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黄侃未遂的“谢本师”

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次著名的“谢本师”事件，均与国学大师章太炎有关，一次是章太炎之于俞樾，第二次是周作人之于章太炎。但还有一次未遂的“谢本师”事件，也同章太炎有关，系出自其高徒黄侃。此事之缘起同章太炎与黄兴乃至孙中山、同盟会的积怨有关，也与章太炎在民初政坛上的活跃表现有关。

章太炎

早在主持《民报》后期，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即发生矛盾，双方几势如水火，一直延续到武昌起义爆发。为了共同的革命大业，章太炎暂时搁置了昔日与黄兴的恩怨，与之进行合作，这从当时两人曾和其他相关者多次联名发布通电可知。如12月2日，章太炎居首联合宋教仁、黄兴等人两次致电带兵克服南京的徐绍桢表示祝贺，并表示众人有意让江苏都督程德全从苏州移驻南京，“一以资镇守，一以便外交”。这两封电报均在12月3日《申报》上刊出。

面对大好的革命形势，章太炎不仅对即将成立的民国的制度设计公开发声，还公然提出一个非常书生气且很不讨革命党人喜欢的想法，即取消革命党，团结一切反清的人组织即将成立的民国政府，而非纯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组建政府。如其在答复谭人凤等湖北革命者发给包括他、汪精卫、于右任、马君武和景耀月等人在内旧同盟会会员要求大家去武昌“组织一切”的求援电报后，章太炎居然复电提出此后很招争议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电文：“武昌都督府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这样的政治构想很能反映出章太炎一贯特立独行的做法，他看不惯旧日同盟会战友之外，也反映出此时的他频繁同立宪派人士如程德全、张謇、赵凤昌、唐文治、孟森等交往受到其影响的情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虽然以革命党人为主导，但也吸纳了大量立宪派人士加入其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章太炎的诉求和辛亥期间原立宪派势力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但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推行的举措却引起了原本就对其有成见的章太炎的不满，他不断撰文公开批评孙中山和临时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还公开主张与孙中山、黄兴矛盾甚大的陶成章代替转任交通总长的汤寿潜为浙江都督；反对临时政府采用阳历、反对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设内阁总理、质疑孙氏向国外订购军舰等举动等等。还直接致信孙中山，要其“翻然改图”。

与章太炎关系密切的光复会首领陶成章1月14日在法租界广慈医院被暗杀，尤让章太炎不满。他认为凶手虽为陈其美所派，幕后可能受到孙中山主使。稍后孙中山、黄兴均公开致电陈其美要求严查凶手，其中黄兴电更是明言让陈其美保护章太炎安全：“问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黄兴这里的表示自然会让敏感的章太炎大为不满，觉得他不但是惺惺作态，公然替陈其美开脱罪责，更是公开威胁——如章氏再像陶成章那样与同盟会作对，也会遇刺——昔日争夺《民报》时，黄兴有过类似的暗示，这也为之后章太炎在公开信中同样以此方式威胁黄兴留下了伏笔。

此后，章太炎针对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批评言论愈加激烈。如批评孙中山临时政府内务部所通过的《暂行报律》，抨击黄兴主张建都南京的荒谬之处，等等。另外一方面，章太炎又公开支持袁世凯。如他致电袁氏提出他关于新政府规划的设想，特别提出在外官制方面废省存道，将之前独立各省的都督、督抚“改为军官，不与民事”，以消除潜在的可能对抗中央威胁。稍后他向袁世凯进言揭发黄兴表面辞南京留守而打算东游日本的真实居心。上述批评和议论确实有切中肯綮之处，但也不乏意气用事和故意苛求成分，造成的影响与争议均很大。无怪乎稍后《民立报》抨击章太炎“并无正当政见，惟以詈骂同盟会、毁诬同盟会为最得意之事”。

有意思的是，这时章太炎薄彼厚此，一方面批评孙中山同盟会“一党专制”，否认《临时约法》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一方面却支持即将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取消黄兴的南京留守府，以对付同盟会希望藉南京为据点约束、制衡袁世凯的做法，主张“经营构画，在强有力之政府”。

当然，章太炎这时选择不遗余力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可能还有其浓厚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结在。他认为袁世凯素为日本忌惮，也是目前唯一有能力解决南北分裂、防止外来入侵者，所以日本间谍制造的他将称帝的谣言不足为凭。相比袁世凯为日本所忌惮和反对的情况，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则密切很多。

面对昔日同盟会战友章太炎的批评，孙中山采取的其实是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甚至主动向章太炎示好的立场。如他致电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要求调和与光复会关系，双方作为革命同道，“二党宗旨，初毋大异”，在辛亥革命中皆有大功劳，不能再互相猜疑而生矛盾，应该“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在致蔡元培信中孙中山也表示，章太炎虽然对自己不满，但仍是革命同志：“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稍后他聘请章太炎担任“枢密顾问”，但为后者拒绝。但对章太炎过于严厉或脱离事实的批评，孙中山也会加以反驳。如孙中山曾致信章太炎，对其批评孙、黄两人勾结及一些不了解情况的说法加以辨析，澄清并没有让黄兴出任临时政府北迁后的国务总理一职之事，而且黄兴也本没这样的私心，希望章太炎“毋过操刻酷之论”，并说以后章太炎将意识到自己说的“不谬与非强为克（指黄兴黄克强，引者注）辩护也”。

较之孙中山顾全大局不公开回应章太炎的批评，同盟会系的一些报刊却集中火力，围剿章太炎，目之为革命叛徒，试图制造后者早已声名狼藉、其言行无足轻重的形象。针对章太炎“主都北京反对南京”的主张，激烈的《天铎报》专门刊发评论，旧事重提，挖苦章太炎当年为贪图钱财投靠端方，充当清廷侦探，如今并无资格对民国政事说三道四：

奈之何倡都北京、斥都南京者，乃一平日有学无行以十万金充端方侦探之某社长乎？呜呼！以端方侦探而竟学人谈国事！鹰武（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记者多见其不自量也。

另一份同盟会系的报纸《中华民报》1912年3月5日则发表有《民国之文妖》，该文同样攻击章太炎当年在日本时借刘师培、何震通过清廷驻长崎领事卞綍昌同朝廷大员张之洞、端方联络获取资助旧事，暗示其已降清：“假手卞綍昌、刘光汉辈，以通款曲于张之洞、端方，同受虏廷之饶遗。”

而章太炎爱徒黄侃这时不恰当地介入，向其师通报黄兴告诉黄侃同盟会要暗杀章氏为其阻止一事，并讲述了宋教仁对章太炎的看法。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让章太炎重新想起昔日两度被黄兴威胁暗杀事。于是在致黄侃的公开信中对黄兴和宋教仁大加抨击：

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咄哉克强，所善者独有恫疑虚愒耶？往者陶焕卿死，彼即电陈其美保护，今又以斯言见餂，如是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扬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亦当戒之，令慎于语言也。“国利民福”，世人之通语，“国利”不过富强，“民福”不过安全。形式大同，而施行各异。同盟会所主张者，“平均地权”，以为民福矣！不知所谓国利者云何？假令拥兵自卫而云国利。一月糜饷八百余万而云民福，恐孺子亦知其不可也。

夫阻兵安忍，虑非老成谋国者之所为。然而不戢自焚，亦岂州吁之福？克强丛怨已深，兵在其颈，当自求全躯之术，毋汲汲为他人忧也。昨兼述遯初语“此子当任其优游”。去秋以总理相期者，当时固无人敢为权首秉钧之望，独在新起有功者。同盟会人，亦惟此君差可，非谓中国惟此材也。且各部总长，非有学术经验者弗能为，而总理则浮华疏通者，多能任之。此岂为过誉耶？遯初于党务首鼠两端，斯乃谋虑有余，断制不足，比于张坚白，具体而微，亦勿容深责矣。章炳麟白。

抛开此信的内容不说，章太炎这封公开信的发表无疑把其弟子黄侃置于尴尬境地，让其不但成为出卖黄兴和宋教仁的人，还会被视为挑拨离间者，故意在同盟会和章太炎之间制造矛盾。不过，将有特定含义的私人来往信件作为表达立场的政论文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是章太炎和很多时人（像稍后叶楚伧公开黄侃的来信）的惯常做法——章太炎非常喜欢将其作为政见和臧否人物的政见发表，对其可能导致的后果，章太炎则可能根本没有考虑过或没有在乎过。

黄侃

看到章太炎此信后，此时正担任上海《民声日报》主笔的黄侃应该非常生气，他大概没有意识到章太炎居然会这样缺乏人情世故，毫无遮拦地将其名字披露在报端。因为黄侃也系同盟会中人，所主持的《民声日报》与《太平洋报》《民立报》《天铎报》乃至稍后的创办的《中华民报》《民主报》等均属同盟会系报纸，各报工作人员之间互动频繁，在编辑和作者之间重合度很高。而黄侃就经常与《太平洋报》的叶楚伧、柳亚子等人交流，互相之间关系密切。故其诗词、书信就经常刊于《太平洋报》之上。但因为章太炎此封公开信中有意无意的点名，黄侃遂遭到《太平洋报》主笔、同盟会会员叶楚伧的质问，责问其是否在故意挑拨章太炎与同盟会关系。黄侃不得已回信自辩说自己本出于激将法考虑，希望阻止章太炎对黄兴等人的批评，结果却弄巧成拙。由此他认为章太炎出言随意，让人无法忍受，所以打算公开撰文批评之，却为同为章门弟子的《大共和日报》主笔汪东阻止。叶楚伧随机将此信公开刊发于自己主持的《太平洋报》，以此显示章太炎为师不尊，连其爱徒黄侃都已经不能忍受：

前日侃往见章君，值其寝疾。略与辩论，不暇详谈。然此公性本绝人，而又惑于肤受，故不留余地如此。昨拟一稿，欲付报刊。旭初过此，谓侃曾执梃门下，一旦（原文为且，当误，引者注）相攻，殊伤雅道。要之章君乖僻处，已为世所共知，无俟鄙人更为表暴。至鄙人初意，本欲以危语劝其稍敛锋芒，不图适增忿激。不善言之咎，则有之矣。果为挑拨与否，当听社会之公评与日后之定论。此时宜无汲汲自白也。兹承诘问，敬布腹心。

黄侃的答复应属朋友之间私下的推心置腹，但叶楚伧却如章太炎一样将其公开发表，这无疑是对黄侃的出卖，将其置于叛师忤逆的尴尬境地，也是在公开在章、黄师徒两人之间制造矛盾，挑拨离间其关系。由事后的情况看，叶楚伧此举弄巧成拙，黄侃不但没有同章太炎决裂，反而更坚定站在章太炎这边，在自己主持的《民声日报》中不断发表支持章太炎对抗同盟会和国民党的言论。而章太炎本人也未拿黄侃此信太当回事，始终保持与黄侃紧密的师徒关系。

吊诡的是，黄侃与叶楚伧的关系此后似未受到多少影响。1912年4月19日，黄侃与叶楚伧一起参加了南社第六次雅集。此后一段时间，黄侃的诗词、书信仍间或发表在《太平洋报》之上。

饶是如此，《太平洋报》和其他同盟会系报刊对章太炎的批评和言论围剿却未停止。面对这些围攻，黄侃及其主持的《民声日报》无疑选择站在章太炎一边，连续为章太炎、袁世凯辩护，反驳同盟会系报刊的言论围剿。这样连带《民声日报》也成为同盟会系报刊攻击的重要对象。像《太平洋报》稍后就攻击其为章太炎的应声筒：

有章太炎之主张解散参议院，即《民声报》之主张烧毁参议院、蹂躏民权之事，可谓无一有偶。虽然章太炎有著名之神经病，乖僻成性，世所共知，宜乎有此等之主张。岂《民声报》记者亦有神经病如章耶？或曰否，《民声报》盖拾章太炎之唾余也。记者曰：若然，《民声报》非仅非民声，并非袁声，直章声矣！

戴季陶主持新创办的《民权报》，对章太炎的斥责更是非常激烈，发表诸多批评后者的文章，如《哀章炳麟》（1912年5月2日）、《该死的章炳麟》（1912年5月19日）、《章炳麟杀人》（1912年5月25日）、《章炳麟非人》（1912年6月6日）等，同时不断批评为章太炎、袁世凯辩护的黄侃及其主持的《民声报》，乃至支持章太炎、袁世凯和《民声报》的上海《神州日报》。

凡此，均可见章黄师徒关系并未受到此前叶楚伧刊发黄侃公开信的影响。而黄侃一度生发的“谢本师”想法，也随着现实形势的改变而不再提及，有关此事的材料也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六年前，笔者在研究章太炎与刘师培在民初的关系时，偶然在《太平洋报》上发现黄侃这封致叶楚伧的信，遂有了钩沉此事的想法，惜拖至今日才算初步完成。谨以此小文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9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