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离线，选择“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勇气

我们每天24小时都与新闻媒体、工作以及彼此保持着连接。但许多人发现，这种媒介化的生活过于匆忙、过于数字化，也过于碎片化、易受干扰。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技术专家和年轻人——逐渐怀疑当前的数字媒体生产与消费模式是否真的可持续，并开始探索另一种媒介生活方式。

《慢媒介：拥抱离线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慢媒介”（Slow Media）的理念。受“慢食运动”（Slow Food）的启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媒体与可持续生活之间的关系。慢媒介提倡重新发现纸质书信、唱片、胶卷等模拟媒介的价值，呼吁用“实在”的模拟技术对“虚拟”的数字技术“祛魅”。它质疑“一次性”“高效率”“快产出”的文化幻象，提醒我们回到更专注、更可持续的媒介节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慢媒介都指向另一种文化——一种以人的生活质量为导向的文化。

《慢媒介：拥抱离线生活》，[美] 詹妮弗·劳赫 著，李婉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数字媒介让我感到自己变得单调乏味

不久前，我站在纽约的人行道上，面对朋友住的公寓楼，朝她位于三楼的公寓窗户扔石头。我的臂力和瞄准力足以让我击中二楼的玻璃，可我朋友住得更高。我不知道该如何引起她的注意。是等公寓楼里的人出来，还是触发我的汽车警报系统？麻烦的是，她没装门铃。人们不再装门铃是新通信环境引发的连锁反应之一，许多人默认访客会通过手机来宣告他们的到来，而一些业主不装门铃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必需的。最后，我找到一部公用电话，给朋友打了过去。虽然大多数人的口袋和钱包里都装有数字设备，我却没有。

你问我原因？在沉醉于体验数字媒介的奇妙中度过了二十年后，我断网了六个月，并且一年没用手机。异想天开、令人毛骨悚然的艺术家爱德华·戈里举办过精美的插画信件展，该展览使我猛然惊觉，随着数字传播的发展，我们正在失去人工制品。我怀念写信时发挥的创意和收信的乐趣。这种淡淡的怀旧伤感使我尝试重塑自己的媒介生活。我希望断网一段时间能帮助我恢复寄信和明信片等使用模拟媒介的习惯，这些习惯曾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不过，并不只是收发电子邮件这一件事让我对数字媒介感到失望。

很久以前，我曾将大量时间用于需要动手和身体力行的活动：从烹饪书上寻找新食谱，沿着阿巴拉契亚步道徒步旅行和露营，自学书法，和朋友们一起闲逛，在暗房里冲印照片。我逛唱片店、图书馆、书店和其他如加里·施特恩加特令人难忘地写下的、提供“经印刷和装订制成的媒介制品”的商店。随着怀旧情绪翻涌——部分原因是怀念那些我不再拥有的闲暇时光——我意识到，当我紧盯屏幕的时间越来越久，线下休闲活动也渐渐被我遗忘。我一直觉得自己还算多才多艺，但数字媒介让我感到自己变得单调乏味。如同许多人一样，我发现数字媒介的好处越发含糊不清，其带来的负担也越发沉重。我想知道离线生活一阵会怎样。（也许你也对那种生活感到好奇。）

我突然想到，人们可以借鉴慢食运动的经验，将其应用于媒介使用。我不想在做所有事的时候都放慢脚步，只想创造一个空间，得以用更舒缓的节奏去使用媒介，并以此作为对快媒介使用的平衡和补充。在当时，我以为只有我将慢食运动与数字媒介相联系，有种孤军奋战的感觉。但我猜测，在某个不为我所知的地方，可能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在进行什么不寻常的运动。我在博客文章《慢媒介：论人工制品和媒介更少干预生活的可能性》中探讨了这些想法，讲述了我对技术“进步”的质疑、我计划给朋友和家人们寄几十张明信片，以及我在脸书上与慢媒介小组的相遇（这不是在自嘲；稍后我会解释）。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那样，我很高兴得知有其他人和我一同发掘了“慢媒介”的概念。

我策划了一场雄心勃勃的冒险：离线生活——不仅仅像很多人那样离线一天或一周，而是离线六个月。有很多原因吸引我去做这个实验。我渴望将时间和精力重新投入不使用媒介的消遣活动中。我想从客观视角重新评估媒介在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一想法的灵感来自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一句俏皮话：“我们不知道是谁发现了水，但很可能不是鱼。”换句话说，你无法清楚地感知你沉浸其中的物质或情景。人们经常将媒介比作“我们呼吸的空气”，尽管不同于鱼离不开水，人可以离开数字设备和网络生存。这一实验是个参与观察、收集数据、从外界视角评估数字文化的机会。

我计划重现二十年前的媒介技术使用情形：回到1989年，那时互联网和手机尚未开始流行。这意味着在实验中我可以使用任何印刷制品，包括报纸、杂志、书籍（而不是Kindle、iPad、电子书）；我会听黑胶唱片、录音带和CD光盘（而不是MP3播放器及其同类产品）；我会看有线电视和录像带（而不是录像机或DVD影碟）；我会用打字机或在离线情况下用计算机处理文字工作（但不连接互联网、下载文件或“保存在云端”）；我会用固定电话（而不是手机）；我会听无线电广播（而不是卫星或线上广播）。

当别人通过技术与我联系时，我不会改变他们的偏好。我很感激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愿意甚至热切配合我的慢媒介实验。我不会指示他们为我做（或不做）任何他们通常不会做的事。如果有人用手机与我联系，我便用手机与他们交谈；如果旅行社在网上为我预订航班，那就这样吧；如果为我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人需要互联网来完成工作，也就顺其自然。无论他们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做了什么，都不会在根本上改变我的体验。

我与记者萨莉·海斯的一次对谈使得流行广播节目《市场》播出了关于慢媒介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博客圈流传开来，并引起了公众关注。在我向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全球听众宣布我的断网计划后，我便自断了退路，只能勇往直前。根据新闻报道（当然，这不是一个可靠的现实指标），截至2009年底，慢媒介已从一种萌芽中的反主流文化发展为既成事实。新闻机构在报道这一“运动”时没做补充解释，他们认为这是种普遍现象。美国各地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英国、法国、德国等地的主要新闻媒体都对慢媒介进行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