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前的一枚龙钮金印，成了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考古发掘是岭南地区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文物最丰富的一次重大发现。考古出土了我国现存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实物——“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这件国宝现珍藏于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为镇馆之宝。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的出土，不仅填补了秦汉历史研究中的诸多空白，更推动了学界对秦汉政治格局、礼制体系、文化融合、科技发展等多个领域的重新认知，成为解读南越国历史与汉越文化交融的关键实物凭证。

一、龙钮金印的主人——南越国第二代君主赵眜

汉武帝建元四年，即公元前137年，岭南大地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权力更迭。统治南越国长达67年的开国君主赵佗，以百岁高龄与世长辞，其孙赵眜（又名赵胡）继承王位，成为南越国第二代君主，史称“南越文王”。

赵眜继位时，南越国已历经赵佗数十年的治理，政权根基稳固、经济繁荣。他延续赵佗的“和辑百越”政策，进一步缓和民族矛盾，维持国内稳定，确保南越国在西汉与周边政权之间的独立地位。在位期间，南越国的农业、手工业水平持续提升，同时依托番禺港口，积极拓展与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外贸易，墓中出土的玻璃杯、琥珀珠等文物，正是当时海外交流盛况的直接印证。

赵眜十分重视礼制建设，仿照西汉制度设立宫廷机构、完善礼乐制度，铸造帝玺、礼器等，以此彰显南越国的政权合法性与国威，“文帝行玺”龙钮金印便是其礼制建设的核心体现。他的执政风格稳健保守、外柔内刚：对外，对西汉保持恭敬称臣的态度，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为南越国争取和平发展的环境；对内，不断强化皇权，坚持沿用帝号与帝王礼制，坚定维护南越国的独立地位，既不盲目对抗西汉，也不放弃自身政权的自主性，展现出高超的务实政治智慧。

二、守成之君的艰难开局

赵眜继位时，南越国虽表面承平，但内外部环境已悄然生变。对内，赵佗留下的是一个相对稳固但也潜藏矛盾的政权，越族旧部与中原移民的势力平衡、地方豪族的势力等，都考验着新君的统治能力；对外，经过“文景之治”的汉朝国力日盛，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正积极谋划开疆拓土，对周边藩属国的管控日益加强。

赵眜深知自身根基未稳，缺乏祖父的雄才大略与威望，因此在位期间奉行“守成”之策。他一方面延续赵佗时期对汉朝的臣服姿态，接受汉朝“南越王”的封号，以维系与中原的和平关系；另一方面，在国内仍沿用帝号，自称“南越文帝”，陵墓规格也完全仿照帝王，彰显南越国的独立地位，形成“外臣汉朝，内称帝号”的双重政治格局。

继位仅两年，即公元前135年，南越国便遭遇重大危机——闽越王驺郢发兵攻打南越边境城镇。此时赵眜统治尚未稳固，国内民心未安，贸然开战风险极大。他没有选择独自对抗，而是遵循藩属国的规则，向汉武帝上书求援，称“两越俱属汉藩臣，不应擅自兴兵相攻”，请求朝廷主持公道。

汉武帝对赵眜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其恪守臣节，随即派遣王恢、韩安国率军讨伐闽越。汉军尚未越过南岭，闽越王之弟余善便发动政变，杀死驺郢投降汉朝，危机不战而解。经此一事，赵眜对汉朝的庇护更加依赖，为表忠心，他派遣太子赵婴齐入长安担任宿卫，实则作为人质，以换取汉朝的信任与支持。

三、岭南地区等级最高的汉代墓葬

赵眜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37年—公元前122年），虽维持了南越国的表面稳定，但长期患病、性情相对软弱，在政治与军事上建树有限。他对汉朝的过度依赖，使得南越国的自主性不断削弱，为日后汉朝逐步渗透、最终吞并南越国埋下了伏笔。

赵眜在位后期，身体状况不佳，曾因患病向西汉朝廷求助，汉武帝派使者与医生前往南越探视，体现了西汉与南越国之间既微妙又紧密的联系。公元前122年，赵眜病逝，葬于广州象岗山。

赵眜死后，下葬规格极高，采用凿山为藏的石室墓形制，墓中随葬品极尽奢华，是岭南地区等级最高的汉代墓葬。墓葬的结构与随葬品，既严格遵循中原汉代的丧葬礼制，又融入了岭南地区的地域特色，是汉越文化深度融合的典型见证。

其陵墓于1983 年被发现，出土的“文帝行玺” 金印、丝缕玉衣等珍贵文物，印证了他“内称帝号”的历史事实，也成为研究南越国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次共出土文物1万余件（套），涵盖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丧葬用品等多个类别，是岭南地区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文物最丰富的一次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