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谭丨张骞凿通西域，匈奴人甘父竟是他最为倚仗的翻译官

张骞凿通西域，有一个离不开的亲密助手——匈奴人甘父。

凭借着一技之长，甘父应募和张骞一起出使西域各国，被任命为不可或缺的翻译，凸显了汉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奇效。

张骞出使西域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

甘父——一个在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中如影随形的沉默身影，一个被正史边缘化却在文明交融史上举足轻重的无名英雄。正是有了无数的甘父，才有了秦汉时期各民族不断交融和国内外交通的丰富史料，在中国和世界古代翻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甘父，生卒年月不详。汉景帝时，匈奴经常骚扰长城以南郡县，汉朝出兵反击获胜后，把俘虏的匈奴人大多赏赐给皇亲国戚和功臣世家为奴。堂邑侯陈午的妻子是汉景帝的姐姐——馆陶公主刘嫖，曾得到朝廷赏赐的匈奴俘虏，甘父就是其中的一个。

甘父身强力壮，善于骑射，性情朴实，在陈午家中为奴十余年，对主人十分忠诚，办事勤奋努力，深得陈午的信任。汉武帝是在馆陶公主帮助下被汉景帝立为太子的，从小又定馆陶公主的女儿为后，因此，陈午不但是汉武帝的姑夫，又是汉武帝的岳父，朝野不敢直呼其姓名，都用封号和辈分称他为“堂邑父”。历史记载说“堂邑父胡奴甘父”，就是“武帝的岳父堂邑侯陈午家的匈奴仆人甘父”的意思。

在汉家的礼仪规范与匈奴的游牧传统之间，甘父形成了一套跨越文化类型的生存智慧。他能说六种胡语，熟悉西域三十六国的风俗禁忌，通晓草原大漠的生存法则。用今天的话说，他不仅是自带GPS的活体翻译机，更是一位精通跨文化沟通的天然外交家。

这种文化混血的身份，在当时却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然而，正是这种被双重边缘化的处境，赋予了他独特的文化洞察力和生存韧性。当张骞奉汉武帝之命招募西域使团成员时，甘父的随行是历史最微妙的安排。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率百人使团出使西域，寻找西迁的大月氏，夹击匈奴“断匈右臂”。孰料使团刚出陇西便被匈奴骑兵包围，一场惨烈的战斗之后，使团只有张骞和甘父幸存下来，他们绝不会想到，即将在匈奴被困十一年。

困在匈奴的日子里，两人在匈奴王庭上演了一出精妙的“归顺”大戏。张骞坦然接受了单于安排的匈奴人妻子，生育儿女；甘父则利用游牧的机会，仔细观察沿途地形道路以及草原水源的分布，并牢记于心。

纪录片《河西走廊》画面：行走在大漠中的张骞及其随从堂邑父

趁匈奴内乱之机，甘父与张骞终于带着干粮和弓箭成功出逃。他俩却没有返回长安，而是选择继续西行寻找大月氏，继续完成汉武帝交代的使命。

甘父无疑是野外生存专家，过白龙堆沙漠时，他教张骞舔石壁渗水解渴；没有食物时，是他挽弓射下飞禽充饥；翻越葱岭雪山时，他又叫大家生嚼辛辣的野蒜抗寒。张骞和甘父一路艰险跋涉，辗转来到已西迁至咸海附近妫水地区的大月氏，但已然安居的月氏人却无意东返和汉朝夹击匈奴复仇，他俩虽未达成使命，但却开辟了中原与西域广泛交流的新纪元。

沿途所经的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的地理方位、军事实力、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两人都了然于心。

细细分析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文本，甘父通译的职责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张骞团队里，最初只有甘父是既懂汉语又懂匈奴语的成员。这意味着《大宛列传》所载匈奴人的言语，比如“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都是由甘父口译然后再用汉文记录的，亦即将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爰书”。至于张骞对汉武帝说“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等语，则可能是甘父和张骞的匈奴妻子协同翻译的。

油画《张骞出使西域》

在《大宛列传》中还有张骞团队与大宛人、康居人和大月氏人的对话，如其“若欲何之”“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云云这些对话，应当主要也是甘父口译的。

其中，张骞团队与大宛人的向导兼翻译——“导绎”或“译道”的沟通，可判定由甘父一人口译；与康居人、大月氏人的沟通，则主要应由甘父口译。尽管在大宛、康居和大月氏等地也可能有人懂得汉语，但考虑到当时西域在匈奴的控制之下，懂得匈奴语的人很多，张骞团队和这些地方首领的沟通主要依赖于甘父。

张骞团队早先只到过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中亚部分地区）、大夏（今阿富汗一带）、大月氏（今中亚阿姆河北岸）等地，但张骞却向武帝绘声绘色讲述了其他西域地区的传闻。此即所谓“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往返路线图

如张骞概括说：“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张骞对乌孙、扜罙、于阗、楼兰、姑师等地风情的描述，所谓“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便均为传闻之言。张骞要把这些转述记录下来，也只能是通过甘父的口译，由此才有了张骞向武帝报告的丰富内容，也才有了《史记》的名篇《大宛列传》，甘父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的翻译官。

当百人使团只剩下甘父和两名随从回到长安时，汉武帝的庆功宴上，张骞得到了“博望侯”的封号和无数赞誉，而甘父只获得了奉使君的称号。但悬泉置汉简“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这十七个字的记载，却可以想见甘父的风采。河西走廊的老牧人至今相信，戈壁深处常能听见神秘的响箭声，那是最早的丝路向导甘父在给迷途商队指引方向。民间记忆的顽强延续，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正史记载的缺失，让这位无名英雄的形象在口述传统中得以保存。

甘父的一生，从马厩奴隶到丝路向导，从匈奴俘虏到西域活地图，本身就是一部文明交融的微观史。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的进程不仅由庙堂之上的决策者推动，也由那些在文化边界上默默耕耘的边缘人塑造。他们的名字可能被史书轻描淡写，他们的贡献可能被正史选择性遗忘，但文明交流的真实脉络，恰恰镌刻在这些无名者的生命轨迹中。

文 | 奔流新闻记者 刘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