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初稿｜乡村、工厂与学校：一个潮汕青年的自我民族志

【按】“认识自己”是古老的箴言，也是生命历程中至关重要的议题。“人生初稿”系列是一群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民族志书写，围绕“你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这一追问展开。在这里，辨识来路，也辨识自己，写下对人生最初的、未定稿的理解。

写这一篇自我民族志的时候，我想到自己的一些习惯：走在大学的校园里，从远处看见熟人，会提前微微低下头，装作没看见；在竞争机会面前，会犹豫再三然后放弃；在帮助他人之后，会反反复复回忆自己还有哪里做得不够好；在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果时，会将其归结为运气甚至“缘分”，并避开他人的赞扬。

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过太多的“变化”，如今这些习惯和态度，与之前在村子里的“我”、在工厂里的“我”、在小学、中学时候的“我”，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些自命不凡、幻想成为主角的瞬间，像是一条水平直线上凸起的转折点。转折点没有改变直线的延伸趋势，起伏了一阵，便急转向下回归平寂了。现在的“我”，要到过去的“我”中去寻找吧。

一、村子里的“我”

（一）偏僻的村庄

2005年，我出生在广东汕头和潮州交界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村子地处澄海区隆都镇，有人说，这是隆都最穷的村子。这里人口稀少，粗略算来尚没有一百五十户人家。偏、小、穷，这三个字几乎是每个村里人对这个地方的印象。

村子偏僻闭塞，交通不便。这里三面环水，唯一的进出口是村前的公路。除了中部的居民区，周边全是大片的田地。田地也有许多是已荒废的，更显荒凉。村里人的出行方式以公交车、摩托和自行车为主，有车且会驾车的年轻人，大多逢年过节才回来。村子里没有卖鲜肉和水产品的店铺，若是要吃顿丰盛的餐肴，便只能向南坐车到“店市”（隆都镇的一个综合市场），或是向北进入潮州官塘镇。对空巢老人来说，买一次菜要走到公路尽头搭乘公交车，再经过十多分钟的车程才能到店市。买菜对这个“旮旯”来说是件难事。有的老人会选择半个月买一次菜，一次性买多些，再把东西全都塞进冰箱里。这样存储起来的肉和菜总是不太新鲜。

自我记事起，村里的人便多是老人和小孩，青壮年比较少。壮年人外出打工，老人待在村里务农，这是大多数家庭的“生产模式”。农村每户都分有一块田地，有的用来种果树——最常见的是番石榴，有的用来种水稻。有些人家在“经营”种植业的同时，还养了几只鸡鸭鹅——鸡是最多的。鸡屎遍布街头巷尾，青一块白一块，每次走路都要踮着脚。

这样一个村子，究竟是谁来管的？实际上我也不太清楚。毕竟在小时候，领导啊，干部啊之类是大人们才需要关注的事情。问起村子的现任村长，父母的回答是“XXX的爷爷”，但我依旧不清楚那位村长是何许人也。之后村长或许已经换过一届又一届了，又或许还是之前那位老爷爷，这些都不得而知。某次过年回去，发现村里的道路平整了许多，路边修起围栏，种上了紫花风铃木，小广场也新添了乒乓球桌和休闲设施，巷子两侧的墙面刷上了鹅黄色的漆。这些变化让我意识到，那几位不知姓名的村干部，一直在我没留意的地方打理着这个村子的事。

图1 去年粉刷的鹅黄色墙壁（拍摄于2026年2月27日）

和潮汕地区其他村落一样，村子保留了许多拜神祭祖的传统。这些传统既带给我一丝“少问，照做”的警觉，也深化了我对生活的憧憬与仪式感。春节、上元、端午、中元、中秋、冬至、每月初一和十五……几乎每个重要一点的农历日子都要杀鹅烧纸，祭祖拜神求平安。祭祖和拜神也有区别：祭祖叫做“拜老公”，要去老屋；拜神叫做“拜老爷”，须到祠堂。祭拜的神明又包括“天中”、天恩公、土地爷、灶神……我常被家长教导着祭拜的时候要说些什么样的祈福语，却不知道自己拜的究竟是哪位神仙。曾经想过要好好捋清潮汕的神明体系，便向家长询问了神明的来历、信仰的开端等问题，他们却只放低声音轻答“大不敬，不可说”或是“这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传统，谁也说不清楚”。这么多年下来，我对祭拜的规矩依旧一窍不通，只是跟着爸妈照做而已，唯一能感受到拜神的“乐趣”，就是在烧金银纸的时候，暗暗和哥哥、爸妈比试谁把纸钱分得更快了（绑作一摞的纸钱要分成一张一张的才能烧得快）。

中秋的祭拜方式是最特殊的。中秋夜，大家不到祠堂或老屋祭拜，而是在家门口摆一张桌子，放上贡品，焚香烧蜡，向“月娘”祈福。大人们喜欢把小孩的文具同贡品一齐摆上，祈求“读书好好”。小时候我的作业和课本都被母亲拿去拜过。我还从她那里学到了一句关于学习的祈福语：“月娘保贺，保贺孙仔乖乖长大，出门平安，读书好好，考试考一百分。”关于月娘，母亲还曾讲过，不能用手指着月亮，否则会被割掉耳朵。这或许和其他神仙一样，又是一个不知源头的传说。小学以后，语数英三科不再是百分制，因此在念出那句“读书好好”的祈福语时，我总要停顿一下拐个弯。尽管考试越来越难，但祈福又不必太过依据现实，“一百分”便索性被改成了“满分”。之后，由于现场想些漂亮的祈福语过于困难，这句原本专属于月娘的话，渐渐用到了所有神明身上——多向几位神仙许愿，或许也算有了多个“保障”。再过几年，我的愿望越来越多，这句话便越念越长。有时记不起之前说了什么，临时再想也能说出好几个愿望。为了显得更加虔诚，我还学大人磕三个响头的样子，郑重地弯了三下腰。

图2 中秋夜在家门口祭拜（拍摄于2020年10月1日）

图3 中秋夜烧纸钱（拍摄于2023年9月29日）

（二）村子里的人们

村里原本不止这些祭拜活动，每年正月十五还有营灯的习俗，但二十多年前就停了。奶奶说，那时每户要派出至少一个人，举着写有自家姓氏的由竹篾和油纸做成的灯笼，汇入游灯的队伍，绕着村庄走一圈。可后来小孩们互相踩了鞋子，孩童的争执升级为大人间的斗殴，从此村里便不再搞活动。听说便是这次斗殴导致村里分成两派，一直合不到一起去，村里人的关系因此不甚和睦团结。

除了大型活动，分家有时也是众人产生矛盾的原因。巷头的老伯同我们原是一家，时隔几十年却突然翻出祖父辈分家产的旧事，吵着说我们家用了二十来年的老屋是他们家的，还曾半夜去划过老屋的柴门。闹过这一阵矛盾后，两家便断了往来。每次路过巷头时，我总贴着墙走路，不再跟那一家人打招呼，也不愿多看一眼。

其实村里人都是远近亲戚，称呼彼此时还要严格按照辈分规则。我曾被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人叫做“姑姑”，当时着实诧异万分。我记不住辈分称呼，因而不敢一个人在村子里逛，怕遇人打招呼时免不了尴尬。总要跟在父母或哥哥身后，有他们提醒或作参考才能放心出门。偶尔自己出去，就微低着头，假装看路而看不见身边路过的人。尽管如此，有时还是会被几位热情的长辈叫住：“你是不是XX家的女儿？”我点头应“是”，之后便支支吾吾不知如何称呼对方，怕叫错了让对方不高兴，又怕不叫显得没礼貌。还没想好对策，对方又说道：“这么多年不见，你都不认识我了。小时候你还总喜欢到我家玩呢！”“啊……是……”“你现在在哪里读书？”之后是一阵寒暄，我含含糊糊地搪塞过去，下次见面，依旧记不起这位长辈该如何称呼。

（三）我在村里长大

8岁上小学前，我一直跟着奶奶在村子里生活，除了去幼儿园，我的生活轨迹和她几乎一样。奶奶不常与他人社交，我也很少去结识亲戚邻里。她每日的生活大同小异：早上叫我起床吃饭，送我搭幼儿园的专车，接着去果园打理番石榴树，中午观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激动地念叨“要掉”，下午要么到田里给蔬菜施肥，要么待在家看潮剧，下午四点就洗好澡，晚上关上家门，准时收看《今日视线》和天气预报，之后再看八点档电视剧，十点准时睡觉。从之前到现在，她的生活似乎从未发生过太大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送我上学，观看的电视剧也从家庭伦理变成抗日神剧，抑或是由古装玄幻变为现代都市罢了。

如果说种菜干活是劳动，那么奶奶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了，但这也不算一种很好的娱乐方式。奶奶不识字，听不懂普通话，只能粗略看一下画面。武打、扇巴掌、投毒这类矛盾激烈的片段更能引起她的兴趣，看的时候嘴中念念有词，替主角担心着急，而如果遇到长对话的情节，她多半就要昏昏欲睡了，有时甚至会将正面角色认成反面角色。每次我和哥哥回家，总少不了被奶奶问一下：“这部剧的名字叫什么？”其实不光奶奶，村里人的娱乐方式都这般简单：或和相熟的邻里聊八卦扯家常，或到田间地头打理蔬果，偶尔有人会聚到一起打牌，但也只是三三两两，规模不大。大部分时候，村子是冷清清的，没什么人走荡，没什么声响。路上走着的人，大多是要到田里劳作的，或是已经从田里回来的。

我家是一栋二楼小房，一楼的水泥地板被奶奶拖得发亮，冬天格外阴冷。小时候不喜欢穿鞋袜，赤脚踩在地板上，脚部总是生出冻疮。二楼则因为大面积接受阳光照射而过于闷热，因此在小时候的夏天，一家人会从二楼搬到一楼打地铺睡觉——奶奶则习惯睡在那张红木沙发上，至少睡了十多年。家里只有浴室而没有厕所，爸妈曾说过要装厕所，但奶奶嫌弃味道重，加上空间不够，因而一直没有实现。上厕所要走到公共卫生间去，再加上没有WiFi，是我和哥哥哪怕过年过节也不太愿意回家的原因。小时候门口有只青色的桶，桶里种着一棵瘦高的巴西铁树，后来村里搞文明城市建设，把侵占道路的物品全都清走了。拜神燃蜡时会在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留下斑斑点点的蜡印，红一块白一块，有时粗略一看，会联想到村路上的鸡屎和鸟粪。我喜欢用指甲在上面划出图案，再沿着蜡印边缘抠铲，有的蜡块会崩开，一些则会嵌在指甲缝里。先清理大块的，再清理小块的，直到把台阶都弄干净了，大拇指也开始发疼。后来，在我离开村子的某一天里，奶奶买了一对电子蜡烛灯，从此门口拜神时不再点普通的竹签蜡烛，水泥台阶上再也没有星星点点的蜡印，只剩家门两侧烧香时落下的香灰。

我在村里度过了八载的童年时光，直到幼儿园的专车不再有我的名额。坐着另一辆车驶离村庄，这次要去的，不是官塘，不是店市，不是幼儿园，而是一个远处的工厂。记忆里母鸡的咯咯声、叫不出辈分的邻里、《今日视线》的播报、落下的红蜡和香灰，从此都变成了过年过节才能看见的风景。

图4 祠堂和老爷宫（拍摄于2026年2月27日）

图5 夕阳里的村庄（拍摄于2019年9月13日）

二、工厂里的“我”

家里人总把澄海城区称作“澄海”，把汕头市区称作“汕头”。每次饭桌上闲聊，我都要反应一下，原来他们讲的“澄海”和“汕头”不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他们也把隆都镇和村子称为“家”，而将当下的居所称作“屋子”。那辆驶离“家”的车，把我带到了“澄海”。

我跟着父母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起早贪黑的工厂作息、重复的工作、简单的宿舍生活、复杂的人情关系，厂里有人来了，又有人走了……这些都让我提前窥探到了“社会”的一角。

（一）玩具厂的工作

父母在一个小玩具厂上班，厂里除了拿固定工资的岗位——如计数、文员、司机、厂长等，其他多采用计件或计时工资制。其中，移印和喷漆是最普通的岗位。移印分为计件工和计时工，而喷漆都是计件的。

工人们每天的工作时间远超过八小时。每天早上八点上班，十二点下班，下午两点到六点，晚上则从七点到十点。一周只有周六晚上是固定的休息时间。夜班是工作忙碌的时候才要上的，但我刚到工厂的两三年里，夜班几乎没有停过。夜班名义上叫“加班”，实际上并没有加班费。有时工作实在忙不过来，还会一直“加班”到晚上十一点，甚至周六晚上也没有休息。

工厂里设有打卡机，工人们从小门进入工厂，经过门房时就可以看到，但并没有多少人打卡。计时工对上班时间要求严，工人们比较守时。计件工对工时的要求较为宽松，有些工人会迟一些。厂里曾设立过每月400元的全勤奖励，闲置许久的打卡机重新派上了用场。那段时间里，每天都能看到工人们排着长队，从旁边的卡架上领取考勤卡，等待打卡。有些工人明明是准时到厂的，却因为排队耽误了时间，真正打卡时反而错过了八点。这个奖励制度并没有实行多久。有人达到了全勤条件，却没有真的拿到奖励，之后大家便不再去打卡，400元全勤制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工厂只有移印和喷漆两个大车间，靠近大门的是移印车间。由于工厂承接不同的订单，生产不同的玩具，移印车间被分为不同的玩具区域。各区域用摞成墙的蓝色货框或插板车简单隔开，插板车也用于货物周转。喷漆车间设在工厂最里面，与移印车间隔了一道墙。里面的油漆味非常刺鼻，我在厂里待了四五年，只敢进去两次。第一次进去时，看见四周五颜六色，恍若溶洞景区五光十色的灯光设计，定睛一看才发现是四处喷溅的油漆。车间用隔板隔出一个个“工位”，戴着口罩和手套的喷漆工人手持喷枪，将油桶里的漆喷向玩具胚体。工位三面的隔板上、工人面前的工作台上，都是红黄蓝绿各种颜色的漆油。漆油累积成堆，工人们便将其抹走，在手中揉搓，下班时随手丢在工厂门口。漆泥风干变硬后，形似一个个五颜六色的疙瘩，长在灰色的水泥路上。

母亲在厂里时一直做移印工。将喷好漆的玩具放在模子上，机器带动橡胶印刷头蘸取后方槽中的油墨，再向前伸至模子上方，向下将油墨按压在玩具上，再把印好的玩具取出来。工人要做的就是放玩具、取玩具两步，同时，油墨稠了要加化学试剂稀释，干了要用吹风筒吹热风。有时我会去给母亲帮忙，一般由她放玩具，我来取。取玩具比放玩具简单，因为放玩具要讲究角度到位，否则会印出次品，还要使点劲把玩具摁在模子上，做久了手会发痛。

（二）宿舍与工人

工厂为员工提供住宿，却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一开始宿舍实行分配制，后来老板不怎么管理，分配制形同虚设，工人们通过抢占获得宿舍。今天早上有人从宿舍搬走，下午就有人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到那间搬空的宿舍里去，那间宿舍便归他了。我和父母原本住一间小宿舍，后来也抢到了另一间。厂里的宿舍都是六平出头的小房间，一张床便占了房间的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用来放饭桌或其他物品。床是统一的上下铺铁架床，但我们不睡上铺，上铺是用来放东西的。

工厂楼上楼下都有宿舍，楼下九间，楼上约三十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下，七间宿舍形成一条短巷子，一边三间，最里边是大宿舍，另外两间宿舍单独在外。工厂起初没建厨房，巷子里的工人们就在通道里做饭。搬了张高椅摆在宿舍门口，煮粥煮汤时便把电磁炉放上去，用不锈钢锅煮着。在巷子里住久了，我渐渐练就听脚步声识人的本事，巷子里的人几乎都辨认得出来。这个本事最大的作用，是晚上贪看电视的时候，可以迅速判断出父母渐近的脚步声，两眼一闭往床上一躺，哪怕电视机还来不及关，也可以制造出一种“电视看一半睡着了”的假象。

厂里的工人住得近，往来频繁，彼此间比较熟络。门房阿伯与我们一家相熟，总在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过来聊天，每月初一十五拜完土地公后，还会让我先挑走喜欢的贡品。厂里也有人好耍离间。比如哥哥曾被问“爸爸和妈妈你更喜欢谁”，我也被问过“奶奶更疼你还是你哥哥”，两人都没有回答——我只是等着父母过来帮忙解围。村里很多人来厂里打过工，慢慢地都走了，父亲是在这里待得最久的人。

（三）被“辞退”的童工

澄海的玩具厂遍地都是，这里的孩子很早就有打暑假工的意识。十四岁时，我趁着小学毕业没有作业，跟着哥哥到隔壁厂打工。我在厂里没有固定岗位，有时给包装盒贴标签，有时挑拣次品，有时拼装玩具。贴标签是最累人的，那里的桌子太高，坐着贴不好，便只能站起来弯着腰干活，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标签要贴在特定的空白框内，得仔细寻找框的位置。有时眼睛盯久了，看着头上日光灯投射下来的白光，竟觉得逐渐发黄发暗，抬头一望，四周像被糊上了一层朦胧的纱，纱上是包装盒青黄紫的影子。

十三岁时，工厂打算拆除工人宿舍，我们家便搬出去住。暑假工期间，哥哥骑摩托载着我往返居所和工厂。一天晚上，路边忽然蹿出一道黑影，紧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叫声：“汪！汪！汪！”摩托车右后方有什么东西在狂奔着追来，而且越追越近。余光向后一瞥：一只黑色的狗几乎要咬到我的右边裤腿了。兄妹俩都没有回头看，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把右脚收回来一点，二人直着脖子目视前方，那段路只听得见狂烈的狗叫声。好在一两百米后，黑狗追不动了，渐渐落后于摩托车，但仍不停地大声叫唤着。直到听不见狗叫声，哥哥才问：“你刚才害怕吗？” “怕。” “我也怕。”自那以后，本就怕狗的我对狗更加畏惧，每次遇见，无论有没有拴绳，都要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甚至步子也不敢迈大。

我在那个工厂只干了四天。第四天晚上，父亲给了我400块钱，并转述老板的话：“明天不用去上班了”。原因是听说近期有人过来检查，老板害怕雇佣童工而被处罚。当时母亲每月的工资是三四千，平均每天一百多元，因此一天100元的薪水对一个没有固定岗位的童工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

三、小学里的“我”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在厂里待了四年多。每天早上，父亲送货顺路把我送到学校去，下午载货回厂时又接回来。白天读书，晚上写作业或帮衬家务，周末到车间里帮忙，每周如此，循环往复。五年级时，工厂将工人宿舍改建为热转印车间，一家人便搬到周边一个社区里，在那里住了八九年，直到我上大学时才又搬了新居所。

（一）社区小学

小学之前，我没有上过幼儿园小班，但读了比较久的中班和大班，拼音和写字基础打得很牢。有一篇名为《乌鸦兄弟》的寓言让我印象深刻：两只乌鸦生活在一个巢里，有一天鸟巢破了一个大洞，两只乌鸦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去修，冬天来了，他们都冻死在巢里。之后我与他人合作，进度停滞难以推进时，总有一种将要死在巢中的恐惧感，会尽量接手更多工作。

我的小学是当地社区里一所又小又穷的学校。刚入学时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六十多名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学校教师短缺，一个老师教好几门课。我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既是音乐老师，又是思想品德老师，数学老师则既教数学，也教体育。实际上，除语数英外，其他科目，如音乐、美术、科学等，都很少上课，体育课也只是放任同学们“自由活动”，没有固定的锻炼内容。有时教育局会派年轻老师过来支教，但大多只教两三年就走了。

小学没有图书馆，同学间也没有阅读的风尚。学校虽有阅读室，平日却不对师生开放，唯一开放的一次，是要应对上级检查，需找人打扫卫生。有时周六父母休息，一家人会到超市去逛一逛。那时超市的文具分区还有卖图书——不似现在线下买书大约只能到书店——且是没有塑封的。我经常赖在文具区看书，抓紧时间浏览尽可能多的内容，直到父母催着离开，也没有说“想买”。偶尔买过一两本书，也只是《脑筋急转弯》之类的娱乐读物，没有什么“正经”书籍。后来我虽然喜欢买书，把书籍擦净珍重地摆在书架上，真正读完的却没有几本。

（二）同学们

班里部分同学成绩一般，且爱戏耍他人。有位年龄稍大的同学，平日行事较为迟钝，有时鼻涕流到唇上了，也不知道擦一擦，任其滴落到课桌上。同学们给他起了“流鼻涕”“傻子”的外号。五年级的一节语文课上，他被老师点名到黑板默写，经过通道时打了个响嗝，全班顿时哄堂大笑。似乎是平日积攒的怒气达到了极点，那位从外校调过来的年轻老师立刻叫停了肆意的笑声，严肃地说：“这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有什么好笑的？你们怎么不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呢？实话讲，这个班除了XXX（我）成绩还可以，其他人未来如何都不知道呢！”五年级结束时，这位老师送给我一句寄语：“成长的路上不止掌声和鲜花，前方有更多的困难与挫折等待挑战。”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曾经目睹过一场校园冷暴力。我对校园霸凌的理解过于浅薄，以为就是斗殴、勒索之类的热暴力。在网络上看到过许多相关的讨论，也觉得那些太过遥远，没有想到自己在小学时就已经见证过。起源在于，班里部分本地同学会歧视外地同学。实际上，“外地人”只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因为要欺负他们，所以叫他们“外省仔”，而非因为是外地人就欺负他们。外地同学之中也分“层级”，有些不会遭到特殊对待，有些则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本地同学——以男生为主——孤立外地同学的方式包括造谣对方智力低下，称其几个月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有臭味，煽动全班人不与其交流、接触等。处在“金字塔最最底层”的，是一位姓杨的女同学。她个子高，坐在最后排，没有同桌，平时很少有人跟她说话。她几乎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欺负的对象。一次体育课，老师照常安排“自由活动”，男生们结成群在跑道中央的球场打篮球，其他人要么玩耍，要么绕着跑道闲逛。我和杨同学都是闲逛的人，在不知走到第几圈的时候，我在她身后约一百米的位置。突然，一颗篮球从左侧球场飞出，以极快的速度砸在了杨同学头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接着弹跳到跑道外。她被球砸中后，疼痛地蹲在地上，双手抱头，没有说话。男生跑着把篮球捡了回去，见她痛得蹲在地上，一脸错愕，却没有道歉，转头回了球场。蹲下抱头的身影逐渐吸引了全班的同学，一个接一个的人走过来，围在她的身边，似在观察她的情况，发出悄悄的讨论声，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我想起小说和漫画主角行侠仗义的身姿，拾起一丝勇气，挤开人群将她扶起来：“你怎么样？”她低着头，又摇了摇头，没有回话，只发出隐隐的啜泣声。我扶着她到一旁休息，转身就看到朝这边赶来的老师——有同学去办公室报告了。之后，我没有因为触碰到她而染上什么难闻的怪味，也没有因此受到其他人的嘲弄，她的处境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有时路过她的座位，会犹豫着要不要跟她聊几句，至少问问她的头怎么样了，但终究没有过去。在意识到那是一场校园冷暴力之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算“帮凶”，毕竟除了那一次扶她起来，我一直都是旁观者。

（三）主角梦

在同龄人当中，我算是较早接触网络的那批人。父母买过一台二手电脑，放在工厂的宿舍里。我用它查资料、看动漫，更多时候是和哥哥打游戏——除了哥哥，工厂几乎没有其他同龄人。有时浏览网友的各种观点，了解到很多闻所未闻的讯息，就觉得自己见多识广。那时网络信息也是真真假假，“杠精”“键盘侠”层出不穷。曾见过有人建议网友发表言论前都应先查一查信息出处，保证自己言语无误，这给予我很大的启发。之后我在说话前总习惯先确认真伪，并依赖权威证实自己的可信度。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我表达的频率，直到现在，自己都未在网络上发表过公开言论。

除了电脑，我还喜欢用手机看漫画、读网络小说。当时最喜欢的一部小说是《凤逆天下》，讲的是21世纪天才杀手一朝穿越成备受欺凌的废物郡主，一路杀敌升级，打脸世人，最终粉碎反派阴谋的故事。小说女主角以其“强者为尊”的信念和“靠人人跑，靠山山倒，靠自己最好”的风范，成为我童年时最为追捧的偶像。我极力模仿她自信自强、张扬冷酷的性格与处事作风。喜欢把自己穿成一身黑，心心念念想买一件黑色的长风衣。因为听说染发会影响发质而放弃染红发的想法，但把头发扎成高马尾才显帅气。想要表现出“感兴趣”的模样，便挑起一边的眉毛，开心了便翘起一侧的嘴角，心情平淡时便保持冷漠高傲的表情，这样显得比较有压迫感。为此，父母常说我“整天跟别人欠你八百万似的”，穿着死气沉沉，没有小孩子的活泼气。

或许小孩子就是喜欢学习模仿的。我不仅模仿小说、动漫里的角色，还会为课本里的故事、每周一校长的“心灵鸡汤”而触动，希望做一个“好人”。曾看过一则垃圾分类的小故事，便在小县城相关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将家里混装在一个袋子中的垃圾掏出来，分装成几袋。隔天早上却看见环卫工人把分好的垃圾连同邻居混装的垃圾一同倒进垃圾车里了。小学时还读过许多淡泊名利、鄙弃权贵的古诗词和课文，想着成为一个清高的人，便将班干部也算作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因此对竞选班干，争做队长组长之类的事情一直提不起兴趣。慢慢地也形成了一种躲避竞争的“行为惯性”，直到大学也没有主动竞选过一次干部。

小学时我常得到老师的“偏爱”，不仅因为成绩好，还因为参加绘画比赛拿过不少区级甚至市级的奖项。父母给我报过素描培训班，一个学期六七百元，寒暑假另算。从最初级的排线、正方体、球体，到进一步的几何体组合、静物，再到公园写生，我是班里进步最快的学生，后来成为“成绩”最好的人。每节课上，我独自一人待在角落画画，直到下课时独自一人离开，自始至终鲜少与人讲话。直到有一天，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生加入了素描班。她是第一个主动与我交流的人，也是我在培训机构里唯一的朋友。我们曾挨着坐在公园草坪上写生，也在倾盆大雨中挥手道别，上课时一同交流绘画技巧，又在休息的间隙里互相抱怨学业的艰难。在我三年级暑假时，她因为备战中考压力过大，结束了绘画学习，跟我告了别。我一个人重新坐回了角落。一个学期后，我跟父亲说“不想去了”，就再也没去过培训班。

父亲让我到另一个画室学习。画室有许多备战艺考的学生。色彩组的画架围成圈。素描和速写组的，有人支起画架，有人手持画夹坐在板凳上。剩下的是业余学员，按照水平高低分为不同的组别，各自占据不同位置。板凳挤满了大厅，有时难以落脚，大家各自低着头画画，大厅里寂然无声。老师会巡回查验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给出指导意见，学员也可以主动请教老师。在那种安静专注的氛围里，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惊扰他人，我不敢起身走动，只在原地等老师过来。尽管把已经画好的几何体又反复描上了五六遍，线条深得像黑炭一样，仍犹豫着要不要主动请教老师。最终，经过了半小时，或者是一小时，又或者更长时间的优柔寡断，老师终于过来了。他说：“你的线画得太深了。”

我的学习速度很快，一两次课就可以换一个分组，挪着板凳换了几次不同的位置。老师问我，之前是不是学过。父亲说，我是画室里年纪最小的人。画室的定价是一次课一百多元，学了不到一学期，我嫌弃太贵，就不愿意再去。之后断断续续还有画画，再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父亲说，这么放弃实在可惜。哥哥也曾调侃过，说我是“方仲永”。

四、中学里的“我”

大致看来，我前十四年的人生算得上是顺风顺水，尤其是学习方面没遇到什么大阻碍。一来是自身没有太高的抱负，又惯会躲避竞争和挑战。二来是小县城里出彩的同龄人并不多。小考是我第一次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同台竞争”，成绩虽不如平时在学校里的好，却也幸运地达到了区三所重点初中的分数线。

（一）寄宿学校的规则

我的初中是一所全封闭式寄宿制学校。每周日返校，都有值班老师坐在校门口，搜查学生的书包行李，防止携带手机和零食进校。生活和学习实行严格的量化评分：宿舍是否干净、物品摆放是否有序、学生是否按时休息、自习课是否迟到、自习是否专心……方方面面都有规定。如果扣的分多了，就会影响荣誉评定。平日里总要小心谨慎，生怕被扣分。

学校已有一整套系统的规则，班主任则鼓励我们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比如学校规定晚自习六点半开始，班主任希望我们六点左右就到教室。晚自习十点结束，她有时会称赞学习到十点十分或十五分的同学——再晚就回不去了，因为宿舍十点半便熄灯。为了留出更多的时间学习，同学们生活在一种紧张匆忙的氛围里。饭吃得又少又快，十五分钟完成打饭、吃饭、洗碗三个动作。中午利用二十分钟完成洗澡、洗头、洗衣、甩干，晚上便可以提前到教室自习。晚上熄灯后，一边提防宿管阿姨查寝，一边用小手电躲在被子里写作业……我按自己的节奏，用三十分钟吃饭，用四十分钟洗浴，中午要午休，所以不在中午洗头洗澡，总是踩着六点半的铃声最后一个到达教室。班主任一开始会劝我动作利索一点，在我努力突破六点二十大关后，也不再说什么了。

（二）学业起伏

年级有五百余名学生，我的成绩常在前二十名——二十名内的学生有望冲击市最好的公办高中。成绩不错，这也是班主任一直包容着我的原因。但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在初三第一次大考破天荒考到年级第一。级主任邀请我在级会上演讲，改了三天的稿子始终没能让他满意，终于在演讲前一天的下午，勉强通过了最后一版。我抓紧最后二十四小时背诵，即使演讲可以携带稿纸上台，却觉得一定要脱稿才完美。演讲当天，我一边虚焦望着台下五百多号人，一边回忆自己写下的文字，终于在一处长句之前，突然卡壳忘了词。抖着手翻开带上台以有备无患的稿子，却一时间找不到自己背到哪里去了。终于，在一阵长久的寂静后，我找到了下一句话，磕磕绊绊完成了演讲。

那次演讲之后，整个年级好像都认识了我。路过隔壁班，听到不认识的同学说：“那个人是年级第一。”也会听到其他班的老师评价：“以前倒是没怎么关注过这个人。”好像在路上走路，在食堂吃饭，在由不同班的同学组成的重点班里上课时，都有人在看着我、讨论着我。第二次考试意料之中地滑铁卢了，滑到了年级七十多名——连区重点学校都难说，更别提市重点高中。那个评价过我的老师说：“XXX（我）大跳水了。”班主任约我聊天，问：“是最近学习内容太难了？生病了？还是早恋了？”“是第一的光环压力太大了。”

“大跳水”后，我的成绩又慢慢回到了前二十名，中考擦着分数线考进了市重点高中。高中的课程比小学、初中困难许多，我跟不上老师和同学们的节奏。数学课上，老师轻飘飘念出几个名字，邀请同学回答问题，没有一题是我会的。每念及一个姓氏，心跳便快一拍，发现不是自己后，侥幸逃脱的气还没松完，听见同学坚定自信的答案以及老师的赞扬声，那口气便梗在心口。高中第一场考试并不理想，年级一千二百多人，我的排名在六百七十出头——一次巨大的失败。第二次考了五百余名，依旧不理想。曾经我仅有的两个强项便是绘画和学习，画画已经放弃追不上来了，两次考试又磨灭了自己对学习的信心。

高一第一学期结束，就要文理分班。物化成绩总徘徊在及格线附近的我，比较擅长的科目是政治、地理、历史和生物。父亲极力劝我选择政治，但我偏偏对它不感兴趣，犹豫再三，最终选了史生地——年级只有十多人选择这个分组。想起小时候总提到的“梦想”：最开始想当一名画家，之后想当漫画家，再之后想当生物科学家或植物学家。历史类考生没有办法报考生物方向的专业，这或许就是我梦想的终点了。

许是受到潮汕乡里求神问卜氛围的影响，有时我对“缘分”这类东西也怀有几分微妙的认同。高中的日子只顾念书做题，对大学、未来从未有过刻意规划。高一时班主任让我们写下自己理想的大学，举例子时提了一句“中山大学”。我没有心仪的院校，听见老师念到，便顺势将它写了上去。直到高考后收到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记起三年前这一小的瞬间，忽觉有时“缘分”确乎是存在的。

图6 高一楼旁树木的新芽（拍摄于2024年4月2日）

图7 学校里的小池塘，高二的我每天午饭后会花十分钟的时间蹲在这里看鱼，放空自己（拍摄于2024年4月2日）

图8 高三教室里的盆栽，我定期为它们浇水、换水（拍摄于2024年4月2日）

从一个总被人忽视的小村子，到一家普通的玩具厂、一所社区小学，再到“澄海”“汕头”，最后来到广州，我一点点地向外走，过去的“我”却始终留在这个身体里。写这篇自我民族志时才发现，离得越远的，如过去的家乡，我能够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它，因而看得更清楚。越靠近现在，“我”的存在感越强，回忆起的，更多是当时的情绪与思虑，反而看不清自己。但是，那些低头、放弃、犹豫、躲避的习惯和态度，从村里一直带到了大学。那条水平的直线，始终没有大的改变。

（林朝，中山大学本科生，作者与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指导教师：肖鹏，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