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反诈新规未落地，民众损失超20亿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澳大利亚民众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已超过20亿澳元。

与2024年相比，这一数字上升了7.8%。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政府已于2025年2月通过相关立法，强制要求银行、电信运营商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承担严格的反诈义务。

这些强制性义务至今尚未生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政策的延宕？在此期间，澳大利亚民众又该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诈骗侵害？

澳大利亚国家反诈中心总结了目前最猖獗的五大诈骗类型：

投资诈骗：受害者被诱导将资金投入虚假项目。这是诈骗分子最常使用的手段，去年共造成超过8.37亿澳元的经济损失。

支付重定向诈骗：诈骗分子伪装成供应商或企业主，通知受害者更改银行账户信息，从而截获发票款项。

杀猪盘与情感诈骗：受害者被虚假的社交网络个人资料所蒙蔽，在情感操纵下向对方汇款。

网络钓鱼：诈骗分子通过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冒充合法机构，企图窃取用户的敏感个人信息。

远程访问诈骗：受害者被诱导开放权限，使诈骗分子能够通过网络远程控制其智能设备。

上述各类诈骗手段的共通之处在于人为因素——诈骗分子之所以能够得手，正是因为其中牵涉了人际互动。

被利用的不仅是日益翻新的诈骗技术，更是人性的弱点。分析人士指出，诈骗分子往往利用受害者的情绪、信任、贪婪、急迫感和恐惧心理，诱导他们做出不理智的举动。

《防诈骗框架》于2025年2月在澳大利亚议会获得通过。该框架再次强调了银行、电信运营商以及包括Meta公司在内的数字平台所应承担的责任。

该框架旨在通过要求受监管企业采取合理措施来应对诈骗危机。具体要求包括：阻止诈骗信息触达受害者；在诈骗发生时或发生后及时进行侦测；以及阻断可疑活动以避免潜在的经济损失。

外界认为，所谓的“合理措施”需要结合具体情境以及机构和诈骗类型的特征来界定。

例如，银行可以引入先进技术来识别高风险支付行为。Meta等社交媒体公司则能够运用算法，精准识别并拦截虚假的投资信息。电信运营商也应当采取措施，从源头阻断诈骗电话或短信触达用户。

此外，相关企业还必须建立透明的内部争议解决机制，以处理客户投诉。如果内部机制无法妥善解决问题，受害者可以向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等外部争议解决机构寻求帮助。尽管该框架已在联邦议会获得通过，但目前尚未正式生效。

究其原因，联邦政府仍在制定具有强制性的行业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将详细规定各个行业的具体义务。目前，这些行业准则正处于与业界和消费者协商制定的阶段。

关于内部和外部争议解决机制的更多细节，也有望在后续的立法中得到进一步明确。此外，黑客攻击与网络诈骗之间微妙的界限，使得界定该框架的适用范围变得异常困难，这可能会导致后续的执法工作进一步延误。

根据《防诈骗框架》的规定，通过数据泄露或黑客攻击获取个人信息等网络犯罪行为，并不被认定为诈骗。

然而在现实中，诈骗与黑客攻击均属于网络犯罪或科技犯罪的范畴。

黑客完全可以通过数据泄露事件窃取用户的手机号码。随后，他们便能利用这些信息，通过短信或电话发起精心策划的诈骗活动。

以一个假设的投资诈骗场景为例。如果一群黑客入侵了甲银行的服务器，并窃取了该银行某位前客户的个人信息。随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成功实施了投资诈骗，导致受害者在乙银行的新账户中损失了数千澳元。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谁负有保护受害者的义务？是甲银行，还是乙银行？

这种复杂性可能会导致《防诈骗框架》在正式立法和落地执行的过程中面临严重延误。

由于诈骗分子不断翻新其作案手法，想要彻底杜绝诈骗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诈骗分子更容易编织出令人信服的谎言。

在《防诈骗框架》真正落地之前，普通民众提升自身的防骗意识和甄别能力同样至关重要。

参与“防骗知识测试”便是提升甄别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类测试能够直观地检验人们识别骗局的能力。

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也可以借鉴驾驶执照理论考试的模式，推出反诈能力测试项目，帮助公众了解更多防骗知识，从而提升全社会的反诈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