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美国人正在重返月球。如果不出意外,阿耳忒弥斯2号任务将于今日发射。届时,四名宇航员将进行绕月飞行,为最终建立永久性月球基地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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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座月球基地,未来或将成为人类进军火星的跳板。对于像我这样密切关注太空计划长达60多年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充满了强烈的既视感。如今,政客们正用着同样的甜言蜜语来为阿耳忒弥斯计划背书。
1961年5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向国会宣称:“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这个国家应当致力于实现将人类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就在他发表演说的前一个月,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完成了人类首次进入太空的壮举,这一历史性突破让外界对美国的技术霸权产生了严重质疑。
紧接着,在加加林升空仅仅五天后,猪湾事件爆发,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古巴武装入侵行动以惨败收场。面对接踵而至的双重打击,肯尼迪迫于压力,许下了登月的宏大承诺。
肯尼迪的演说在当时固然激动人心,但如今回首,却显得相当空洞。他很难清楚地向公众解释,为何一次登月任务会如此至关重要。
在私下场合,他曾坦言自己“对太空其实没那么感兴趣”。在另一次谈话中,他甚至反问:“难道你不觉得,我更愿意把这几十亿美元花在国内的医疗、教育和福利项目上吗?”他又无奈地感叹,美国已经别无选择,因为“这牵涉到太多的国家威望”。
时至今日,这种目标上的模糊性依然显而易见。正如美国宇航局如今的官方说辞:“我们重返月球,是为了科学发现、经济利益,以及激励新一代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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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60年代,官方也曾许下过类似的承诺,声称这将是人类迈出的巨大一步。这些华丽的辞藻掩盖了一个事实:当时的登月任务,本质上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之间的一场意气之争。
1972年12月14日,当宇航员尤金·塞尔南离开月球表面后,美国便彻底搁置了登月计划。美国宇航局曾试图启动火星探索项目,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否决。
随着美国在这场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胜出,国家威望得以重塑,后续的太空任务便显得毫无意义。那里已经没有更多的政治资本可图,也没有什么实际财富可供收割。
尽管美国宇航局总是喜欢将自己与16世纪的探险家相提并论,但实际上,这种类比显得极为肤浅。太空旅行与当年麦哲伦所取得的成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家们带回了真金白银、烟草和土豆等实实在在的财富。而月球的荒芜本质,恰恰是人类半个多世纪以来再未涉足的最好解释——那里连一颗土豆都种不出来。
与阿波罗计划如出一辙,如今的阿耳忒弥斯计划同样以“人类与生俱来的探索需求”作为其合理性的外衣。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在月球南极附近登陆,那里被认为可能存在水冰。
登陆点附近坐落着太阳系最大的撞击坑——艾特肯盆地,它深深嵌入月球地壳,为研究月球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直观的地理样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视线转回地球的当下,普通美国人却还在苦苦探索如何在没有廉价医疗保障的情况下艰难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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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70年代关于美国宇航局预算的众多辩论中,后来的纽约市长、时任国会议员爱德华·科赫曾坦言:“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自己投票拨款去寻找火星上是否存在微生物,因为我深知,哈林区的公寓里还到处是老鼠。”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国民仍在忍饥挨饿的时候,去启动一个耗资如此惊人的项目,简直是违背良知的。”
自尼克松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都对此深表认同,他们普遍认为,地球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根本无法为巨额的太空开支提供正当理由。唐纳德·特朗普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默契。外界认为,他总是无可救药地被那些光鲜亮丽的政绩工程所吸引,而几乎没有什么比载人航天更能博人眼球了。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或许期望能够复制1969年登月时所激发的巨大爱国热情。但考虑到当今美国社会严重撕裂的现状,这似乎不太可能实现。退一步讲,他或许只是将阿耳忒弥斯计划视为一种政治手段,以此来转移公众对他面临的无数麻烦的注意力。
在其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宇航局一直被视为一个备受尊崇的公共机构,但这种形象是经过精心包装的,且从未真正名副其实。该机构预算中有极大一部分被用于公共关系维护。可以说,美国宇航局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为的塑造。
像登月这样的庞大项目,其背后的推手并非出于对科学的好奇心,而是一种功利的目的——为了给那些掌握财政大权的政客们留下深刻印象。本质上,美国宇航局就是一台巨大的烧钱机器。正如阿波罗1号的大火和航天飞机的惨剧所表明的那样,为了取悦沉迷于冒险故事的公众,该机构冒了极大的风险。正是这种急功近利和盲目野心,直接导致了三起夺走17名宇航员生命的恐怖灾难。
阿波罗计划与阿耳忒弥斯计划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同时也存在着关键的差异。当年,肯尼迪刻意为登月项目营造出一种全社会共识的氛围。利润丰厚的合同被分散到全美50个州,以此让民众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每个人都参与到了这项伟大的登月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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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因为特朗普习惯于将利益输送给他的政治盟友,对所谓的社会共识毫不在意。此外,肯尼迪时代正值经济繁荣期,政府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大型公共工程。
1961年,美国的国债仅为2890亿美元;而今天,这一数字已经突破了37万亿美元。外界也不免担忧,在国会监督职能被削弱的背景下,阿耳忒弥斯计划恐将无法接受当年阿波罗计划那样严格的审查。考虑到美国宇航局在安全问题上屡有偷工减料的劣迹,这种监管缺失无疑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整个阿耳忒弥斯计划都充斥着埃隆·马斯克的影子。尽管最新的发射任务将使用美国宇航局的火箭,但随着计划的推进,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参与度将稳步提升。
马斯克与特朗普之间交易的具体细节目前仍扑朔迷离,但有理由怀疑其中必然牵涉到某种利益交换。特朗普对太空计划的狂热,或许与马斯克向其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捐赠的2.5亿美元政治献金脱不了干系。
虽然官方一直试图让公众相信,如今的太空冒险是由私人资本驱动的,但事实却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迄今已获得了170亿美元的政府拨款,而未来的资金拨付预计将超过560亿美元。
马斯克声称,他计划在2050年前将100万人送往火星定居,而首批殖民者将于2030年抵达。他甚至描绘了一幅“地球化”火星的宏伟蓝图,计划通过在火星两极引爆核弹来释放其中封存的二氧化碳,从而将其改造成类似地球的环境。他向公众许诺,未来的火星将拥有完整的天气系统、可呼吸的空气、海洋、湖泊以及丰富的动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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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这一切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只需花费建造火星殖民地的一小部分成本,就能彻底解决地球上的环境危机,那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去火星建立定居点呢?
对此,马斯克反驳称,人类必须成为多行星物种,才能确保种族的繁衍与生存。“地球上总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预知的灾难,”他表示,“恐龙不就已经灭绝了吗!”不得不说,当马斯克高谈阔论太空计划时,他的口吻简直像极了一个沉迷于电子游戏的13岁少年。
事实上,航天工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面性。那些真正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伟大成就,大多发生在近地空间,且归功于那些枯燥乏味的无人卫星。
无论是在通信技术、天气预报还是情报收集方面的进步,都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切实利益。决策者们却依然对宇航员抱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狂热,固执地认为太空探索必须有一张“人类的面孔”。美国宇航局至今仍深信,能否吸引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成功塑造出所谓的太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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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咬伤了我的妹妹内尔,”非裔美国诗人吉尔·斯科特-赫伦在1970年写道,“但白人却登上了月球。”阿波罗计划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从未像美国宇航局所粉饰的那样高。
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公众对具体的登月任务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但当被问及是否赞成增加美国宇航局的预算时,支持率却始终在50%以下徘徊。白人男性或许对阿波罗计划趋之若鹜,但女性、有色人种和底层贫困群体却对其高昂得令人咋舌的成本提出了强烈质疑。
外界有理由怀疑,一个通过向穷人征税来反哺富人、并不断削减基础公共服务的总统,是否真的能够激发起民众对阿耳忒弥斯计划的狂热支持。对于这些荒诞的虚荣心作祟,以及对所谓国家威望的徒劳追求,美国民众早已感到深深的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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