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那么美妙的“祥瑞”事件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在中国古代，祥瑞（也称“符瑞”，就是某些特殊的自然现象）往往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成为赞颂帝王美德功绩的重要载体。对于历代的封建帝王来说，天降祥瑞既是上天的肯定，更是支撑未来美好前景的信念，因此态度一般都很积极。但凡事都有例外，《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一书就讨论了发生在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的一次看起来并不那么美妙的“祥瑞”事件。

《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美]施珊珊 著，康海源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并不复杂。洪武五年夏天，句容县（今属镇江市）的村民张观来到南京，向朝廷献上了两只“嘉瓜”。其实，西瓜在当时并非什么稀罕之物，“嘉瓜”的奥妙在于，这两只西瓜竟是对称地长在一根瓜藤上，也就是所谓的“并蒂”。这也是书名“瓜生同蒂”的由来。只不过，张观并没有获得什么重赏，相反多年后因为其他案件“兄弟坐事，并斩于市”，仿佛“同蒂即骈戮之象”。直到几十年后，张观的孙子张谏通过科举当上了御史，这个“献瓜”的家族才在句容恢复了声誉。

为什么朱元璋对“嘉瓜”会表现得如此冷淡？这正是《瓜生同蒂》一书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施珊珊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历史系教授，也曾担任过美国明史学会会长，受过严格的传统历史学与中国古代文献训练，能够直接使用明代文献、地方志、碑刻等一手史料。不过在书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细节存在可商榷之处。譬如朱元璋早年起兵和州（今属安徽），随后渡江进兵攻克南京。从地图上一望即知，他的大军是在“南下”，书中却误为“北上”，是个极明显的错误。另外，“瓜蔓抄”一词出自明成祖时“藉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作者显然知道这点，并在书后注释里提到，但书中直接用这个词来形容朱元璋所兴的胡惟庸、蓝玉大狱，似乎就有些张冠李戴之嫌了。

不过作者的确在翻检史料时注意到了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情况，“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太祖最终处决了1372年进呈并蒂瓜的几乎所有大臣，而这些人都曾与他共事多年”，“只有陶凯（礼部尚书）和沐英（朱元璋养子）在太祖对开国功臣的大肆诛杀中幸存下来”。

对于这一点，书中又将其与明朝初期的建都之争联系了起来。明初定都南京，但朱元璋对此其实并不满意。他在登基之初昭告天下时就指出，自己已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是年为洪武元年”。但这道开国诏书却没有宣布“京师”建在何处。这无疑是朱元璋意欲在南京之外另选都城的表露。

到了洪武五年，也就是张观献瓜这一年，明朝的“京师”在法理上仍然是空缺的（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才下令改南京为“京师”），与此同时，他又以自己的出生地临濠（安徽凤阳）为“中都”，还免去了当地百姓的赋税和劳役。此地虽离中原较近，但土地贫瘠，根本不具备成为京师的条件。作为智囊的刘伯温就直言不讳：“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虽已置中都，不宜居。”

在这样的背景下，“嘉瓜”的出现就显得有些微妙了。句容虽然只是区区一县，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此地是朱元璋的“祖先”之地；第二，当时的句容隶属应天府，与南京可谓近在咫尺。按照作者的分析，“大臣们看到太祖一心想要迁都凤阳，于是可能提议把句容视为太祖的另一个故乡，这样邻近句容的南京就是名正言顺的首都之选。他们在当时的议事中，试图利用并蒂瓜之兆来改变太祖的想法”，“而不必公开提出异议”。

图源：视觉中国

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些大臣们的想法可能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毕竟，直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对于定鼎中原还不死心，故命皇太子朱标到关洛一带考察。朱标在考察之后，选定洛阳并献上建都图，只不过因为朱标于次年病逝，迁都洛阳之议也只能无疾而终。在各种无可奈何之下，明朝的第一个首都敲定在了应天府（南京）。

或许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朱元璋对于“嘉瓜”的态度为什么会如此冷淡，“因为大臣们事实上似乎很有可能如太祖所怀疑的那样，是在试图操纵他”。于是乎，朱元璋接受了献瓜，但同时又拒绝将其作为一种吉兆。书中引用《明太祖实录》的记载“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人应之，于朕何预”，换言之，小小的一对西瓜，怎么能表尽庞大帝国的气数。

如果仅从以上思路出发的话，作者在书中的分析可谓合情合理。但作者似乎没有提到另外的信息：终明太祖之世，“祥瑞”其实不止“并蒂瓜”这一桩。譬如，洪武三年五月，凤翔府宝鸡县进瑞麦；洪武四年二月淮安、宁国、扬州等献瑞麦；洪武四年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钟山；洪武八年甘露降于南郊；洪武十八年四月、洪武二十一年五月见五色云；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河南汝宁府确山县野蚕成茧。而从《明太祖宝训》这部记载朱元璋重要言论的官方史书看，对于这些祥瑞（不光是“嘉瓜”），朱元璋的态度都出奇的冷静。譬如正在闹饥馑的凤翔进瑞麦一事，引来的就是皇帝的怒火：“借使凤翔民未粒食，虽有瑞麦何益？苟其民皆得所养，虽无瑞麦何伤？”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内心对祥瑞之说是绝无一点崇信的。所谓“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考虑到这样一个书中不曾明言的背景，句容的张观献上“嘉瓜”得到区区1200文钱的奖赏，可能已经算是运气好的了。这件事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错误”。

从1373年，也就是张观献瓜的第二年起，明朝廷“科举暂停了十年”，因为朱元璋“不信任考试选拔出来的文人士子”。然而，在明朝开国几十年后，“科举考试基本上成了进入官场的唯一途径”。如此巨大的反差，倒是印证了书中的另一句话：“历史学家的艰巨任务是公正地评价明太祖权力的范围和性质，认识到他可能在某些领域拥有巨大的权力，而在其他领域则没有什么权力。”

原标题：《并不那么美妙的“祥瑞”事件》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周怡倩

来源：作者：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