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克兰到伊朗：只有中国能“拯救”欧洲创新 | 地缘科技「平」论 x 黄平

大湾区评论 x 黄平

地缘科技

vol. 2 no. 2

「平」论

2026/04/01

April

点对点、利益导向、去政治化，才是突破美欧深度绑定的现实路径。

第2期

总第2期

编者按

PREFACE

随着乌克兰与中东战火频仍，美国政治重心发生结构性位移，右翼美国已不再考虑左翼欧洲的利益。在失去美国安全庇护、庞大市场和顶尖人才的背景下，欧洲科技创新正面临物理环境恶化、创新方向迷失与生态活力衰退的严峻挑战。

然而，欧洲在细分领域的绝对优势与多元协同的区域创新网络，依然构筑了其不可替代的文明级护城河。本文深刻指出，在美欧裂痕加深的变局中，中国是帮助欧洲实现战略自主与市场多元化的唯一选项，且中欧在技术深度与规模广度上存在着近乎完美的互补结构。作者呼吁，中国应以战略定力推行“单边开放2.0”策略，通过点对点、去政治化的务实合作，主动拥抱并“拯救”陷入困境的欧洲创新，在重塑全球科技版图的进程中实现互利共赢。

01

左翼欧洲已经

被右翼美国抛弃

伊朗不会是最后一个

乌克兰战争迟迟未决，加上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贸然的军事行动，给欧洲传递了一个清晰又残忍的信息：右翼美国已不再考虑左翼欧洲的利益。

乌克兰战争打了逾四年，欧洲在安全、能源、难民、通胀等多个维度承受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而华盛顿对于停火谈判的态度时冷时热，始终将自身的政治利益凌驾于盟友的迫切诉求之上。乌克兰尚未平息，伊朗战事又起。这场冲突的爆发并非没有征兆，但华盛顿选择了对欧洲的反对和警告视而不见，这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战略优先级的根本性调整。

更重要的是，伊朗绝不会是欧洲大陆动乱的终点。从地缘逻辑看，中东的战火必然外溢，包括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活跃、叙利亚后伊斯兰国势力的重新集结、黎巴嫩内部政治生态的持续撕裂，每一处都是潜在的引爆点。向北看，高加索地区的亚阿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化解，格鲁吉亚的政治危机悬而未决；向东看，乌克兰战场的停火即便实现，东欧安全秩序的重建也将是一个充满变数、极易反复的漫长过程。换言之，从中东到东欧，一条动荡弧线正在成型，冲突大概率将一站一站传递下去，而欧洲恰恰处于这条弧线的腹地。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美国的政治重心已发生结构性位移。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右翼民粹浪潮，并非一时的政治插曲，而是美国社会深层情绪的长期显现——对外部承诺的厌倦、对本土利益的执念、对多边主义的本能排斥。反观欧洲，无论是德国的联合政府、法国的左右拉锯，还是北欧国家的审慎克制，欧洲主要政治力量在价值观、移民、气候乃至对外政策上，都与当下的华盛顿渐行渐远。美右欧左的价值裂痕不是短期的政策分歧，而是两种社会价值的根本冲突。左翼欧洲被右翼美国抛弃，已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

北约已“死”，但欧洲无力自主

如果说乌克兰战争暴露了北约行动力的天花板，那么伊朗战事则彻底宣告了北约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名存实亡。北约的核心逻辑，是美国以军事实力为欧洲提供安全背书，欧洲以政治支持和战略纵深回馈美国的全球霸权。而今，这一交换的两端同时松动——美国不愿再支付安全公共品的成本，欧洲也无力兑现其应有的战略价值。

然而，北约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欧洲战略自主的诞生，恰恰相反，它暴露的是欧洲在安全事务上对美的深度依赖。在意识层面，欧洲主流政治精英虽然在峰会声明和新闻发布会上高喊“战略自主”，但骨子里最深的恐惧，仍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离场。表面要独立，实则要续约，这种表里不一的姿态贯穿了欧洲近年的所有安全讨论，令任何实质性的自主建构都止步于口号。

2025年8月，特朗普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欧洲领导人会面（图源：纽约时报）

在能力层面，欧洲的军事短板早已不是秘密。德国连续数年大幅提高国防预算，但其军工产业在数十年的“去军事化”后，工业产能、人才储备和供应链配套均已严重萎缩，短期内根本无法形成真实的作战支撑能力。法国虽拥有相对独立的核威慑体系，但其单一国家的体量并不足以为整个欧洲大陆提供安全保证。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虽然军事意愿强烈，却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与经济支撑。欧洲军事能力的现实，与“战略自主”的雄心之间，存在着一条尚无可见桥梁的鸿沟。

在结构层面，欧洲内部的历史包袱与政治分歧构成了另一重锁链。德国对自身军事化扩张有着根植于历史的深层恐惧；法国与德国在欧洲防务主导权上存在隐性竞争；东欧国家优先考虑的是本国边境安全而非欧盟整体防务架构；匈牙利等国的政治立场更是与欧盟主流严重背离。这些分歧决定了欧洲难以在安全事务上凝聚成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行动主体。欧洲内部最隐秘的恐惧，或许并非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是对欧洲内部过度军事化与极右民粹再度失控的噩梦。

综合以上三个维度，欧洲安全自主，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一个伪命题。北约已死，但欧洲尚无能力为自己续命，这是当前欧洲战略处境最真实的写照，也是理解欧洲创新所处外部环境的关键前提。

02

失去美国的欧洲创新

失去美国安全保障

区域局势持续动荡

科技创新，尤其是高投入、长周期的前沿技术研发，对物理环境的稳定性有着极高的依赖——没有企业会在战火纷飞的土地上，或能源供应随时可能中断的地方做中长期技术研发规划。稳定的物理环境是创新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如果不成立，其上运行的一切都将失去支撑。

从能源供应这一最基础的创新基础设施来看，欧洲的脆弱性已经在乌克兰战争中暴露无遗。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多个工业重镇陷入能源危机，部分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科技制造企业被迫减产甚至迁址。如今，乌克兰战争尚未结束，伊朗战争又起，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供应链愈发脆弱，市场剧烈震荡，欧洲科技企业所依赖的稳定资源供给将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而新兴技术产业——无论是AI算力中心、半导体制造还是生物医药研发——对能源的持续、可预期供给有着远超传统产业的需求，能源和关键矿产的不确定性，在AI时代将被放大为创新能力的直接折损。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供应链。现代科技创新高度依赖快速响应的本地或区域供应链，关键零部件和上游供应商的稳定性直接决定着产品迭代的速度。一旦区域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供应链中断风险将从偶发事件变成系统性常态，这对于任何需要快速将创新原型转化为商业产品的科技企业而言，都是致命的。没有可预期的物理安全环境，欧洲创新的土壤将一层一层地被侵蚀掉。

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地区的前线（图源：纽约时报）

失去美国市场

欧洲高端产品“无处可卖”

美国市场对于欧洲高端产品具有战略意义，它是欧洲创新产品最重要的规模化变现场所，是欧洲高端制造业得以维持研发投入的利润来源。

这一点在现实中已有清晰映照。随着美国关税政策的持续收紧，法国皮具、瑞士钟表到德国豪华汽车，欧洲高端制造的核心品类在美国市场上集体承压，相关企业业绩集体“跳水”，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直接受害者。多家德国零售商已开始将市场重心从美国转向欧洲和其他区域，但问题在于，欧洲内部市场的体量和消费潜力，根本无力填补美国市场萎缩所留下的空洞。

而在欧洲之外，又能去哪里？放眼全球，无论是东南亚、南亚还是非洲，目前都不存在一个能够同时匹配规模与高端消费能力的替代市场。欧洲高端产品的定价逻辑、品质标准和品牌溢价，需要的是一个拥有足够购买力且认可欧洲价值体系的消费群体，而这样的市场，除了美国，短期内几乎找不到第二个。

然而，失去美国市场的代价，比“无处可卖”更为深重——失去的，是创新方向本身。市场需求，尤其是“先进市场”的需求，从来都是技术创新最敏锐的指南针。硅谷之所以能引领全球科技潮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全球最挑剔、最前沿、最愿意为新技术付费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的偏好和痛点，构成了技术创新最真实的需求信号。在AI革命加速重塑每一个产业的当下，谁掌握了先进市场的需求，谁就掌握了技术演化的路标。失去了美国这个最大先进市场的持续反馈，欧洲创新将陷入一种双重困境：既无法变现，也无法校准方向。

失去美国人才

欧洲科技企业发展乏力

如果说市场是创新的出口，那么人才便是创新的发动机。而在这一维度上，欧洲正在遭遇一场静默的失血。

欧美教育和科研体系长期深度融合，大量欧洲学生赴美读研、博士、做博士后，再在美国科技生态中完成职业成长，这条人才通道曾是欧洲创新的重要补给线。然而，在AI+快速迭代的时代背景下，这条通道正在悄然关闭——不是因为人才不再流动，而是因为他们流向了美国，而不再回来。欧洲层层叠加的强监管环境，固然有其保障隐私和安全的价值，但在科技人才的实际选择中，它已成为一个显著的负向激励因素。当美国的AI实验室能够以顶尖的工资、无限的算力、几乎没有监管障碍的研发环境吸引全球人才时，选择留在欧洲，意味着接受一种主动降速。另外，欧洲AI初创企业更是频繁被美国科技巨头收购，进一步加剧了欧洲本土科技生态的空心化。

欧洲流失的不只是科技人才。金融人才，尤其是风险投资领域的顶尖人才，同样在加速向美国集聚。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需要科技与资本的深度耦合，而当最懂技术趋势的科技人才和最有判断力的风投人才相互流向大西洋彼岸时，留在欧洲的创新生态便面临一种系统性的活力衰退。即便坐拥伦敦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法兰克福这样的区域金融枢纽和苏黎世这样的全球财富管理重镇，欧洲的金融优势也越来越难以转化为科技创新的真实推动力——因为风投的本质不是钱，而是对未来的研判，而拥有最前沿眼光的人，选择了离开。

伦敦金融城（图源：华尔街日报）

03

欧洲创新仍不可取代

细分领域仍具有绝对优势

虽然失去美国的欧洲创新面临一系列根本性挑战，但必须正视一个同样真实的存在：欧洲创新的韧性，根植于那些无法用规模和速度来复制的领域。

谈及欧洲在细分领域的绝对统治力，荷兰ASML是最不需要解释的注脚。这家总部位于费尔德霍芬（Veldhoven）的公司，以一己之力垄断了全球高端光刻机市场，其独有的EUV极紫外光刻技术是台积电、三星生产最先进制程芯片的唯一入口，全球无第二家可以替代。ASML的存在本身便是一个关于欧洲创新的隐喻：对极致的追求。

类似的故事在欧洲各处皆有。例如德国数控机床产业的精密加工能力，至今仍是全球高端制造业无法绕过的核心供给方；瑞士在精密医疗器械、高端制表和精细化工领域的深厚积累，使其科技含量极高的工业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上享有近乎垄断的地位。除了这些重要工业品，欧洲，特别是德国，在众多细分赛道长期把持着全球定价权和技术话语权，从森海塞尔的专业音频设备到双立人的精密刀具，德国是全球“隐形冠军”最密集的国家。据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教授的统计，德国拥有约1307家隐形冠军企业，约占全球总数近50%。

这些绝对优势的背后，是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技术完美主义。它不是某项政策的结果，而是数百年宗教伦理、工匠文化与行会传统沉淀的集体性格。路德宗对职业精神的神圣化、加尔文主义对勤勉与精确的道德强调、中世纪行会制度对技艺传承的制度化保护——这些历史积累共同塑造了欧洲制造对于“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深层执念。这种执念不是一种可以移植的方法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在短期内通过政策激励或资本投入加以复制。欧洲细分领域的护城河，是文明级别的。

区域创新系统的多元

和协同仍独具特色

如果说细分领域的绝对优势是欧洲创新的“点”，那么欧洲区域创新系统的多元协同，则构成了一张无可复制的创新之“网”。

欧洲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种族文化大熔炉，每个国家、每个小区域，都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相对独立的创新生态。荷兰以半导体装备、精准农业和水资源管理技术见长，形成了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核心的开放创新体系；德国则以重工业、汽车制造、精密机械和化工为底座，构建了以“隐形冠军”为主体的产业创新网络；北欧国家——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则走出了一条以信息通信、生命科学、清洁能源和可持续技术为主轴的创新路径，北欧整体作为一个区域性经济体，被公认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最具创新性和活力的地区之一”，围绕优势产业形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创新生态集群。

而这些各具特色的创新节点，并非孤立存在。欧盟统一大市场框架与申根体系共同保障了知识、人才、资金与企业在欧洲内部的自由流动，使得欧洲的创新资源能够跨越国境进行有机整合。例如，一项在瑞士大学实验室诞生的生物技术可以在比利时的产业园实现中试转化，一位芬兰的材料科学家可以无障碍地加入德国的工业实验室，一家荷兰的初创公司可以便利地得到法国风险资本的投资。这种多元下的协同，不是行政命令可以制造的协同，而是文化认同、制度互信与长期共同体意识自然生长出来的有机协同。它让欧洲创新生态具备了一种特殊的化学反应能力——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产业传统之间的跨界碰撞，能够涌现出任何单一创新中心都难以预期和复制的独特创新形态。

德国法兰克福拍摄的欧元雕塑和一座喷泉雕塑（图源：新华社）

这是中国无法复制的，也是美国无法复制的。美国的创新强于集中、强于规模、强于速度；中国的创新强于应用、强于迭代、强于工程实现。而欧洲的创新，强于深度、强于多元、强于那种在精密与人文交汇处才能生长出来的独特智识气质。

04

美欧分歧下中国对欧的

“单边开放2.0”

欧洲创新需要中国

中国也需要欧洲创新

当失去美国，欧洲面临的核心命题只有两个：战略自主与市场多元。而能够同时帮助欧洲实现这两大目标的，只有中国，没有第二个选项。

先看战略自主。欧洲所谓“战略自主”的本质，并非真正建立与美国平行的独立体系——这在可见的未来几乎不可能实现——而是在军事、经济、科技乃至数字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寻求多元化的力量制衡，避免对单一极的结构性依赖。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在全方位领域都能与美国形成真实竞争关系的对手级力量，而当今世界满足这一条件的，唯有中国。中国是唯一一个同时在制造能力、科技研发、数字平台、能源转型、金融市场和地缘影响力上都与美国形成实质性竞争格局的国家。以中国为抓手来稀释美国的系统性垄断，是欧洲实现战略多元化最务实、也最有效的路径。

再看市场多元。欧洲高端产品在美国市场持续萎缩，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实实在在蚕食了欧洲企业的利润空间。尽管当前中国市场的高端消费能力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但无论从体量还是增长轨迹来看，中国都是唯一一个在规模和潜力两个维度上都能成为欧洲锚点的市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持续扩大、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对欧洲精密仪器、高端医疗器械、专业软件、工业装备乃至高品质消费品的需求将不断释放。这不是短期替代的一厢情愿，而是一个以十年为单位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转移。

从中国的视角看，同样有充分的理由主动拥抱欧洲创新。

正如前文所论，欧洲在细分领域拥有近乎绝对的技术优势，而这些优势与中国在技术应用、工程化落地和规模化生产上的能力形成了近乎完美的互补结构。欧洲擅长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中国擅长把一件事做到百倍规模；欧洲的护城河在深度，中国的优势在速度与广度。中欧之间的技术合作，对双方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都极为有利，也是中国进一步实现技术迭代的重要学习路径。在这一点上，中国应当持续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

另一方面，中国已到了全方位企业出海的历史节点。这一轮出海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技术能力、生产体系与供应链的整体性产业输出。然而，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长期面临一个非技术性、非商业性的障碍——身份问题。中国企业在西方被当地媒体污名化、被监管机构附加额外审查、被潜在合作伙伴刻意保持距离，这背后的根源不是技术层面的不足，也不是企业经营层面的问题，而是地缘政治语境下“中国”这一标签所附带的系统性偏见。与欧洲企业合资、联合开发或以任何形式的深度合作共同开拓新兴技术的全球市场，是中国企业化解这一结构性障碍、加速国际化的重要路径之一。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无力独立出海，而是在当前中美全面竞争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借助欧洲合作伙伴的“身份背书”，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绕过不必要的政治摩擦，将精力聚焦于真正的技术和产业竞争。

在新疆阿拉山口站宽准轨编组场，出入境中欧班列集结等待出发（图源：新华社）

欧洲“不敢”拥抱中国

但中国要“单边”拥抱欧洲

许多中国人看欧洲，总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复杂情绪：欧洲坐拥如此深厚的文明积累、如此精良的技术基础，却在美国面前一再妥协退让，甘于附庸。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这种叙事遮蔽了一个更重要的前提——欧洲要摆脱美国，在根本上是一个伪命题。

欧洲与美国的绑定，远不只是军事同盟或经济依存，它是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重嵌套。在物理层面，欧洲的基础设施、通信网络、能源供给与金融体系，都与美国深度耦合，任何一个维度的脱钩都将带来难以承受的短期代价；在精神层面，欧洲与美国共享着基督教文明的宗教底色、启蒙运动的共同思想遗产、北约框架下的集体安全叙事，以及由好莱坞、常春藤联盟、硅谷共同构建的文化认同与精英共同体。这种绑定不是一纸协议可以撕毁的，是数十年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共同塑造。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应当更准确地判断：欧洲并非不想拥抱中国，而是不敢。这一判断最有力的注脚，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始末。这份历经长达七年、三十五轮马拉松谈判、于2020年底艰难达成的协定，在法律程序尚未走完之际，便因美国压力下欧洲议会的政治操作而被搁置冻结。这一过程清楚地说明：欧洲精英并非看不到与中国深度合作的战略价值，而是在美国的结构性压力面前选择了退缩。这不是欧洲的智识失败，而是一种在现实约束下的理性计算——尽管这种计算的结果，对欧洲本身而言代价越来越高昂。

正是在这一认识框架之上，中国对欧洲应当采取“单边开放2.0”的战略姿态。所谓“单边”，是指不以对等为前提、不以对方政治表态为条件，主动、持续、有策略地向欧洲开放。这并不是无原则的让步，而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战略主动性——用开放创造存在，用合作积累信任，用长期布局突破结构性封锁。

“单边开放2.0”的内涵，需要在两个维度上得到扩充。

第一个维度是开放内容的全面升级。1.0版本更多停留在人员往来与签证便利化的浅层，2.0版本应当覆盖更广泛的结构性内容：技术层面的联合研发与知识产权互认，资本层面的双向流动机制，企业层面的合资、共建研发中心与联合市场开拓，以及人才层面机制化的长期交流安排。开放的深度，决定了合作能够抵抗政治干扰的韧性。

第二个维度是开放对象的精准定位。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个关键原则：不要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不要把欧洲内的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美国对欧盟及欧洲各国的渗透是全面而深入的，任何推进中欧科技产业合作的努力，都必然面临来自亲美力量不同程度的阻挠。因此，精准锁定合作对象，是这一战略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

在国家层面，应重点识别和深耕近年来战略立场有所松动、对华合作意愿相对强烈的国家，而不是试图对欧洲整体说话。德国是最核心的优先对象——中德双边贸易额连续多年保持在2000亿美元以上，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市场的结构性依赖已形成难以切断的利益纽带，这种利益基础是推进深层合作的最可靠锚点。

在群体层面，开放的触角需要深入到欧洲各国内部那些真正能够从中欧合作中获得实质利益的具体群体——工业界的技术合作负责人、有志进入中国市场的中小企业主、顶尖大学的科研机构、有全球化野心的科技创业者——而不是通过官方外交渠道进行笼统的政治沟通。点对点、利益导向、去政治化，才是突破美欧深度绑定的现实路径。

2025年，第八届进博会新闻中心（图源：新华社）

归根结底，“单边开放2.0”的核心逻辑，是以中国的战略定力和制度自信，为欧洲创新提供一个无论其政治表态如何都始终开放、始终欢迎的合作环境。欧洲不敢拥抱中国，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等待欧洲鼓起勇气。我们可以先张开怀抱，让合作的事实积累到足以超越政治顾虑的临界点。改变格局的从来不是声明，而是持续的、有利益基础的实际行动。中欧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科技与产业合作，从来不需要华盛顿的许可，它只需要北京的意志和布鲁塞尔、柏林、阿姆斯特丹那些看得清楚自身利益所在的人们——共同迈出那一步。

后记

POSTSCRIPT

去年底，德国媒体Kulturaustausch找我约稿，说看到我此前在《大湾区评论》发表的“中美AI竞争下中国的技术路线选择”，希望我写一篇关于中美AI竞争对欧洲影响的文章。我由此写了“A Challenge or An Opportunity for Europe? U.S. Tech Giants' Full-Stack AI Expansion（美国科技巨头的AI全产业链布局，对欧洲究竟是危还是机？）”。

这篇文章发表后，德国另一家杂志Table Briefings（德国影响力仅次于Politico Briefings的政策评论平台）也来找我约稿，并提出了几个问题，例如：“Europe is falling behind the U.S. and China in AI. Why do you believ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rather than strategic autonomy alone, could realistically help Europe close this gap?（欧洲在AI领域正落后于中美两国。为何你认为与中国合作，而不仅仅依靠战略自主，才能切实帮助欧洲弥合这一差距？）”；“You describe a global shift toward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and regionalized supply chains. In that context, what does China offer Europe as an AI partn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你描述了全球向技术主权和区域化供应链转型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AI合作伙伴，能给欧洲提供哪些美国给不了的东西？）”。

这些问题本身，已经充分说明问题了。它们折射出欧洲精英——尤其是德国精英——在AI时代面对中美主导、自身落后这一现实时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中美两国同时抱有的不信任，甚至是恐惧。

在中美AI的全面竞争中，我们的目光自然首先落在美国身上，紧盯美国的科技与产业动态是理所应当的。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欧洲——部分欧洲，是我们可以团结的战略力量。甚至可以说，欧洲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场AI革命最终塑造出怎样的全球格局：是美国一家垄断？是中美两大阵营正面对抗？还是在中美共同引领下，形成一种更包容的全球治理？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不取决于中美任何一方，而恰恰取决于欧洲。

本文作者

黄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

Claude Sonnet 4.6：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第四代 Sonnet 系列生成式预训练大语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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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詹蕴第

初审｜王炳云‍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