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的锚点”：对北京胡同的回忆

他乡，本与我们没有关联。

“这好熟悉，跟我小时候常去的那家商场，简直一模一样。”“这条路怎么也有知了声，我好像又听到了‘登登等登’——还有那年夏天。”“谁家在炒菜？闻着那味儿，就想起小时候了。”

某年某月在某地，你或许也有过类似感受。在他乡，我们本是匆匆过客，却忽然因一处建筑、一个转角、一种气味，被拉回某个早已远去的日子。那份奇特的熟悉感，像一道隐秘的引线，将此地与彼地、此刻与往昔悄然接通。它属于他乡，却成为让我们在内心反复折返的坐标。

在本期“聚落·场所·人”专栏，社会学家陈映芳用“他乡的锚点”这个词来比喻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感受：“我们因为某个环境、某个场所曾有过自己生活的踪迹，或给过我们特殊的感受，因此会觉得，那是自己与那个地方的某种隐秘的粘连。”她曾于1982年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班，后又赴日留学，归国后在华东师大、上海交通大学等上海高校教书，其间多次来北京出差。这座他乡之城给了她锚点。

某个下午，她在胡同遇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人跟她说古道今，一直到天色渐渐暗下。

后海北沿。陈映芳 摄于2018年10月

撰文｜陈映芳

记忆的锚点

多年前有次跟一位北京学者讲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参加过古迹调研活动，其中一个地方是后海北沿，当初汪精卫他们谋划暗杀摄政王的地方，所以后来我去北京，如果有时间，就会到那个地方去看看。没想到，那位学者听后感慨道：“是啊，我们到外地某个城市去，好像会有一个什么地方，每次都想去看一看的……”

后来我想，也许我们可以用“他乡的锚点”这么个词，来比喻这样的地方——在异地他乡，我们因为某个环境、某个场所曾有过自己生活的踪迹，或给过我们特殊的感受，因此会觉得，那是自己与那个地方的某种隐秘的粘连。即使那儿本无故人，自己也只是匆匆的过客，我们依然可能希望从那儿的旧景、旧物中，印证某些记忆，勾连起对生活历程的某些情感。

作为人在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物或场景，“记忆锚点”是今天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那些承载了人的记忆的空间，尤其是这些年来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各种聚落，正成为许多人试图记录、追忆的地方——如各处的古城/老街、大山里的村落、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边疆农场、内地“三线工厂”等，在各种网络平台和出版物、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难以计数的回忆文字和图片、影像记录。有的人希望能悉数拍下每一个已无人迹的村落、介绍每一条存在过的胡同，也有的人试着回忆起弄堂里每一户邻居曾经的生活……几十年急剧的社会变迁，加上人员大流动、城市大开发的背景，让“生活场景的消失”成了所有人都可能遇到的尴尬经历，也成了人如何保持记忆的一个特殊课题。

《风雨晴雪走胡同：一个媒体人的北京胡同行脚》

作者：侯东合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四明别墅对照记：上海一条弄堂诸史》

作者：张伟群

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1月

在人地关系中，聚落的存在、场景的延续，生活留下的各种踪迹，不只是人们保存记忆的条件、激活记忆的锚点——包括个体的记忆和家族的、社会的集体记忆，它们也是人寄托情感的方式。而现实中，人们面对记忆中的景象，除了重温过往、印证人间岁月外，通常会抱有复杂的心绪：既不乐见它们的破败衰落，也难于接受它们被改变得面目全非，自然更不愿看到它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地方”之为地方，不仅是人们在依然活着的现实生活中建构起来的，也是由无形的社会记忆支撑而成的，记忆中的场景对于人类的意义，可能是我们以及这个社会的管理者们远未能真正理解的。

而人与地方之间的隐秘关系，除了存在于人与家乡故土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之外，还可能存在于世界其他各个地方之间——那些曾经踏足的地方，以及内心向往的地方，即使只有点滴记忆、甚或只是基于阅读或传说的某种想象，它们也都可能是人认知世界的途径，或者是对这个世界保存记忆、维系某种情感的方式。对“他乡的锚点”的实践，应该是人所具有的一种个体能力——每个人都应该且能够突破被先定的人地关系去感知世界。

古迹与个体的精神需求

说到北京，相信不少人会有相似的记忆，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曾在那儿学习过的人：大学校园及师友，城内大街上的马车、西山的红叶……不用说，还有一个个著名的名胜古迹。

电影《大学生轶事》（1987）剧照。

古迹之所以成为人类普遍重视的存在，首先因为它们是历史的见证、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而普通人之所以对各种古迹怀有敬意，并有至现场参观的兴趣，也与人对共同体的各种认同需求有关，与人们在现场感知历史的精神需求有关。那其中，作为特殊的“地方”，世界各国的“首都”或“故都”，以及那儿的各种古迹，大多涉及人们的民族国家认同，或国家政治的历史知识。不过在我看来，在大部分情况下，那些被人们广泛共享的集体记忆、并被教科书和大众传媒广为传播的文博知识，却并不一定会成为个人的情感记忆——作为可触及、可感知的记忆/历史的载体，古迹以各种不同形态的定格景象给予参观者的，不一定是能够触动人的生命感受的个人体验，而更可能只是具象的知识体系，是对各种共同体历史的想象参照。当然，它们也可能提供另外一些东西：启示人类保存集体记忆的意义，并激发人们探索历史真相、关注社会未来的好奇心。

也就是说，关于集体记忆及历史古迹，个体并不必然只能当被动的受众。每个人都可以动员自己的生命体验、生活记忆，去发现陌生世界的人类踪迹，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去探寻历史之谜。人不仅可以是个体/集体记忆的记录者、保存者，也可以是存在于内心的各种记忆之锚的建构者。这或许就是前文提到的，我们许多人都可能对故乡或他乡的某些场景存有珍贵记忆的原因吧。

1982年秋进修班学员与清史所部分老师，摄于张自忠路三号院。前排左二为陈映芳。点击图片可打开“聚落·场所·人”往期文章之《1982年，我们的老师们》。

在此前的小文《1982年，我们的老师们》中，笔者提及当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期间，曾参与一项京城近代史迹的调查活动，其中涉及“黎元洪宅邸”“袁世凯迎宾招待所”“汪精卫谋炸摄政王地点”。虽然这几位都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著名人物，然而时代更替中，那些王府/宅院一再易主，无论是对建筑本身的追根溯源，还是对里面曾演义的枝枝蔓蔓的历史的了解，多非易事。那样的调研，事实上有了田野考察和知识考古的意味，对我们参与者都是一次新鲜的体验。特别如我对汪精卫等人谋杀摄政王地点的调查，由于各类历史文献和旧报纸中有“银锭桥说”（一般史书中的定论）和“甘水桥说”“后门桥说”“德胜门说”“甘水桥南无名小石板桥说”等不同说法，相应的考据除了需要梳理出行动小组进京后的一路轨迹，并同具体的地点一一对接，从而对各种说法的可信度作证实或证伪的努力。最终我否定了“银锭桥说”（其时后海边坑洼不平，没有正式道路，加以银锭桥北的路口很窄，王府马车队是难以通行的），而采纳了“甘水桥南无名小石板桥说”。

那过程给我留下了一些很独特的记忆，譬如在查阅第一历史档案馆相关资料过程中，居然发现了宣统三年军谘府测地局绘制的《监国摄政王校阅图》，那上面标注有醇亲王府周边的建筑、道路，以及摄政王的上朝路线，其中王府马号东面就有一座小石桥，正是摄政王从王府到鸦儿胡同的必经之路——载沣上朝一般是出南大门走宅东的甘水桥胡同(今甘露胡同)转鼓楼西斜街(今鼓楼西大街)，至鼓楼前再转入鼓楼大街、地安门大街直达紫禁城。史料记载暗杀团进京时鼓楼西斜街正在改筑马路，所以载沣上朝的路线暂时改为穿鸦儿胡同、烟袋斜街，再转入鼓楼大街。还有在一次王府附近的寻访中，遇到一位当地老人，直接把我带到现场（当时的后海北沿31号至32号之间的丁字街街口），告诉我，那儿早先确实有一座无名的小石桥，是50年代初被拆除的……

“探寻-发现”是人最单纯的乐趣，也是我们以心智与世界沟通的方式。对研究者而言——应该说对所有人来说，比掌握知识、知道答案更有意思的，是从对“不知道”的好奇心开始，最终从“发现谜底”的愉悦中获得奖励。这样的切身体会，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

汪精卫等谋炸摄政王地点示意图（1982年，陈映芳根据档案资料和现场调研绘制，原载林克光、王道成、孔祥吉主编《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摄政王府（醇王府）马号。陈映芳 摄于2018年10月

当然，后来我对醇王府一带的兴趣，不只是因为那儿有我调研过的古迹。作为京城名胜，那附近还有银锭桥、鼓楼，有不少老胡同，以及不同阶层不同形态的新旧各式宅院。三十多年来，那儿的种种变化让人目不暇接。

“后海北沿”，

还有那天下午的老人

“后海北沿”在当地人的口中，叫“后海北沿儿”。北京的“河沿”，带儿化音的是原来没有路的（不是正式马路或胡同），没有儿化音的是正式的路。“后海北沿”是带儿化音的，以前那儿不是正式的路——这是当地几位老人告诉我的。

2018年秋，因为在北大文研院驻访，周末有了闲暇时间，于是有了一次老城探访。去后海之前，我先到鼓楼北面的几个胡同走了一圈，从国旺胡同转到张旺胡同（意外看到那儿有个庄士敦的故居），再到赵府街、豆腐池胡同……通常，外地人说到北京的传统住宅，脑中多是影视剧里不同年代的四合院。然而如今老城中普通市民的院落，大多成了大杂院。探身进去，可以看到一个个院子里，古树仍在，却多已加建了密密匝匝的矮房，仅剩人可以进出的小道。

北京胡同内老宅院。陈映芳 摄于2018年10月

经过鼓楼，一路来到与鼓楼大街相交的烟袋斜街口，却发现那儿新建了一座仿古牌坊。而原本古朴冷静的胡同，已经成了一条热热闹闹的商业街，一如各地城市多可看到的民俗老街。让我有点猝不及防。

烟袋斜街和簇拥的人群。陈映芳 摄于2018年10月

烟袋斜街出来，往南是银锭桥，游客纷纷。往西北穿过去是鸦儿胡同，这才似回到了记忆中的老地方。跟上世纪80年代相比，虽然胡同两边多出了不少新建豪宅，旧院落里却还有不少老居民住着。历史上那座小石板桥的原址旁，有一家小店，店门口一些老人站着或坐着在聊天。问起周边老建筑的变化，他们说，“这你得问那边那位老人家了，他是这儿的老居民。”

20世纪80年代影视剧中的北京胡同。图为电影《夕照街》（1983）剧照。

那天下午，坐在甘露胡同与鸦儿胡同的交叉口，我听那位八十多岁的老者跟我说古道今，一直到天色渐渐暗下，一切仿佛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

老人告诉我，他们一家大概在光绪年间就住在后海边了，他是第四代。他说，后海北沿靠北以前都是四合院，靠南这边一大片矮房，以前是没有的。后来四合院住进来很多人，主要是“文革”时，特别是唐山大地震时，还搭出来许多房。鼓楼西大街那儿的甘水桥和这边的小石板桥都是1952年没的，因为当时北海等几个海搞疏通工程，这边的明沟就都被改成了暗沟。他一一细数醇亲王府的百多年变化、里面住过的高级干部，以及附近那些历史老宅院的来龙去脉，还有上世纪90年代新建的那座“望海楼”……其间他会一一说明，那是“听老辈人说的”，或“我见到过的”，还有些传闻“具体怎样，咱也不清楚”。聊到后海边的那些新豪宅（附近居民和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介绍），他慢慢言道，“其实这儿的人也不清楚的，大多是听保安说的。现在叫‘保安’，以前其实就是叫‘看家护园的’。他们其实也见不到什么主人的。”平平静静的语调，在我听来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古味。不用说，老人家是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最真切的“老北京”。

作者/陈映芳

编辑/西西 张婷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