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南京潜伏第一大案：红色特工的绝密暗战（九）

书接上回。

戴笠飞机失事之后，“军统”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就在这个时候，乔四突然在南京城里出现了，当然，水西门是不敢回了，那里受害者太多。当时太平路有一座废弃祠堂，各路蔬菜贩子聚集于此，渐渐形成了菜市场的规模，他就是在这里作为一个蔬菜小贩出现的。不过所有人都知道太平路有个神偷，大伙儿要小心提防。

然而，大家似乎是多虑了。看上去，乔四已经改邪归正，一本正经地做他的蔬菜小贩，每天定时出摊收摊，很有规律。不久，附近的居民中又有传言，说乔四卖的蔬菜特别新鲜，碧绿碧绿的，价钱也不贵。毕竟南京是大城市，太平路一带知道乔四过往的人本就有限，了解其染坊出身的几乎没有，压根儿没人想到，乔四把当初在染坊学得的化学知识运用到卖时鲜蔬菜的生意上了。

按说，乔四这样混下去，大钱挣不了，但他一个人过日子，维持生活也足够了。但乔四天生就不是安分的主儿，手头略略有了些积蓄，就动起了“钱生钱”的脑筋，于是就想到了赌博，乔四很快就挤进了一个赌博圈子。这个圈子对于接收新赌徒是有条件的，一是要两个以上圈内赌徒作为介绍人，二是要求加入圈子的新赌徒必须是在道上混过的，最好还曾吃过官司。上述两个条件乔四都满足，于是，他就成为了这个道上称为“乐社”的赌博团伙的一个新“社员”。

从加入“乐社”到去年年底，乔四参与了三十多场“活动”，而且乔四在创下该社开社的一个奇迹，竟然从来没输过，以至于“乐社”几乎所有赌徒都怀疑他出老千。根据赌博的规矩，出老千的要砍掉一只手。

如此，“社团”内部开始对乔四予以“严重关注”。乔四本人并不知情，其实，他对于自己能有这样的好运气也感到不可思议。尽管不知情，但江湖经验他还是有的，其他赌徒看他的眼光，让他多少感到一些不自在。乔四怀疑跟自己连续赢钱有关。他不是不知足的人，既然如此，那干脆停赌三个月——我不赌了，你们应该没意见了吧?

谁知此举更是犯了赌博圈的忌讳，所谓“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许走”一一赢家是不能主动停赌的。而且这样一来，其他赌徒更疑心更重了，这小子果然出老千，现在心虚了不敢继续赌了!

这个团伙有个“五人理事会”，能够进“五人理事会”的自然都是黑道上的厉害角色，这五位商量一番，作出两项决定：一是派人跟乔四谈话，宣讲规矩，算是补上一堂江湖课，二是既然乔四不讲规矩出老千，那么对不起，由里其他人也不会跟他讲规矩了，但问题是乔四他根本不会出老千。

“理事会”指派跟乔四谈话补上江湖课的是团伙里里的账房老头儿，看上去一团和气，任谁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天生大善人。大善人跟乔四聊了个把钟头，乔四还真有“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他对自己连赢多场之后突然停赌的行为作了检讨，主动表示当晚就要去“社”里玩一把。

可这一玩就完了，运气就没了，他连续三十多场赢来的钱钞没输完，他就必须硬着头皮奉陪下去。对方有的是手段，新玩法层出不穷，这样进行到3月下旬，乔四不但输光了去年四个多月里赢得的钱钞，还欠下了上千银洋的赌债。

这时，账房老头儿又找乔四谈话了，还是一副大善人脸孔，这回说的则是输家的规矩：当输到超过千元银洋的时候，输家必须把所欠赌债全部结清，然后方可继续参加“活动”。如果手头不宽裕，可以适当延期偿还，不计算利息。期限长短，由输家与赢家自行协商，如果到了期限仍不还债，那就只好接受处罚，剁掉一根手指头，就算是结清赌债了。

这下乔四傻了!他还没回过神来，三个赢家找上门了，说给你一个比较宽余的期限，一个月吧。你应该知道，咱们是有规矩的，到期不还债，即使咱们三个不找你，“理事会”也会找你。

乔四没有其他生财之道，靠卖时鲜蔬菜凑够一千大洋还不得猴年马月，无奈他只好重操旧业，施出“灯下黑”去偷东西，当时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京城里的大户人家能跑的都跑了，还没跑的，也都把贵重细软打包装箱，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所以偷东西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得手了，乔四只好退而求次，不仅大户人家，小康之家也成为他的作案对象。即便如此，筹措一千银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但要“勤奋”，还得靠运气。

乔四这个时候开始走背字。头天晚上想好了尽快着手进行作案前的准备工作，第二天上午在菜场卖完蔬菜回住处的途中就出了意外，下台阶时一脚踩空，把右脚踝骨扭伤了。菜场旁边就有一个中医伤科诊所，乔四遂一瘸一拐地上门求医。殷先生与乔四还认识的摊头，因此诊治的时候还给予优惠，并且还告诉他：“放心，半月准好，别忘了中间来换一次膏药。”

治疗半个月后，乔四脚伤痊愈。可屈指一算，距离还债期限仅剩半个月了，加班加点作案也不一定来得及。正绝望中，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改变了乔四的命运，直到把小命也弄丢了。

这位不速之客是个白俄人，年岁与乔四相仿，名叫诺维科夫，出生在上海。其父老诺维科夫有世袭贵族身份，早在辛亥革命前就举家来沪开公司。老诺维科夫的原配妻子早年去世。三年后老诺维科夫娶了一个逃亡来沪的白俄女性，也就是诺维科夫的母亲。

因为家境富裕，诺维科夫从小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大约是1941年前后，他不知怎么与“军统”上海区的特务结交，相帮着做过一些秘密工作。1944年秋，他前往南京时被日伪警察局逮捕，当时但凡被怀疑从事反日活动，那就先抓了再说，证据不证据的，事后再找补。

其时他的老爸已经死于沪上日寇的外侨集中营里，对于其被捕一事，也无人给予关注。没多久，诺维科夫被日伪法院判了三年徒刑，正巧和乔四同囚一室，两人国籍不同，但聊得颇为投机。抗战胜利后没几天，诺维科夫在‘军统’的朋友经过打招呼了就被释放了。

诺维科夫没有忘记乔四这个狱中难友，回到上海后，给他寄来了食品和钱钞。又通过“军统”的关系把他弄出了监狱。乔四落网后交代，他出狱后曾去上海找过诺维科夫，可惜没有联系上。

这转眼四年过去，就在乔四都快把诺维科夫这个人忘掉了，诺维科夫却突然找上门来，而且开口直奔主题，说是有事相求。尽管乔四现在赌债缠身自身难保，还是拍着胸脯保证：“只要兄弟我办得到的，一定全力以赴!”那么，诺维科夫需要乔四帮什么忙呢?

诺维科夫告诉乔四，当年从监狱里出来回到上海后，他才知道，他父亲委托一个叫老刘的狱警给他留下一笔遗产，老爹把财产包括两套房产、一辆旧汽车和在瑞士银行里的存款。

这份遗产对于已经落魄到底的诺维科夫来说，乃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诺维科夫自然要问老刘，那份遗嘱的原件在哪里。老刘说：老诺维科夫在监狱的时候，以他那块手表为代价，买通了一个朝鲜看守，把遗嘱送到被关在集中营另一个区域的妻子手里。再往后的情况，老刘就不清楚了，但老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知情人，此人叫梅玉珍。

此人是原是沪上华界南市看守所的女监看守员，除了看守工作，还兼任集中营里日本医生的助手。老刘估计她可能知道那份遗嘱的下落。不过，抗战胜利后这个梅玉珍的去向，老刘就说不上来了。

诺维科夫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总算在广州终于找到了梅玉珍。对方告诉他，诺维科夫的母亲病重期间，又以一支金笔为代价，请那个朝鲜看守悄然将遗嘱送到外滩“正金银行”的保管库保存。朝鲜看守梅玉珍作为见证人一起去“正金银行”，把这份遗嘱以“取物人付款”的方式存进了“正金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银行方面口头告知了密码，朝鲜看守和梅玉珍两人都知道。梅玉珍当场把密码写给了诺维科夫。

外滩“正金银行”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于1893年在中国设立的分行，抗战胜利后，“正金银行”仍旧营业了一段时间，直到1946年才被盟军统帅部下令关闭。其在外滩中山东一路24号的原建筑，由国民政府作为敌产没收，改为中央银行的营业场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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