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芭蕉又绿了

故乡的芭蕉又绿了

黎荔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每当这首宋词浮上心头，便想起我南方家乡铺天盖地的芭蕉。蒋捷的词句，总像一把钥匙，不经意间便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家乡的芭蕉，是带着声音和气势的。它们从不孤零零地站着，总是一丛丛，一簇簇，在屋前，在屋后，在溪边，在路旁，浩浩荡荡地连成一片。那伞盖般的大叶，青翠欲滴，楚楚动人，仿佛能兜住整个天空的云雨，它们不是在河岸边枝叶纷披随风招展，就是在一弯粉墙黛瓦前肆意地抖落。微风轻过，那不是树叶的窃窃私语，而是“沙沙”的、大开大合的交响乐，像远海的潮汐，又像远古的歌谣。

我至今记得老屋后的那丛芭蕉，不是一棵，是一丛，像一群绿衣女子挤在一起说悄悄话。春雨过后，她们便疯了似的往上蹿，新叶卷着，像握紧的拳头，一夜之间就能舒展成巴掌大的绿扇。最老的叶子垂到地面，叶尖焦黄，那是岁月烧过的痕迹，可茎秆处又冒出嫩芽，绿得能滴出水来。雨水敲在蕉叶上，是钝钝的鼓点，夜里听来，整座老屋都在芭蕉的呼吸里微微震颤。我常赤脚站在湿漉漉的院子里，看清晨的露珠如何在蕉叶的斜坡上赛跑——先是一粒，迟疑地滚动，接着三五粒汇成细流，最后整张叶子上的银珠子都奔向叶尖，在将坠未坠的瞬间，把整个晨光都折在那些剔透里，然后“嗒”一声，落入泥土。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但我总觉得大地因此震动了一下，像有什么秘密被种了下去。

我总觉得，芭蕉是南方性格最生动的注脚。它不像北方树木那样矜持节制，而是一种狂放恣肆的绿，痛快淋漓地生长。每年春来，泼地草绿，芭蕉便从泥土里猛然拔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茁壮起来，托起一个日益茂盛的绿世界。你若走近它，便会被那满眼荡漾的春色、无边氤氲的绿意所包裹，几乎要淹没在这片绿色的海洋里。我常想，芭蕉的狂放里藏着南方的哲学。它旺盛而鲜活，不矜持，不献媚，只一味地绿，绿得忘情，绿得不管不顾。这像极了我家乡的人——说话大声，吃饭流汗，爱恨都摆在脸上。北方讲究“含蓄”，南方信奉“痛快”，正如这芭蕉，要活就活得淋漓尽致，要绿就绿得不留余地。

南方的绿，真的是会淹死人的。首先，南方的四季是作弊的。它没有北方那种决绝的凋零，没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壮烈。它的冬天是暧昧的，绿着，只是绿得老了，绿得倦了，像一个人强撑的精神。你几乎察觉不到季节的转换，直到某天早晨，发现芭蕉叶上凝了薄霜，才惊觉又是一年。然而春天一来，草木像憋了一冬的话终于可以说出口，争先恐后地往外涌，此时，抖擞精神的绿，铺天盖地泼将过来。芭蕉是新绿，嫩得像能掐出水；榕树是墨绿，沉甸甸地垂下气根；竹林是翠绿，风过时发出碎玉相击的脆响。这些绿还不安分，会互相浸染——芭蕉的影子投在粉墙上，墙就泛起青苔；竹影落在溪水里，整条溪都绿得发亮。你走在其中，不知不觉衣角也染了绿，呼吸也带了绿，连梦都是绿莹莹的。

南方的生命，还都是带着“劲”的。台风来前，芭蕉叶会反常地安静，像在蓄力。然后风来了，整张叶子向后仰成一张满弓，叶脉突起如青筋，它不折断，只是弯，弯到你觉得下一秒就要断裂的弧度，却突然借着风势猛地弹回——“啪！”那声响能把雨幕都震开一道口子。台风过境后，总有些叶子破了，残了，但不出三天，新叶就从中心卷着的芯里探出来，嫩生生的，带着初生者不管不顾的骄傲。

后来我去了北方。北方的植物是讲规矩的——梧桐叶子该多大就多大，银杏黄得整整齐齐，连松柏的绿都有固定的色号。头几年，我迷恋这种秩序。直到某个干燥的春天，站在长安街看两排笔直的行道树，忽然想起老家那棵长歪了的芭蕉——它因为追着西厢房的窗户长，整个身子都斜了出去，像一个人努力探身去够什么东西。父亲几次想砍掉它，祖母总拦着：“它又没碍着谁。”是啊，它没碍着谁，它只是活得太过用力，用力到忘记了应该怎么“得体”地生长。那一刻，我那么思念我的南方家乡——原来乡愁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感官记忆。是舌头记住了芒果的甜，耳朵记住了蕉叶上的雨，皮肤记住了南方黏稠的湿度，眼睛记住了那种会淹死人的绿。你走得再远，水泥覆盖得再厚，只要一阵风吹过，所有你以为消失的，都会在身体里重新醒来。

流光真的容易把人抛，樱桃一年一年地红，芭蕉一度一度地绿。时间便在这红与绿的叠影中，一刻不停地流淌。原来转眼间，我离开家乡，北上求学工作生活，已逾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早已完全适应了北方的生活。我原属于南方的舌头，如今它能精准分辨兰州拉面的“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能欣赏西安羊肉泡馍的醇厚，能在山西老陈醋面前露出会心的微笑。可一到深夜，它就开始造反——它想念一种味道，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南方的气息。那是雨季河水暴涨后的腥甜，是稻田里淤泥发酵的酸腐，是祖母用芭蕉叶包裹的艾叶糍蒸腾出的清香。这种味道没有名字，它不属于任何菜系，任何菜谱，它是空气本身，是呼吸本身，是童年本身。

去年返乡，我在老街找到一家三十多年的粉面老店。老板娘操着乡音问：“细路，要酸笋咩？”那一刻，我的眼眶突然热了。三十多年了，还有人叫我“细路”（小孩），我还记得酸笋是广西粉的灵魂。我捧着那碗米粉，看红油浮在汤面，酸笋的气味霸道地钻进鼻腔，忽然明白：所谓乡愁，不过是身体对某种化学分子的顽固记忆。我的基因里刻着南方的密码，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遇到对的酶，它就会疯狂复制。我的味觉基因，丝丝缕缕仍来自出产芒果的土地，来自南方浑浊的河水和种稻的平原。这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从属，就像血液里流淌着某种记忆，永远无法被替代。

普鲁斯特说，真正的天堂是失去的天堂。我不同意。我认为真正的天堂是记忆中的天堂——它不是失去，是被选择，被重构，被美化。我的南方家乡，那个芒果飘香、荔枝鲜红、河水浑浊、稻田连绵的地方，或许从未如我想象中那般美好。它有过贫困，有过闭塞，有过我想逃离的庸常。但记忆是独裁者，它删除了苦难，只留下芭蕉的绿，米粉的香，和祖母唤我乳名的声音。这并非自欺。人需要这样的虚构，正如需要空气和水。我们在现实中磨损，在记忆中修复；人在异乡漂泊，心在故乡扎根——哪怕那故乡只存在于语言里，存在于深夜的梦境里，存在于某句突然涌上心头的宋词里。

“流光容易把人抛”，蒋捷的叹息穿越七百年，落在我中年的肩膀上。樱桃又红了，芭蕉又绿了，而我站在北方的阳台上，看着小区里整齐的草坪，忽然很想大声喊一句什么。喊什么呢？也许是童年的某个暗语，也许是祖母教我的某句童谣，也许只是无意义的音节，像芭蕉叶上的雨声，像南方河水的哗哗流淌。那种感觉，是忽然想起孩子时赤脚奔跑的快感——那种脚掌与大地的直接对话，那种泥土从脚趾缝挤上来的痒，是皮鞋永远给不了的，就想在雨后的泥地里不管不顾地撒丫子跑啊！记得祖母说过，芭蕉是最耐生的植物，给点雨水就活，砍了还生，烧了还发。原来这三十多年，我以为自己在北方打拼，在适应，在融入，骨子里却不过是一株野芭蕉，在水泥缝隙里，凭着记忆的水分，野蛮地绿着。

我知道，北方还有工作，还有生活，还有羊肉和面食构成的日子。但我也知道，在我身体的某个角落，有棵芭蕉在长，向着天空，向着记忆，向着所有可能的方向，野蛮地、不讲道理地、痛快淋漓地长着。在某个平行时空里，那个赤脚奔跑的孩子从未离开。她永远站在祖母屋后的芭蕉林下，绿叶遮天，蝉鸣震耳，时间凝固成一块透明的琥珀。那是我的过去，也是我的归途；是我再也回不去的南方，也是我永远携带在身上的故乡。我美丽的南方家乡，其实从来不曾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我生命里继续它铺天盖地的、绿色的、潮湿的、要淹死人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