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说起南明弘光朝的政治闹剧，大部分人都听过赫赫有名的“南渡三案”，默认这就是搞垮弘光政权的核心原因。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有个名气小得多的案子，破坏力比南渡三案还大，直接把弘光朝的根基给撬松了，还逼得一大批官员主动投靠清廷。这个不出名的狠案子，就是今天要说的“顺案”。
李自成打进北京的时候，把没来得及跑的明朝官员几乎一锅端了，不少人为了活命选择投降了大顺政权。这边弘光政权刚在南京搭好班子，总得给背叛明朝的官员一个说法，清算降顺官员这个提议，最早还是东林党人提出来的。谁能想到，东林党自己阵营里，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一抓一大把，这下直接给对手递了刀。
当年崇祯初年打击阉党，朝廷弄了个“逆案”，马士英和阮大铖都栽在里面，俩人早就对东林党恨得牙痒。这下送上门的机会，俩人当然不会放过，直接把原本清算叛徒的顺案，变成了党同伐异的工具。崇祯十七年九月，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部门一起出了具体的处置规则，把投降官员按情节轻重分成了十二等。
前五等都属于重罪，处罚不是凌迟就是斩首。这五类包括半路投降帮着大顺打北京的，主动邀李自成入京还帮忙写文告的，投降后当上三品以上大官的，临阵倒戈的督抚总兵，还有给大顺出谋划策的翰林和言官。剩下七等按情节轻重处理，主动自首的还能酌情减刑。
顺案牵连了成百上千人，原本停摆的厂卫机构重新开张，东厂番子和锦衣卫缇骑遍布江南各地，抓人的抓人，抄家的抄家，闹得人心惶惶。顺案的出发点其实没问题，任何新政权刚建立，清算叛逆都是常规操作。坏就坏在弘光朝本来就是个草台班子，从上到下没一个靠谱，直接把案子玩变了味。
掌权的马士英阮大铖，本来就想收拾东林复社，借着顺案把一大批东林复社成员列进了黑名单。这里面确实有毫无廉耻真该杀的，比如周钟、武愫这两个。也有不少是被冤枉的，像刘宗周、姜曰广这些人，最后都被逼得辞职隐退。
顺案最狠的地方还不是杀头抄家，而是对名声的杀伤力，只要被列入顺案，这辈子都别想翻身，连家人都要跟着受牵连。说个不太文雅的比方，就好比一个女子进过青楼，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迫，哪怕你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个标签这辈子都撕不掉。官员失节可比这个严重多了，哪怕情节轻没杀头，精神上已经被判处死刑了。
对于一向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东林复社来说，被扣上投敌的帽子，比杀了他们还难受。这帮人从来不是肯任人宰割的性子，要想彻底把帽子摘下来，只能推翻现有的弘光政权。毕竟只有弘光政权倒了，他们才能给自己洗白，重新说话。
他们没法质疑弘光帝朱由崧的正统身份，就转头在品行上泼脏水，大造舆论抨击朱由崧和马士英。当时南京街头到处都是顺口溜，什么“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职方贱如狗，总督满街走”，把朱由崧骂成了十足的昏君。实事求是说，顺案从头到尾，真正被处死的也就周钟、武愫、光时亨三个人，打击力度并没有东林渲染的那么大。
可架不住顺案和南渡三案搅在了一起，直接引发了弘光朝局的剧烈动荡，满朝文武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争权夺利上，没人管正经国事。顺案“上榜就永世不得翻身”的规则，很快带出了两个没法逆转的恶果。留在北京投降李自成的前明官员，根本不敢回江南，干脆直接投降了清朝，还为了遮丑一个劲撺掇清军南下。
那些逃到江南的降顺官员，天天活得如履薄冰，生怕哪天就被抓走问罪。为了自救，他们干脆抱团在内部搅局，甚至暗中勾结外力，想从内部颠覆弘光政权。南明这帮人就是这么个德行，哪怕要亡国了，也得先把内斗进行到底，一来二去把内政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局势彻底烂到收不住。
要说弘光朝没有明白人那是瞎扯，史可法、陈子龙、熊汝霖这些人都看得清楚，党争再闹下去就要亡国了，接连上疏呼吁大家放下门户之见，停止内斗。可在当时疯狂的党争浪潮里，这些清醒的声音实在太微弱，根本掀不起一点波澜。一个本身就昏庸的皇帝，加上一群只会内斗的大臣，弘光政权能撑满一年都算是个奇迹。
参考资料：中华书局 《南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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