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澳大利亚民众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已超过20亿澳元。
与2024年相比,这一数字上升了7.8%。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政府已于2025年2月通过相关立法,强制要求银行、电信运营商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承担严格的反诈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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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强制性义务至今尚未生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政策的延宕?在此期间,澳大利亚民众又该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诈骗侵害?
澳大利亚国家反诈中心总结了目前最猖獗的五大诈骗类型:
投资诈骗:受害者被诱导将资金投入虚假项目。这是诈骗分子最常使用的手段,去年共造成超过8.37亿澳元的经济损失。
支付重定向诈骗:诈骗分子伪装成供应商或企业主,通知受害者更改银行账户信息,从而截获发票款项。
杀猪盘与情感诈骗:受害者被虚假的社交网络个人资料所蒙蔽,在情感操纵下向对方汇款。
网络钓鱼:诈骗分子通过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冒充合法机构,企图窃取用户的敏感个人信息。
远程访问诈骗:受害者被诱导开放权限,使诈骗分子能够通过网络远程控制其智能设备。
上述各类诈骗手段的共通之处在于人为因素——诈骗分子之所以能够得手,正是因为其中牵涉了人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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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利用的不仅是日益翻新的诈骗技术,更是人性的弱点。分析人士指出,诈骗分子往往利用受害者的情绪、信任、贪婪、急迫感和恐惧心理,诱导他们做出不理智的举动。
《防诈骗框架》于2025年2月在澳大利亚议会获得通过。该框架再次强调了银行、电信运营商以及包括Meta公司在内的数字平台所应承担的责任。
该框架旨在通过要求受监管企业采取合理措施来应对诈骗危机。具体要求包括:阻止诈骗信息触达受害者;在诈骗发生时或发生后及时进行侦测;以及阻断可疑活动以避免潜在的经济损失。
外界认为,所谓的“合理措施”需要结合具体情境以及机构和诈骗类型的特征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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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银行可以引入先进技术来识别高风险支付行为。Meta等社交媒体公司则能够运用算法,精准识别并拦截虚假的投资信息。电信运营商也应当采取措施,从源头阻断诈骗电话或短信触达用户。
此外,相关企业还必须建立透明的内部争议解决机制,以处理客户投诉。如果内部机制无法妥善解决问题,受害者可以向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等外部争议解决机构寻求帮助。尽管该框架已在联邦议会获得通过,但目前尚未正式生效。
究其原因,联邦政府仍在制定具有强制性的行业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将详细规定各个行业的具体义务。目前,这些行业准则正处于与业界和消费者协商制定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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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部和外部争议解决机制的更多细节,也有望在后续的立法中得到进一步明确。此外,黑客攻击与网络诈骗之间微妙的界限,使得界定该框架的适用范围变得异常困难,这可能会导致后续的执法工作进一步延误。
根据《防诈骗框架》的规定,通过数据泄露或黑客攻击获取个人信息等网络犯罪行为,并不被认定为诈骗。
然而在现实中,诈骗与黑客攻击均属于网络犯罪或科技犯罪的范畴。
黑客完全可以通过数据泄露事件窃取用户的手机号码。随后,他们便能利用这些信息,通过短信或电话发起精心策划的诈骗活动。
以一个假设的投资诈骗场景为例。如果一群黑客入侵了甲银行的服务器,并窃取了该银行某位前客户的个人信息。随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成功实施了投资诈骗,导致受害者在乙银行的新账户中损失了数千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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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谁负有保护受害者的义务?是甲银行,还是乙银行?
这种复杂性可能会导致《防诈骗框架》在正式立法和落地执行的过程中面临严重延误。
由于诈骗分子不断翻新其作案手法,想要彻底杜绝诈骗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诈骗分子更容易编织出令人信服的谎言。
在《防诈骗框架》真正落地之前,普通民众提升自身的防骗意识和甄别能力同样至关重要。
参与“防骗知识测试”便是提升甄别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类测试能够直观地检验人们识别骗局的能力。
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也可以借鉴驾驶执照理论考试的模式,推出反诈能力测试项目,帮助公众了解更多防骗知识,从而提升全社会的反诈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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