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性容易遭受网络暴力？

网络上充斥着男性对参与公共讨论的女性的抵制。他们不去质疑她们的观点，而是基于她们的身份进行恐吓、羞辱和诋毁，施加如强奸威胁、外貌羞辱、性别歧视等厌女暴力。

在《被网暴的女性》中，社会学家萨拉·索比拉杰在历时4年的调查、访谈的基础上，记录了52位女性在网上如何遭受威胁与骚扰，以及网络暴力对她们在职业、经济和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和伤害。她们的故事与作者深刻的社会学分析交织在一起，不仅为网络传播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更阐明了这一现象潜在的恶劣影响。

《被网暴的女性》，[美]萨拉·索比拉杰 著，丁真珍 译，岳麓书社出版

>>内文选读：

被网暴的威胁日益成为女性所处网络环境的一部分

数字厌女症是企图限制女性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自由的历史延续。本书就是从这个假设开始的。就像街头骚扰和职场性骚扰一样，网络骚扰拒绝认可女性成为对话者、同事和同行的隐形诉求。换而言之，网暴的目的是保护和强化一种性别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女性主要作为受男性评论和取悦男性的身体而存在。当女性在网上对公共议题发表意见时，她们往往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令人不悦但又司空见惯的公开贬低游戏。施暴者竞相通过让受害者感到不安来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并给同伙留下深刻印象。他们通过当众臆测女性的身体特征和性吸引力来打压她们，迫使她们沉默或退缩。如果这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他们就会以身体暴力相威胁。

基于身份的网暴是施暴者对女性登上网络舞台、试图进行平等且有效对话的一种模式化的本能反应。将这种网暴视为模式化的抵制而非人际霸凌，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受害者分布不均：被贬低已久的女性（例如有色人种女性）和那些被视为特别具有威胁性的女性（例如凭借她们的想法和认知产生影响力的女性）遭到网暴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往往都会大幅增加。

我将在后文中阐述，基于身份的网暴给受害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职业和心理损失。但要认识到它们是一种模式化的抵制，我们就需要正视这种尖刻的敌意造成的社会代价。我们必须设问，如果女性认为自己参与政治和领导活动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该怎么办？如果她们保持政治知名度，但只在非争议性问题上分享主流观点，该怎么办？其他女性从那些因为参与网络讨论而受到贬低和威胁的人身上学到了什么？对有色人种女性或其他边缘群体女性那不依不饶的斥责，如何影响、又影响了哪些女性“选择退出”

被网暴的威胁日益成为女性所处网络环境的一部分。尽管并非所有在网上发言的女性都会受到网暴，本书的第一章仍将带领读者了解不少人面临的敌对的言论环境。女性的故事有助于描绘出网暴的范围：从普通的恶语相向（她们的一天从收件箱中的厌女邮件或社交媒体帖子下的侮辱性评论开始），到致命的死亡和强奸威胁（例如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博士因为公开指认并做证美国最高法院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曾对她实施性侵犯而被迫躲藏起来）。本章还表明，网暴的强度和内容各不相同，并探讨了针对边缘群体女性的施暴者如何利用她们的种族、宗教、性取向和其他被贬低的身份，进行交叉性的恶毒霸凌。

本书的第二章揭示了雇主、执法人员乃至好心的亲人如何淡化针对女性的网暴。此外，就连受害者也在淡化和正常化她们的遭遇。结合第一章的内容，本章表明，大多数受到网暴的女性几乎没有维权途径，有时甚至会回避可用的法律武器，因为她们已经将同一套“不应该在乎这些遭遇”的观念内化于心，即使她们知道这些观念是不正确的。从女性为避免骚扰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到她们在遭受网暴后的应对策略，第三章和第四章强调了对抗网暴的艰巨：耗时且费力。许多女性明明喜爱并使用网络平台，但不难想见她们为什么会采用现实世界中的招数，来躲避那些风险四伏的网络空间。

在第五章中，我总结了数字厌女症对本研究中女性的深刻伤害。与此前研究的结论一致，它导致一些参与者失业、被迫改变居住地，还危及她们的心理健康，使她们面临身体暴力的风险，并造成无法挽回的声誉损害。即使一些没有受到明显威胁的女性，也会对持续的提心吊胆忍无可忍；要从铺天盖地的性别歧视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进行回应、被充满恶意的长篇大论所困扰，或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屏蔽和举报一些人，这也令她们不堪重负。从这个意义上看，女性“主动退出”数字生活与“主动退出”其他生活领域的情况类似：与其说是主动选择，不如说是被迫退出。区别在于程度，而非本质。

也就是说，第五章表明，基于身份的严重网暴会让女性噤声，从而削弱她们对网络话语的贡献度、营造出自我审查的氛围。在最糟的情况下，这甚至会将她们完全排挤出数字公众。我们将看到，即使是最勇敢、最坚韧的女性，也要依赖并不完美的心理地图来引导自己穿行于网络环境。她们清楚，对于“打破现状者”而言，这往往十分危险。随后，本章探讨了与个人伤害并存的基于身份的网暴所带来的民主代价。有关民主代价的讨论还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线，但着实令人担忧。本章也将揭示数字厌女症的暗影如何侵蚀了言论自由，限制了民主话语发言者和民主思想的多样性。敌对的言论环境和缺乏制度性应对措施的数字厌女症，甚至对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的人也造成了负担。

对女性的模式化抵制屡见不鲜，制订制度性的解决方案来预防和改善这种抵制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绝非易事。在本书的最后，我发出了制订结构性解决方案的呼吁，方案包括研究现有的法律举措，并探索对平台问责的新尝试。除了关注以施暴者和平台为中心的新兴补救措施，政策制定者还应当把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支持性制度一并列入议程。更新的、更强有力的努力还有很多，我希望这项研究能为提升网络空间的包容性铺垫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