短期逆周期调节与长期跨周期布局现已完全融为一体。同时，有必要反思2020年至2021年大范围短期电力紧张及停电事件的成因与应对措施，今日重新审视该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时煤价上升主要源于金融动因，而非实体煤炭煤电产能不足，其背后原动力可追溯至疫情初期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由此引申，当前能源安全领域存在尖锐争论：应依靠煤炭还是可再生能源。该问题在中国政策界日益凸显，必须直面回应。煤炭存量需保住、稳住，但增量部分应首先依靠“风光水核”（特别是风光）满足电力增长需求，待时机成熟，再以新增非化石能源按照先立后破的原则有序替代煤炭存量。

能源安全、气候保护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协同问题。当前需充分重视将宏观刺激政策、国债政策及银行贷款政策与能源转型紧密对接，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其中潜力巨大。据估算，“十五五”期间能源绿色转型年度投资潜力在6-8万亿元之间，不同统计口径下接近9万亿元。需解决该领域的盈利性问题，但转型属于刚性需求，为保障能源长治久安，必须加速推进。

正确理解煤炭压舱石作用与先立后破转型次序。煤炭压舱石功能必须稳固，能源饭碗必须端牢，但需明确这是今日的压舱石、今日的饭碗，明天的压舱石和饭碗必定是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可能持续10年、20年乃至30年，但须避免形成新的资产沉淀，这是宏观决策中的重要考量。

最后，在整个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存在明确的解决路径。关键在于：第一，坚决、稳步、快速地实现新型电力系统的低碳化，这一进程需要加快推进，且不应仅以装机容量作为衡量标准，而应以实际发电占比作为核心指标。“十五五”期间，重中之重是推进电力系统电网升级改造和结构重构、储能、虚拟电厂的发展以及V2G（车网互动）技术的准备工作。通过这三个序列的协同部署，能够有效平抑非化石能源的波动性，增加系统灵活性资源，这需要在“十五五”期间全面推进落实。

第二，全面推进电气化。交通领域是进展最快的领域，下一步将推动全电建筑发展，将现有大量建筑能耗转化为电能。全电建筑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且结合城市更新可形成“第二房地产”，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最后是工业电气化，该领域情况较为复杂，核心路径包括：提高工业电气化率，以工业热泵为切入点；辅以绿电、绿氢近源园区建设和绿电直供模式；同时利用绿电制取绿氢，结合生物质能制备绿碳，生产绿氢氨醇等新型能源化工产品，形成完整的绿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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