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如果在1988年，你一个月工资只有四十几块钱，而一个将死之人塞给你一个地址，告诉你那里埋着整整六万块钱的“大团结”，你会怎么做？在那个万元户都凤毛麟角的年代，六万块钱，足以让一个人在最繁华的城市买下几套带院子的大平房，足以彻底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
而这，正是我二十二岁那年，作为一名新狱警所面临的真实抉择。
给我这个地址的人叫老刑，老刑是当年因为抢劫了当地农机厂的贷款被判了无期。案发时，六万块钱现金不翼而飞，无论是警察连夜突审，还是同监室的犯人变着法儿地套话，老刑的嘴就像焊死的铁块，硬是一字没露。
渐渐地，所有人都放弃了。大家觉得，这老狐狸肯定是把钱藏给外面的同伙了，或者给了自己家里人了。
我刚被分配到监区的时候，老刑已经是肺癌晚期。他整个人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凸起，每次咳嗽都像是要把五脏六腑从嗓子眼里抠出来。别的狱警嫌他晦气，加上他平时沉默寡言，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没人愿意搭理他。
我那时候年轻，心里还揣着点热乎乎的善意。每天夜班巡视，听着他像破风箱一样的喘息声，总觉得有些不忍。有时我会偷偷给他倒一杯热水，或者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给他拿两片止咳药。
老刑从来不说谢谢，只是用那种极其复杂、浑浊却又锐利的眼神死死盯着我。那种眼神，就像是在无底的深渊里，试图抓住最后一根蛛丝。
1988年腊月二十三，小年。上级批了老刑的保外就医。说是保外就医，其实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是让他回家等死。老刑没有亲人，老婆早在他入狱那年就带着女儿改嫁了，音信全无。监狱长念及人道，派我送他去火车站。
那天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弥漫着劣质烟草、汗酸和煤渣混合的刺鼻气味，绿皮火车还晚点了两个小时。老刑坐在木排椅上，裹着那件早已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整个人抖成了一团。
“冷吧？我去给你弄碗热汤面。”我看着他惨白的脸，叹了口气。
当我端着两碗热腾腾的阳春面回来时，老刑看着水汽氤氲的海碗，浑浊的眼泪突然就砸在了面汤里。他颤抖着手，连筷子都拿不稳，像个饿极了的孩子一样把面条往嘴里扒拉，连着呛了好几口。
“慢点吃，没人和你抢。”我递过去一块干净的毛巾。
老刑吃完面，用袖子狠狠擦了擦嘴。他定定地看着我，看了很久，久到让我觉得有些发毛。后来火车站的广播里开始播报绿皮火车进站的消息，嘈杂的人群开始像潮水般向检票口涌去。
就在我起身准备扶他的时候，老刑突然一把死死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力气大得惊人，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
“陈儿，你是个好人。”老刑的声音像砂纸打磨过一样粗粝，他颤抖着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压得扁扁的烟盒，塞进我手里，死死按住，“我这辈子，对不起的人太多，还不清了。这东西，我只信得过你。你记住，不许告诉任何人，只能你自己去。”
我下意识地想要推辞，以为是他留下的什么遗物。可他接下来的话，却像一道惊雷劈在我的天灵盖上。
“那六万块钱，在里面。”他凑近我的耳边，气若游丝，却字字千钧，“地址在锡纸背面。我没动过，一分都没动过。”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六万块钱！那笔公安机关找了七年都没有下落的巨款！
“为什么告诉我？”我压低声音，心脏狂跳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