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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晗在回应有关岛内“疑美论”时说,“民进党当局‘倚美谋独’换不来安全,最终只会沦为‘弃子’”。这句话之所以能形成冲击,不在于措辞本身有多严厉,而是美方已经通过不同渠道透露出不会为台湾提供保护。台湾在美国心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大变化。
当前“美台”关系的变动需要回到一个基本事实来看待:美国对台政策并非独立的,是从它整体对华战略衍生出来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政策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是克林顿时期的“战略模糊”,主要是保持台海局势的“可控紧张”,既不放任“台独”引发冲突,也不让两岸走向统一。这是用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战略筹码,同时控制风险边界。
第二次调整发生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对台政策开始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工具化”。两者区别在于,前者把台湾当作地缘政治的“平衡器”,后者把台湾视为可以榨取现实利益的“资源池”。“‘台美’经贸协议”是这种转向的重要体现。协议要求台湾将半导体产能的40%转移到美国、承诺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全面开放市场。这些条款不是“合作”,美国正利用台湾的焦虑进行利益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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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台湾在这当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制度化依附。与日本、韩国不同,台湾地区与美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安全条约,也没有制度化的贸易框架。双方关系的维系完全依赖“政治默契”和利益交换。这种安排决定了一旦美国的需求发生变化,台湾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制衡或延缓政策转向。
台湾“中研院”欧美所3月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台湾民众不相信美国的“协防”承诺。这一数据的意义不在于证实“疑美论”的存在,而是体现了台湾社会对美国的认知正在从“信任”转向“交易”。信任与交易的区别是什么?前者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制度关系之上,后者完全依赖即时利益取舍。台湾民众开始用交易思维审视“美台”关系时,他们就看不到“保护”,而是成本与收益的取舍。
这种认知转变有历史印证。1979年美国与台湾地区“断交”,近年来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乌克兰危机中美国明确表示不出兵。每一次事件都在说明:美国的承诺是有边界的,而这个边界由美国单方面划定。
民进党当局的困境在于,它试图用政治动员对抗这种认知转变。从数据看,60%的民进党支持者仍相信美国有信用,而持同样立场的国民党支持者不到10%。这说明台湾社会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不再是基于事实判断,被意识形态绑定了。但这种绑定正在失效。美国公开表示“不护台”时,即使最坚定的“倚美派”也无法继续回避现实。
台湾的安全处境长期依赖两个支柱:一是美国的安全承诺,二是所谓的“硅盾”——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不可替代性。前者提供军事威慑,后者提供经济威慑,两者共同构成台湾的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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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个支柱之间存在矛盾。美国要求台湾转移半导体产能,是在拆除“硅盾”。先进芯片产能大规模转移到美国后,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就会被削弱,它作为“不可替代节点”的价值也随之消失。这意味着台湾越是配合美国的要求,自身的安全价值就越低。这是一个无法化解的矛盾:配合美国,会削弱自身;不配合美国,也会削弱自身。台湾在这个局面中没有任何主动选择的空间。
而且产业迁移会进一步改变两岸关系的实力差距。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经济的重要支柱,占GDP的比重超过15%,占出口的比重超过30%。这一产业被攫取,台湾的经济基础就会被掏空,它与大陆博弈的筹码也会随之流失。
美国表示“不护台”,也是美国全球收缩的组成部分。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在中东减少军事存在、要求欧洲和亚洲盟友提高军费,这些行动说明美国正在从全球多线介入转向收缩集中。特朗普政府的判断是,美国的资源和能力已经无法支撑冷战后的全球霸权模式,必须收缩防线,集中应对主要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角色正在被重新评估。美国需要集中资源应对更重要的方向时,台湾就不再是不可放弃的所谓“核心利益”,沦为可以被交易的“边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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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2月底披露,一项价值约13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被白宫指示“暂停推进”。官方说法是“正在与中方讨论”,但其实是避免在特朗普访华前激化矛盾。这种操作体现出美国的对台政策始终服从于对华整体战略,一旦两者冲突,台湾就会被冷落。
美国自身的能力局限也产生制约。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军工产能的短板: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从战前的1.4万发提升到3万发用了差不多一年,而乌克兰战场的日消耗量就是6000发。这种产能瓶颈意味着美国实际上不具备同时应对两场高强度冲突的能力。一旦台海出现冲突,美国既没有足够的弹药储备,也没有充分的生产能力支撑长期作战。
国台办使用的“弃子”一词,包含两个意思:位置判断。台湾地区在美国博弈规划中是工具,并非伙伴,它的命运不由自己决定;趋势判断。一旦局势变化,工具可能被舍弃,美国不会为此承担代价。
民进党当局的应对验证了这个判断。台北市议员侯汉廷批评说:美国会议员对台湾防务预算指手画脚,眼中只关心台湾有没有乖乖掏钱。民进党当局腰杆挺不直,反而转头对“在野党”与台湾民众进行勒索。
历史上,美国这种处置模式有迹可循。阿富汗政府军在美国撤军后迅速崩溃,不是因为战力不足,因为长期依赖美国提供的后勤、情报和空中支援,从未建立独立作战能力。台湾地区面临的困境与此相似——它不是有没有“保护”的问题,“保护”本身就不可能持久。如果保护者的优先级发生变化,被保护者没有任何自救的能力。
回到国台办4月1日的表态。张晗说,台湾的前途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其实,两岸关系的走向从来不是美国的选择题。美国的态度是外部因素,可以影响局势的节奏和方式,但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的内在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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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内在因素由三个方面组成:经济上,两岸贸易额2025年超过3000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超过40%;社会上,数百万台胞在大陆工作生活,两岸人员往来每年超过千万人次;政治上,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被严格限定。这些因素不会因为美国的政策调整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岛内政治动员而改变。它们构成了两岸关系的基础,决定了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都要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台湾舆论对美国提出的质疑,从“深陷中东的美国无力保护台湾”到“美国惦记的是台湾的产业利益,没有考虑民众安全”,是对“外部保护”不可靠性的认知变化,这正在改变台湾社会的民意基础。但是,这种认知能否转化为政策调整的动力?目前岛内政治环境看,民进党当局选择的是用意识形态对抗现实:明知美国不可靠,仍然高喊“倚美谋独”;明知产业在流失,仍然配合美国的要求。这种选择造成的代价最终会由台湾民众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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