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家热议

近日，由中国发展改革报社期刊事业部《中国信用》杂志与中国电子商会企业信用管理办公室联合组织的“信用会客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第2期”在京举行。

本次会议围绕总结“十四五”时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标志性成果，并为“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方向建言献策开展深入研讨。来自部委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国家及地方信用商协会、信用服务机构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地方信用管理部门从业者齐聚一堂，总结“十四五”，共话“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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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十四五”：夯基垒台，硕果累累

“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顶层设计、基础设施、应用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回顾了这五年的标志性成果，一致认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法治化、数据归集、融资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实现从“基础构建”向“深度应用”的跨越。

原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信用管理师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信用协会名誉会长林钧跃指出，社会信用体系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之一，在“十四五”期间其功能和覆盖范围实现了质的飞跃。他认为，信用信息共享水平的大幅提升、各领域“信用+”工程的有效实施、信用赋能融资的显著成效以及法治化建设的良好进展，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核心成就。

湖南省立法研究会会长、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谢勇教授从理论积淀的角度评价了“十四五”的成就。他认为，二十余年的信用实践，尤其是“十四五”期间的系统推进，让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已经积累了足够深厚的“本钱”。这种“本钱”不仅体现在庞大的数据归集和广泛的应用场景上，更体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有别于西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治理模式，其历史路径、领域覆盖与功能定位都彰显中国特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民商经济法室主任教授、博导王伟教授则从顶层设计视角梳理了党的二十大以来信用建设的战略提升。他指出，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社会信用作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健全社会信用及信用监管体系、民营企业信用评价、中介机构信用体系等多项要求，再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信用建设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未来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顶层设计基础。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李文华教授重点“数”说了“十四五”成果。他从总体视角出发，列举了信用信息共享水平大幅提升的实例：“信用中国”网站日均查询量峰值逾2亿次；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归集1.8亿户经营主体的807亿余条信用记录；各领域实施的“信用+”工程效果良好，如湖南邵阳市的“信用+养老”、北京共享单车的“信用+风险”监管等；信用赋能融资成效显著，银行机构通过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累计发放贷款超41万亿元；法治化建设进展良好，27个省份已出台本地社会信用条例，如《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聚焦城市治理，《贵州省社会信用条例》明确权益保护，地方立法特色鲜明等。

在推进惠民便企方面，河北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管理处处长张帅结合河北省的鲜活实践，为“十四五”成果提供了生动的注脚。他重点介绍了河北省统筹推进全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整合，形成1个省级平台+14个市级平台的融资信用服务格局，联合金融机构创新开发的“数据贷”“小微易贷”等产品累计发放信用贷款超1600亿元。

北京信用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石新中认为，要充分认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人类文明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和作用，建议对信用的研究要从“由法看信”阶段转到“由信看法”阶段。他认为，当前应推动观念转变，认识到社会效果本身具有重要价值，法律应服务于社会发展。在缺乏全国统一信用立法的情况下，中央与国务院发布的政策文件应被视为合法有效的广义法律依据。

北京信用学会常务副会长阮德信表示，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全国统一大市场与社会信用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与相互强化关系，通过信用赋能破解发展瓶颈，既是破解统一大市场建设堵点难点的关键抓手，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社会服务部副主任刘佳认为，统一代码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数字时代社会信用体系的三大基石：权威统一的信任基石、唯一稳定的身份基石、全面覆盖的数据基石，统一代码已成为连接政府监管、市场交易、社会服务、信用应用的关键枢纽，是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全社会信用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认为，信用治理的有效性依赖于数据的“全面性”与“穿透力”，而公民和企业的权益保护则要求数据的“最小化”与“可控性”。这个矛盾在“十四五”后期日益凸显。针对实践中暴露的结构性矛盾与新型风险，亟需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体系重塑。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王斐民重点围绕信用修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十四五”期间，建立健全了“统一规范、协同共享、科学高效” 的信用修复制度，其标志性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了信用修复制度的政策性框架和规范性文件体系。二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统一信用信息公示和修复的渠道，规定了“信用中国” 与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之间就信用修复上的分工协作机制，规定了信用修复的程序、责任，优化信用修复规则，加强司法机关、行业主管部门、信用服务机构等修复协同。三是简化信用修复申请材料，提供线上线下修复材料提交渠道，明确办理期限，实现信用修复结果在征信机构同步更新，确保征信业的信用数据及时更新，推动破产重整、和解企业高效修复信用，初步建立了“科学高效”的信用修复机制。

源点信用总编、高级研究员张子方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框架搭建迈入全域赋能阶段，确立了社会信用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核心定位，在法治化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场景应用、产业培育、技术融合、区域协同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筑牢信任根基。但同时，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法治化顶层设计不足、数据共享效能不高、产业发展同质化等突出瓶颈。

上海社会信用促进中心傅春主任认为，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期盼，通过数据驱动为底座、知识驱动为内核、AI 驱动为引擎，构建全国统一、智能普惠的信用服务新体系，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企业信用知识平权与百姓信用安全守护双向赋能，是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从“监管工具”向“治理与服务并重”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跨越，让信用真正成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治理效能、保障民生福祉的核心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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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十五五”：聚焦热点与期待，共话未来

“十五五”时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纵深推进、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与会专家围绕制度、应用、技术、国际化等多个维度，提出了前瞻性、系统性的思考与建议。

强化顶层设计——加快立法进程，完善制度框架

王伟建议，在《社会信用法》制定的同时，可考虑制定专门的《信用监管条例》《信用经济促进条例》《政务诚信监督管理条例》《个人信用管理条例》等立法，充分发挥信用在推动发展、提升消费、规范市场、约束公权中的作用，推动信用法治理念从过去的惩罚性法治向预防性法治、激励性法治的转变。

李文华表示，建议推动国家层面统一立法是“十五五”的重要任务。当前，27个省份虽已出台地方条例，但国家层面缺乏上位法，导致跨区域信用认定标准不一、惩戒尺度参差。他建议加快《社会信用法》立法进程，确立信用信息分类管理框架，严格界定公共信用与市场信用边界，建立失信惩戒“负面清单”制度，从根源上破解碎片化困境。

张帅从基层实践角度看，加快国家层面社会信用立法，有助于着力解决地方推进中约束力较弱的问题。他坦言，缺少全国性法律的支撑，部门间协调主要依靠机制建设，约束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他建议聚焦全国标准的统一，特别是信用修复标准、失信等级划分等，避免各地标准不一给实际操作带来困扰。

信用出海——推动制度“出海”，提升中国信用话语权

林钧跃认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出海”势在必行。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由“大国”向“强国”转型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此进程中，我国应在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则制定中承担更为积极的角色，致力于成为国际秩序的演进推动者、多极化世界的构建者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倡导者。为确保我国提出的各项全球治理倡议得以有效实施并转化为实质成果，社会信用体系应作为关键支撑机制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他建议在“十五五”期间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尝试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生态圈，推动已出海的中国征信平台与之衔接。为此，他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国际化方案应遵循三项设计原则：从“经验输出”转向“规则塑造”；从“单边输出”过渡到“多边合作”，并建设“开源生态圈”；从“技术输出”升级为“治理模式输出”。

谢勇认为，随着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国际信用体系的“制度歧视”已成为现实障碍。他建议在“十五五”期间明确支持本土评级机构国际化。利用“信用上合”等现有跨境服务平台，依托中国巨大的贸易体量，推出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信用评级模型，打破有关机构的长期垄断。

深化应用——赋能实体经济，拓展服务场景

石新中表示，探索运用信用机制、信用理念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痛点、赌点、难点问题。他建议“十五五”期间将信用理念引入更广阔的领域，如婚姻家庭、养老服务、商事调解等。

阮德信认为，“十五五”的关键在于让信用“落地生金”。他呼吁必须解决信用的量化问题，让信用分真正成为商品和劳动价值的度量工具，让守信企业和个人能凭信用在银行获得贷款、在市场获得机会。

傅春则从“信用平权”理念出发，提出在人工智能时代，信用服务应实现数据平权、知识平权与服务平权。他建议构建全国统一的信用知识枢纽，将专家经验转化为可输出的智能知识，推出好用、管用的信用公共服务产品，让企业和老百姓在潜移默化中建立信用认知，真正实现“信用让生活更美好”。

技术赋能——数据深度融合，激活要素价值

为更好发挥统一代码作用，赋能社会信用体系提质增效，刘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深化制度贯通，夯实 “一码通行” 信用根基。二是强化技术赋能，筑牢“一码可信”安全防线。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隐私计算、分布式数字身份等新技术与统一代码体系深度融合，构建“制度 + 技术”双轮驱动的可信数据流通机制。三是健全协同机制，提升“一码共治”整体效能。持续完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多方协同机制，在标准共建、数据共享、场景共创、安全共护上形成合力。

重点突破——助力“双碳”目标，完善信用修复机制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谭柏平重点聚焦碳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他认为，“十五五”期间，应进一步完善碳市场监管的信用手段，将《生态环境法典》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关于信用管理的原则性规定落到实处，适时推动《气候变化应对法》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条例》的制定，加快修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细化信用管理条款，对数据造假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保障碳排放数据质量与CCER数据质量，为实现“双碳目标”愿景提供坚实的信用支撑。

王斐民深入剖析了信用修复机制的未来方向。他表示，“十五五”应进一步理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三项制度的联动关系。他建议应建立失信主体主动修复的激励机制，在修复过程中给予信用加分，鼓励经营主体主动纠错。同时，他强调对信用主体权利减损或义务增加的措施，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实现清单化管理，确保信用工具的法治化、规范化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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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源源

校稿：昊宇

来源：中国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