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送葬就有理，还要脑子干什么？

本号图文均为ai零含量

1 送葬的人群说明了一切，但只是他们的一切

2017年，久负盛名的爱荷华州立大学斯特德家庭儿童医院新楼刚落成，顶层正对着这所大学的金尼克体育场。一个球迷突发奇想，在社交媒体上提了一句：既然孩子们可以在落地窗前看到比赛，我们何不在第一节结束时向他们挥手？

于是一个社媒时代的奇迹出现了：在下一个周末的橄榄球赛中，第一节结束的哨音吹响后，双方球员、双方教练、裁判、工作人员，以及全场观众——通常是7万人，一起从球场转身，面向医院，向那些他们看不见的、正在和病痛战斗的孩子们挥手致意。7万支挥动的手臂——有时候是7万盏点亮的小灯，如果比赛是夜场的话——组成暖流的波浪，“爱荷华之浪”从此成为传统，加入到人类文明的长河中。

生命的勇气，有时候需要激励和唤起。一个16岁的病童的话常被引用：在被脑部手术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时候，他说：“至少周末的比赛就要来了。”

这个故事的关键词，和几乎所有动人的故事的关键词一样，是“美”。只有当生活之美：自由、诗意，抗争的勇气、改变的希望，能被感知的时候，生命才是有价值的。

如果要再找一个关键词，那就是“7万人”。孩子们看不清每一个人，他们看见的是7万人的洪流。个体的善意汇集起来，能产生动人的魄力。

但是，不是每一次汇集都动人。例如不久前，《北京日报》，大约因为和所有报纸一样，反正没人看而又必须填满版面，所以找了个四川乐山井研县的公交车身广告来批评，说“贞洁是女孩最高贵的嫁妆”这种话是封建糟粕。大概本以为这种正确的废话很安全，没想到糟粕们是报纸最后的读者，于是汇集起来，一边倒地痛骂《北京日报》“否定传统美德”。一时间“评论量巨大，淤青失控”，牛B哄哄的官媒也只好忍气吞声，删文息怒。

所以，文明的汇集能动人，反文明的汇集只会恶心人。

几天前，张雪峰老师的葬礼举行，送葬的队伍据说排了几公里。算起来，那人数就算比不上爱荷华之浪，大概也差不多了。对这种汇集，我本来并不意外：如果傻子不是那么多，怎么会把骗子都累死？

但接着我又看到一条新闻：一个小学教师把张雪峰的黑白照拿到教室里，让孩子们对着默哀。这就让我有点愤怒了：傻子不知道自己是傻子，这很正常，但傻子还要强行传承，这就很过份。在彼岸的孩子们被文明之光照耀的时候，此岸的孩子们却在被愚昧荼毒，毫无反抗能力。

所以，现在批评我的人又有机会嘲笑我“破防”了：我打算继续谈谈张雪峰，以及他的葬礼。很多人在说“送葬的人群说明了一切”，说这话的人，一定适合看《流星花园》，所以应该能看懂这句话：如果送葬就有理，那还要脑子干什么？

送葬的人群可能说明了一切，但那只是他们的一切，因为他们的世界就只有那么大。

2 傲慢不是因为阶层，而是因为脑子

我的上一篇文章收获了七百多个赞、七十多次慷慨的打赏，和两三百条骂我的评论。之所以骂数不及赞数，估计是因为骂需要打字。

但也有不怕麻烦的：有位女士为了确保她的骂能被我看到，选择了发私信，为此打赏了我一元钱。大约是因为花了钱，她骂得特别痛快，乃至于我都想恭喜她：她花同样的钱，未必能在张雪峰那里有同等的收益。

一如既往，骂我的内容体现出各种奇怪的逻辑。除了说“送葬人数说明了一切”的，还有如“人家张雪峰收钱关你什么事”（那我骂张雪峰关你什么事），“等你和他捐款一样多了再评论他吧”（等你和我一样胖了再来评论我吧），以及“早不说晚不说，人家刚死你就说，他活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敢说”，ect.

在后一类评论中，有的甚至不乏善意：有一位用了一篇短文来向我传授“死者为大”的传统文化内涵，大意是头七以内死者魂魄还在，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排除他是担心该魂魄来把我抓走。

总之，据说张老师的拥趸大多是教员的信徒，那么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句式：“以傻为主，兼傻别样。”

有两类评论是可以答复的，一类是：“张雪峰并不是你说的那些问题的制造者，他只是想在现实中挣点钱，他也是个受害者”；另一类是：“对寒门来讲，生存是第一位的，教他们找一个好择业的专业何错之有？”

对以上问题，我其实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可用于回答，但由于你懂的原因，我无法在这里完整畅快地表达，多数读者大概也没有耐心读我的长篇大论。在找到合适的表述方式前，我只能尽量简单地谈一谈。

但简单谈，我也能想象将收获的评论：诸如“离经叛道”或者“阶层的傲慢”。可是我并不预期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如果说这是傲慢的话，那肯定不是因为阶层，而是因为离经叛道的脑子。

3 “寒门学子”是个伪命题

偶尔看到一个叫“码头青年”的公号，沉痛检讨自己曾误读了张雪峰。这篇文章现在不知何故已经看不到了，只凭印象记得，大概是受到送葬队伍的震撼，他也在自我批评“傲慢”了。理由也无非就是“对寒门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只是他说得更为煽情，例如“一旦填错志愿，三代的努力就归零”。

这种话看上去似乎无可辩驳，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BUG：它把一个孩子定义为一个家族的传承者，并强加以改变家族命运的责任。也就是说，这种话经不起孩子的一句反问：“我为什么要背起三代的努力？你们问过我吗？”

当一个家庭决定制造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应该为孩子的命运而努力，而不是期待孩子为他们的命运而努力。否则，生一个孩子，和家里缺个耕地的就把母牛牵去配个种有什么区别？

所以，所谓“寒门学子”，其实是个伪命题。所谓伪，不在“寒”，贫寒举目皆是；而在“门”：学子就是学子，只是学子自己，而不是某个家门的代表；他们只应为自己负责，而不该被贴上家门的愿望清单。

正如豪门学子不必为了继承家族企业而学金融管理，寒门学子也不必为了替父母在城里买房而学土木工程。如果有机会学习，他们唯一该学的，就是自己想学的。

这就是张雪峰之恶所在：如果一个孩子恰好想学新闻，他就说应该一棒打晕。然后家长们如梦方醒，一记鹰爪把孩子拉回到寒门代理人的道路上，因为有张老师加持，充满道路自信。

有人说，确实有很多孩子在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俩眼一抹黑。对啊，孩子从小到大没被问过，甚至没被允许想过自己喜欢什么，俩眼抹黑不是很正常吗？

又有人说：谁不知道应该学喜欢的？问题是学了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好吧，终于轮到这个避不开的问题了：那也是个伪命题。

4 “生存第一”是个伪命题

看到过一个故事：

主人跟一头有脑子的猪说：“生存是第一位的。”

有脑子的猪回答说：“当然了，我不生存，怎么为你长肉？”

这时，另一头猪也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

有脑子的猪回答说：“你什么时候当上主人了？”

那头猪问：“难道我们猪就不能说生存第一位吗？”

有脑子的猪回答说：“对我们而言，不是为主人而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讲这个故事的人（我记不清是不是伊索了）还有一句总结：“有时候，真正的区别不在物种，而在脑子。”

而我从这个故事中看到的是：“生存第一”，看上去似乎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其实和“死者为大”一样可笑。

因为这里的“生存”已经被悄悄偷换了概念，它指的不是“活下去”，更不是“以你喜欢的方式活下去”，而是“以别人要求你的方式活下去”。

正如码头青年煽着情说的：生产线上的母亲希望儿子坐进办公室。他丝毫不提，那可怜的儿子为什么一定要坐办公室？万一他完全不喜欢办公室呢？是不是就要以这种自己不喜欢的方式过完一生？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的第一句话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开篇之一：“有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有钱的单身汉需要一个妻子。”这句话绝妙地道出了傻子们的意识盲区：“单身汉”被定义为“有钱的单身汉”，而没钱的单身汉是不被看见的。

这就如“生存”被定义为“在大城市的、有稳定工作的、高收入的、坐办公室的……总之是别人说好的生存”。正如在奥斯汀嘲笑的那种婚姻的定义中爱情不被考虑一样，在这种生存的定义中，快乐、理想、意义也不被考虑；甚至，在张雪峰们极力传递的信息中，它们被认为是生存的对立面。

所以，所谓“生存第一”之生存，往往是一种绑架式的生存，或者我称之为强迫式的生存。将此话奉为圭臬的张雪峰的信徒们，不会去发现张雪峰没有告诉他们的事实：如果说文科不好求职的话，理科也好不到哪去；如果说一个人有无法生存的危险的话，那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但不会是因为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那些说张雪峰讲真话、填平信息差的人不知道，他们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对生活的理解。张雪峰只不过是一个媒婆，制造了一种“要嫁就嫁王家，因为王家有钱”的市场谎言。如果他讲真话，就该告诉你不要吃翔，而他告诉你的是哪一坨翔好吃。

最近大家都在谈论张雪，一位热爱机车的农村少年，奋斗多年，现在传奇般地造出了受欢迎的摩托车。看到一些评论，把张雪和张雪峰并列，当作寒门成功的典型。这些评论者确实是张雪峰带出来的队伍，脑子已经被洗得像待下锅的肥肠了。

事实上，张雪最应该庆幸的，不是当年他终于追上了那辆采访车，而是没遇到那位和他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的指路明灯，否则他的飞驰人生大概当时就被他父母一棒打死了。

5 永远的穷人

关于张雪峰也是受害者的说法，其实只需一句话就能驳倒：如果说利用傻子还可以用生活所迫来辩解，那么鼓励和制造更多的傻子就只能说是恶了。如果张雪峰是受害者，那么司马南也是。他们都不是很多事情的原因，但他们都制造了更多的受害者。区别只在于，张雪峰没被电梯夹过头。

但是，从逻辑上讲，“受害者”一说应该是有所指的。张雪峰挣了很多钱显然不算受害，受害大概是指他劳累而早逝——似乎能让人看到一点《推销员之死》式的悲剧痕迹。

但是，张雪峰之死并不是悲剧，因为悲剧应该是崇高的。他只是死于一种贫穷感，或者用我的术语：贫穷强迫。

这种贫穷强迫建立在对生活意义懵然无知的前提之下，建立在“我是寒门”和“生存第一”的伪命题基础之上，把恶劣与粗俗的生存环境看成理所当然，并以之为一切价值衡量的标准。

患者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我刚刷到的一件事：北京一所公园中，环卫工把树上的玉兰全部打落。批评声出现后，管理方及时回复：“领导只让他打落残花，他理解错了。涉事环卫工已开除。”这位领导，既然是领导，想必不会太穷，但仍然是贫穷强迫患者，穷到会去跟树上的残花过不去。如果调查一下，这位领导大概率是张雪峰的支持者。

所以，处于贫穷强迫中的人，无法摆脱对利益和虚荣的追逐，也无法与美好事物为伍。所谓枪响就捐五千万，是这种贫穷强迫在挣到钱之后的体现。也就是说，贫穷强迫并不是因为没钱，挣钱并不能消除贫穷强迫，他们将是永远的穷人。

用反动作家王朔的话来说：什么叫成功？不就是当一个傻子，让傻子们羡慕吗！如果要更反动一点，还可以加上一句：让傻子们送葬。

那些排着长队去送葬的人不知道，只要他们还在悼念张雪峰，他们也将是永远的穷人。

所以，哪有什么寒门，不过是一些盘们。

生存永远是值得鼓励的。但如果说爱荷华之浪那7万人的致意，鼓起的是生活的勇气；那么在张雪峰的送葬队伍中，我看到的只有存活的焦虑——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活，也不知道他们其实可以改变。他们只知道活着不易，所以把一个累死的人当兄弟。

在迷茫的沉重中，在贫穷强迫中，他们对改变的一切期待，就是又有一个人站出来对他们说：“兄弟们，听我的没错！”

这是廉价的兄弟感——据说张雪峰的公司一周休息三天（大约仅限淡季吧），兄弟们因此感动不已，却不去想在不休息的时候，这个公司干的就是骗他们的钱；也不去想这个人要花一亿送他们上战场。

这是廉价的造神欲——都说中国人喜欢造神，其实不光是喜欢，简直是有瘾。只不过被纳入统一管理后，造神没那么方便了，尤其是活神更不方便，所以逮着一个正好死了的。

如果说张雪峰的小女儿说她爸爸是文曲星，虽然无厘头但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这帮大老爷们儿，就只用得上迅哥儿的话了：“呜呼，我说不出话来”。

但毕竟还是说了这么多，因为我知道总有人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