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92年，河南豫东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秋风刚吹黄田埂上的野草，周氏兄弟的人生，彻底坠入深渊。
哥哥周建明，时年32岁，老实本分的庄稼汉，平日里守着几亩薄田，照顾妻儿老小，待人谦和，从不与人结怨。
弟弟周建林，28岁，头脑活络，农闲时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一家人和和美美，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踏实。
谁也想不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将这对平凡兄弟，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村里发生一起恶性刑事案件，一时间人心惶惶。当地警方迅速介入调查，在缺乏确凿证据、现场线索模糊的情况下，仅凭片面的证人证言和所谓的“作案嫌疑”，将矛头指向了周氏兄弟。
没有作案动机，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直接物证。
兄弟二人被带走时，满脸茫然，反复喊着“我没犯法，我是冤枉的”，可无人理会。
他们被关押进看守所，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一切尊严。
审讯室的灯光，彻夜通明。
威逼、利诱、疲劳审讯，轮番上阵。弟弟周建林年轻，扛不住连日的折磨，精神濒临崩溃，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做出了有罪供述。
哥哥周建明性子刚烈，始终咬紧牙关，拒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哪怕受尽苦楚，也从未松口，坚信清者自清，法律终会还他公道。
短短数月后，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中，弟弟当庭翻供，诉说自己被刑讯逼供的遭遇，哥哥更是字字泣血，陈述冤屈。
可一切都无济于事。
一审判决下达：哥哥周建明被判无期徒刑，弟弟周建林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判决书上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尖刀，扎进兄弟二人的心脏，也扎进了整个周家的命脉。
家人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母亲当场瘫倒在地，哭到晕厥；妻子们眼神空洞，抱着年幼的孩子，不知未来该往何处走。
周氏兄弟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最后的希望，彻底破灭。
他们被送往监狱服刑，从此，高墙阻隔，铁窗无情，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正式拉开序幕。
监狱的日子，是暗无天日的煎熬。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挖沙、搬砖、修路，日复一日，从不停歇。
身体的劳累，远不及内心的痛苦。
屈辱、冤屈、不甘，时时刻刻啃噬着他们的灵魂。
同监舍的犯人，大多是真正的罪犯，看着他们整日喊冤，有人嘲讽，有人冷眼，甚至有人欺凌。
哥哥周建明，沉默寡言，每天干完活，就蜷缩在角落，望着铁窗外的一方天空，一看就是一整天。
他想念家中的老母，想念妻子的温柔，想念孩子稚嫩的笑脸。
他常常在深夜惊醒，梦里是家的模样，醒来却是冰冷的墙壁，泪水无声滑落，打湿破旧的被褥。
他恨，恨自己莫名背负罪名，恨法律没能明辨是非，更恨不能陪在家人身边，尽孝尽责。
弟弟周建林，满心愧疚。
他恨自己当初没能扛住压力，做出虚假供述，连累哥哥一起蒙冤。这份愧疚，成了他心中永远的枷锁，让他日夜难安。
他无数次对着哥哥磕头道歉，周建明总是摇摇头，声音沙哑：“不怪你，我们都冤枉，总有一天，要洗清这冤屈。”
监狱里的日子，没有四季，没有节日，只有无尽的等待。
过年时，窗外传来鞭炮声，别人家团圆欢聚，他们只能在高墙内，对着家乡的方向，默默流泪，思念亲人。
妻子来探视，每次都哭成泪人，诉说家里的艰难：老人身体越来越差，孩子被人指指点点，家里的田地无人耕种，日子过得举步维艰。
兄弟二人看着妻子憔悴的面容，听着家里的遭遇，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
他们想安慰，却不知从何说起；想承担，却被困在这方寸之地。
渐渐地，周建明的头发，从乌黑变得花白；周建林的眼神，从明亮变得浑浊。
他们从意气风发的青壮年，慢慢熬成了饱经沧桑的中年人。
身体，在繁重劳动和精神折磨下，越来越差。
高血压、风湿病、胃病，各种病痛缠身，可他们从未放弃心中的信念：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申诉，一定要还自己清白。
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周氏兄弟就踏上了漫长的申诉之路。
起初，他们在监狱里，靠着微薄的纸笔，一笔一划写下申诉信。
没有墨水，就用清水兑着铅笔灰；没有信纸，就捡别人用过的废纸，裁剪整齐；没有信封，就托出狱的犯人帮忙带出，邮寄出去。
每一封申诉信，都写满了他们的冤屈，写满了案件的疑点，写满了对公平正义的渴求。
他们写清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写清审讯时的遭遇，写清所有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细枝末节，字字真诚，句句血泪。
一开始，每周写两三封，寄往当地法院、检察院、政法委、信访局。
寄出的信，大多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没有回应，不代表绝望。
他们坚信，只要坚持写，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他们的冤屈，会有人重新核查案件。
于是，申诉从未停止。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
从监狱里寄出的申诉信，越来越多。
家人也在外面，四处奔走，帮忙申诉。母亲拖着病体，辗转于各个部门，跪在门口，哭诉儿子的冤屈；妻子们放下尊严，挨家挨户求人，收集证据，代写申诉材料。
家里的积蓄，全部花在了申诉路上，卖了粮食，卖了农具，甚至卖了家里值钱的物件，只为能多寄一封申诉信，多跑一个部门。
监狱里的周建明、周建林，省吃俭用，把每月仅有的一点零花钱，全部用来买纸笔、邮票，哪怕自己饿肚子，也要把申诉信寄出去。
他们数着寄出的每一封信，小心翼翼地记录在小本子上，生怕遗漏。
寒来暑往，二十余年过去。
他们寄出的申诉信，足足有两千多封。
两千多封，堆在一起，是厚厚的一摞，纸张泛黄，字迹模糊，每一封，都承载着他们二十多年的冤屈，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与绝望。
这些信，寄往了省、市、县各级司法部门，寄往了北京的相关单位，可绝大多数，都如同泥牛入海，没有半点消息。
偶尔有部门回信，也只是寥寥数语，以“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申诉理由不成立”为由，驳回申诉。
一次次的希望，换来一次次的失望。
家人在外面，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受尽了白眼，尝遍了人情冷暖。
母亲在常年奔波和思念中，积劳成疾，最终含恨离世，临终前，还紧紧抓着儿子的申诉信，嘴里念叨着“冤枉，要清白”。
弟弟周建林的妻子，不堪生活重压和旁人非议，带着孩子远走他乡，从此断了联系。
哥哥周建明的妻子，独自撑起整个家，照顾老人，抚养孩子，日夜操劳，早早熬白了头发，身体也垮了。
曾经和睦的家庭，支离破碎；曾经鲜活的生命，被冤案折磨得面目全非。
可即便如此，周氏兄弟依旧没有放弃。
他们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申诉到底，不能背着杀人犯的罪名，死在监狱里，不能让子孙后代，永远抬不起头。
二十多年，八千多个日夜。
在监狱里，周建明和周建林，靠着“申诉昭雪”的信念，撑过了一天又一天。
他们从不参与监狱里的是非争斗，安分守己，认真改造，只为能争取到更多的申诉机会，只为能早日走出监狱，查清真相。
监狱里的管教，起初也觉得他们是顽固不化，可看着他们日复一日写申诉信，看着他们眼中从未熄灭的希望，渐渐也心生恻隐。
有好心的管教，偶尔会给他们提供纸笔，帮他们邮寄信件，听他们诉说冤屈。
他们知道，自己的案子，疑点重重。
没有直接物证指向他们，所谓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经不起推敲；弟弟的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所致，并非真实意愿。
当年的办案流程，漏洞百出，仓促定罪，草草结案，完全没有做到公平公正。
这些疑点，他们在每一封申诉信里，都反复提及，可始终无人重视。
二十多年里，他们看着一批又一批犯人入狱，又看着一批又一批犯人刑满释放。
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他们，始终被困在这高墙之内，守着一份冤屈，不肯低头。
他们从壮年，熬到了中老年，身体越来越差，可信念，从未动摇。
哥哥周建明，常常对着弟弟说：“咱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法律会还咱们清白。”
弟弟周建林，总是含泪点头，他知道，哥哥说的是对的，哪怕等上一辈子，也要等这一天。
监狱外，家人的申诉，也从未停止。
侄女长大了，接过了长辈的接力棒，继续四处奔走，拿着叔叔们的申诉材料，走访律师，求助媒体，想尽一切办法，要为叔叔洗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