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十年前的电影终于上映了，今天看来依旧大胆超前

李樯用了 “ 失而复得 ” 这个词。

他说的不是钱包，不是钥匙，而是一部电影。 2016 年拍完的《蜂蜜的针》，因为种种原因被搁置了整整十年，如今终于在全国院线上映。作为监制和编剧的李樯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中是平静和淡然： “ 我很接受，我觉得它像是我曾经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后来我死活也找不到，忘记把它放在哪了。十年后突然失而复得，这十年时间让我觉得它更有意义了，久别重逢很开心。 ”

十年，足够一个孩子长成少年，也足够见证电影产业的跃迁。当我们聆听十年前的剧本构想、创作思考与人物刻画，会发现其中对复杂人性的探讨、对类型边界的试探，以及对 “ 独立女性 ” 标签的理解，即便放在今天依旧显得大胆和超前。

它以犯罪者的视角展开，带领观众深度观察了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甚至是学业和事业上优秀的人，是如何一步步陷入罪恶渊薮的；它直面人性中的黑暗面，却以写实的笔触娓娓道来，直到令人脊背发凉 —— 原来罪恶并不总是像犯罪片中的那样暴烈、极端、跌宕起伏，它最初可能只来源于一念之间。

电影还汇集了豪华的实力派女演员阵容 —— 袁泉、宁静、俞飞鸿、陈冲、齐溪等，她们都在片中绽放出各自的精彩，呈现出真实复杂的人物关系。谈及当下的女性创作风潮，李樯说，“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没法算计的，我只能写我自己由衷我想写的东西。”

最不可能犯罪的人，最后杀了人

《蜂蜜的针》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位外表普通的农科院女研究员在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里，误以为对一位作家一见钟情，她越陷越深，一步步滑向了犯罪的深渊。听起来像是一部犯罪片，但李樯说，他最初被这个题材吸引，恰恰不是因为犯罪情节本身。

电影改编自小说《一个好女人》，原著作者英格丽特 · 诺尔 55 岁凭借这部小说一鸣惊人，大器晚成。在与娱理工作室对话中，李樯表示很早就读过她的小说，当时就被击中了： “ 她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不是那种劫匪、杀人犯，而是日常的家庭主妇、邻居、普通职员，写他们是怎么一步步滑向犯罪的。 ”

这种日常感是原著最特别的地方，也是李樯最想保留的东西。他觉得这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 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无法掌控的那一部分，很多人都是激情犯罪，是没有预谋的。 ”

他保留了原著那种 “ 日常人突然失控 ” 的惊悚感，但把根扎进了中国的土壤里。

李樯把女主角支宁设定为一个研究植物病虫害的科研人员，这个想法来自他某天路过一家种子公司时的灵光一闪。后来他去做了调研，拜访动植物昆虫公司，采访科研人员，发现他们的生活跟他想象的很不一样： “ 你会觉得他们的生活会比较理性、枯燥、不那么有烟火气，但实际上，在职业之外，他们也有属于原本个体的东西。 ”

支宁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活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整日和昆虫、植物打交道，跟人群若即若离。她孤独、不自信、偏执，跟周遭的一切都格格不入。这样的人，你很难想象她竟会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痛下杀手。

“ 最不可能犯罪的人，最后杀了人。 ”

选择袁泉来演支宁，也是出自这个原因。袁泉给观众的印象一直是优雅、知性、人淡如菊，像是 “ 不可能犯罪 ” 的那一类人。李樯说： “ 你反着用的时候，就会跟这个人物起到特别大的塑造作用。 ” 他要的就是这种反差，观众会在银幕上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袁泉。

《蜂蜜的针》并非传统的解谜式犯罪片，这部电影的吸引力不在于 “ 揭晓谁杀了人 ” ，而在于 “ 目击了一个人从没有犯罪到犯罪以及犯罪之后所有的心路历程 ” 。

“ 我们上来就知道她杀了人，我们是目击者。就像希区柯克说的，看到最后的时候，观众会对那种紧张感和休戚与共的东西产生一种移情。 ” 这种主观视角的、深入挖掘原始犯罪动机的作品，在国内并不多见。

电影也在文学性与可看性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李樯不希望因为追求强烈的类型情节而削弱人物，也不愿因专注人物刻画而让故事失去张力。 “ 我希望情节和人物是并置的，这是一部有类型色彩的电影，但它没有因为类型就削弱了人物的塑造。 ”

她不是为了一个男人，而是为她热爱的生活

支宁为什么会犯罪？这是每个看过电影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表面上看，是因为一个男人。寇逸，一位作家，有才华、有魅力，也有点中年男人的自恋和犹疑。他像一束光，突然照进了支宁灰暗的生活。她开始化妆，开始在意自己，开始做那些她从来没做过的事。然后，在一次意外中，她果断地选择了杀人。

但李樯说，支宁其实不是为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只是一个 “ 诱因 ” ，一个让她的欲望终于找到出口的锚点： “ 她是为了她所热爱的生活，和她想选的、可能从来没选择过的东西。她终于说出 ‘ 我要选择 ’ 的时候，发生了这么大的意外，但她还是坚持了她的选择。 ”

他把支宁形容成一个 “ 存在主义者 ” ： “ 你如何选择，将决定你的命运。命运就在你的手上。她选择了，就伸出了自己的针。 ”

这也是片名《蜂蜜的针》的由来。蜜蜂的针是它最后的防线，不到绝境不会用，因为用了就是玉石俱焚 —— 它的刺上有倒钩，刺出去就拔不回来，连内脏都会被带出来。

李樯觉得这太像支宁了： “ 她捍卫了自己最后一道防线，她宁可把针刺向你，宁可玉石俱焚。她也很清晰，自己会为所有的一切付出代价。 ” 一个中年女性，在生活把她挤压到几乎没有缝隙的时候，她用最极端的方式，捍卫了自己选择的权利 —— 哪怕这个选择，是毁灭。

谈到近年来女性风潮在全球影坛兴起，以及《蜂蜜的针》是否恰好符合了这股风潮，李樯说： “ 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没法算计的，我只能写我自己由衷想写的东西。 ”

正是因为这种 “ 不算计 ” ，让李樯的作品能够穿越时间周期。就像《孔雀》里那个想飞的姐姐，就像《立春》里那个唱美声的王彩玲，他笔下的女性角色从来都不是 “ 爽文大女主 ” 或 “ 完美受害者 ” ，而是那些被生活挤压、被时代拉扯、被自己困住的普通人。她们的挣扎、她们的欲望、她们的失败，在任何时代都能让人动容。

《蜂蜜的针》里的支宁也是这样。她会杀掉自己最好的朋友，会在犯罪现场冷静得像在做实验，会一边恐惧一边又享受那种掌控感。李樯写她的时候，没有附加贬义或褒义，只是写了活生生的一个人 —— 一个在欲望和理性之间撕裂、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一个不完美、不可爱、甚至有点可怕的人。

中女群像

《蜂蜜的针》的演员阵容，放在今天看也是罕见豪华。尤其女演员汇集了袁泉、宁静、俞飞鸿、齐溪、陈冲、杨子姗、刘雅瑟、窦靖童 …… 她们每一个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却能自然地融入到同一个故事里，有几个角色贴合得像是量身定制一样。

“ 我跟袁泉本来就是朋友，俞飞鸿也是朋友。她们没有人问我有多少场戏，什么袁泉是大女主我是女二，没有任何人问这些问题。大家觉得这个故事、这个角色吸引她，自然而然就来了，没有乱七八糟的要求。 ”

袁泉的突破非常之大，她演支宁，几乎把自己完全打碎重建了。她的造型、她的肢体动作、她看人的眼神，都跟她本人反差巨大。李樯说她 “ 突破了自己的舒适区，也突破了自己在心理、审美上的很多道关卡 ” 。李樯说袁泉是一个对表演艺术极其虔诚的人： “ 她永远是安静的，演的时候上来就演，不演的时候安静地待在那儿。她把自己当成水一样，遇到不同的容器都可以进去。 ”

支宁身边有一个 “ 闺蜜 ” ，叫阚天天，由宁静饰演。她漂亮、自信、有钱、有魅力，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的中心。

李樯把这两个女人的关系写得特别有意思。她们不是那种 “ 防火防盗防闺蜜 ” 的简单对立，而是一种更复杂、更暧昧的共生和寄生。支宁觉得阚天天活得那么灿烂，像个小太阳一样，她既向往这种灿烂，又忍不住心生嫉恨。阚天天欣赏支宁，但又习惯性地在她面前展示自己的优越。她们爱彼此，也恨彼此；她们需要彼此，也利用彼此。这种复杂性，放在今天的国产影视里，依然是稀缺的，并非一句简单的 “ 不雌竞 ” 。

“ 你以为她是侵略者，其实她只是习惯了散发魅力。 ” 李樯说。这种错位最后酿成了悲剧。支宁在某种误解中，杀掉了自己唯一的朋友，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宁静把阚天天诠释得惟妙惟肖，这个角色很容易变得讨厌 —— 太自恋、太张扬、太不把别人的感受当回事。但李樯说： “ 宁静竟然演出了这样一个人的可爱，以至于她被推下去的时候，你会特别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

俞飞鸿演的是澹台莺，一个有点自以为是，有 “ 仙姑 ” 气质，劝人吃素、养生、活得精致一点的美丽女人。俞飞鸿一开始有些不想演这个角色，因为她太讨厌这种人了。但后来她想通了： “ 一个演员，塑造一个自己讨厌的角色，并且能把它演好，这不是也很棒吗？不能只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

她找李樯聊，直到找到这个角色的 “ 支点 ” ： “ 澹台莺活在自己的梦里面，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自以为是。她有没有伤害谁？你喜不喜欢她？没所谓，她就是这么一个人，生活中确实总有这样一些人。 ”

齐溪饰演的兰若心则像一面镜子，和支宁、澹台莺互相映照着彼此的不同。齐溪为这个角色一改往日造型，短发造型干爽利落，对澹台莺的矫揉造作如同“行走的弹幕”，也成了观众心中的毒舌嘴替。袁泉如 “ 水 ” ，宁静如 “ 火 ” ，俞飞鸿的 “ 仙 ” ，齐溪的锐利，陈冲的沉稳 —— 每一种气质都不一样，放在同一个故事里，生发出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大概就是好演员的魅力，她们共同守护并呈现了人性的复杂光谱。

十年没有磨损这个故事的力量，反而像一场缓慢的发酵。今日大众对女性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和立体，观众对复杂人性的包容度与探究欲也在提升，这部非典型犯罪片反而有了更多与观众对话的可能。

“ 蜂蜜的针 ” ，是绝境中的反击，是沉默者的呐喊，是理性覆灭前最后的感性闪光。十年前主创团队锻造了这根 “ 针 ” ，今天当它终于刺破银幕，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没有过时的电影，更是一份愈发显得锐利的创作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