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自治”的文明智慧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千龙网）

“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应该不算陌生，但其指代的实际意义却常常令人费解。我们在阅读《神圣罗马帝国》一书的时候，也许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中华民族自身的悠久历史和朝代更替。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开始，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主流图景就是以极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铸就东方文明的辉煌。然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却存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与古代中国相比，神圣罗马帝国并非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实体，而是一个松散、多元的联盟。如果从公元800年查理曼在罗马加冕算起，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在拿破仑战争的阴影中解散为止，这个“帝国”在欧洲存续了足足有千年之久，整个欧洲文明的命运都深受其影响。

帝国的源起与奠基

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要从8世纪的法兰克王国说起。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由教宗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这一事件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复兴”。通过军事征服和行政改革，查理曼治下的疆域涵盖了今天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北部和低地国家，成为中世纪早期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实体。然而，这个帝国在查理曼死后迅速分裂。根据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它被分为东法兰克、中法兰克、西法兰克三个王国。其中，东法兰克王国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前身。

我们今天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实则成立于962年。当时，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击败了入侵的马扎尔人，稳定了中欧局势，随后又进军意大利，干涉教宗事务，并于962年在罗马加冕为皇帝。需要注意的是，奥托王朝时期（919—1024），帝国正式自称为“罗马帝国”，君主头衔为罗马人的皇帝或奥古斯都。奥托王朝奠定了帝国的根基，这一称号也是为了宣扬自身的权威及合法性。

“神圣罗马”之名的流变

直到斯陶芬王朝时代（1138—1254），神圣罗马帝国迎来了又一个鼎盛期。“红胡子”腓特烈试图强化皇帝的权威，在征服意大利城市的同时也试图同教会争夺神圣性，正是在他统治时期的1157年，文献中出现了“神圣帝国”的称谓；而“神圣罗马帝国”的固定用法则要到13世纪才形成。这一部分也是该书作者希尔重点关注的时间段之一。在他看来，11到12世纪是欧洲崛起与发生转变的时代，萨利安王朝和斯陶芬王朝统治的时期正是“新欧洲”形成的关键时期，传统的“宗教—政治”形态于此刻开始发生变化。在这部分研究中，希尔围绕帝国与皇帝的性质、王权与教权的竞争，以及帝国与教会的关系等主题展开，揭示了帝国与皇帝的神圣性如何在纷繁的现实中形成、维系与瓦解。

1474年，帝国官方文件中对帝国自身的表述再度发生了改变，“神圣罗马帝国”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这种表述在帝国议会和法令文书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一现象表明，帝国内的民族意识开始萌芽，同时也说明皇帝权威更依赖德意志诸侯的支持而非教宗的认可。在这种日益世俗化、“去罗马化”“德意志化”的背景下，曾经力图傲视群雄的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一个松散的邦联。这种巨大的变化标志着曾经主导中世纪的“罗马普世主义”走向终结，也见证了欧洲政治格局急速向民族主权国家体系转变。

到18世纪，经历了巴洛克时代的神圣罗马帝国又迎来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多重冲击。1806年8月6日，弗朗茨二世面对拿破仑称帝带来的压力，正式宣布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冠冕与尊号，永久解散帝国。从962年奥托一世加冕算起，这个帝国延续了844年；而如果从查理曼加冕算起，则有1006年。

多元一体欧洲的缩影

“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称听起来威风凛凛，却是个在权力与信仰夹缝中挣扎的“怪胎”。从根本上说，神圣罗马帝国缺乏中央政府掌控的军队与税收体系，其维系极度依赖诸侯的忠诚。到帝国晚期，虽然它名义上仍然是统一的，但皇帝更像是帝国议会中的首席代表。

帝国国家联盟式的结构也许也启发了人们对一体化欧洲的构想——主权国家松散地在一个框架下合作，维护和平与繁荣。伏尔泰曾嘲讽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但他忽略了帝国作为“多元一体”之欧洲的意义。这种权力分散、社会多元的结构虽然常常令19世纪信奉民族主义的学者扼腕叹息，但在希尔看来，中世纪盛期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查理五世统治的哈布斯堡帝国，恰恰是多元一体欧洲的缩影，他明确对这些否定神圣罗马帝国的民族主义学者持批判态度。

对中国读者来说，该书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审视另一种欧洲历史的叙事。希尔笔下的帝国史，不是英雄史诗，而是人类精神的镜像。在全球化似乎变得晦暗不明的时代，中国尤其需要重新深入理解欧洲历史的复杂性，这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今世界的格局。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体化欧洲可能的前身，与如今松散的欧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将其与中国对比，能激发我们对“统一”与“多元”辩证关系的思考。中国历史强调“天下一统”，而神圣罗马帝国则体现了“分权自治”的智慧。这种对比并非为了对立，而是为了互补，为中国读者提供新的认知，帮助我们认识西方“碎片化”历史的根源，帮助我们理解欧洲处理多元文化与主权国家关系的逻辑，帮助我们思考全球化过程中与其他文化对话的方式。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