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位48岁女性的同居故事：她们为何寻求三张“赎罪券”？

我叫周凯，今年三十二岁，单身。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过去三年里，我和三位四十八岁的女人同居过。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关系，是正儿八经的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买菜做饭、一起看电视聊天的那种同居。

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容易让人想歪，但你先别急着下结论。听我把话说完，你就明白我想说什么了。

第一段这样的关系，开始于三年前。

那时候我刚从上一家公司离职，手头紧得很，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我在网上找合租信息，看到一个阿姨发的帖子，说有一套三居室，想找个年轻人合租，房租只要市场价的一半。

我当时以为遇到骗子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但我还是打了电话过去。接电话的女人声音很温和，说话慢条斯理的。她说她姓陈，叫我小陈就行。我问她为什么房租这么便宜，她说：“我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找个年轻人住进来，家里有点人气，我也没那么孤单。”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搬过去了。

陈姐，那年四十八岁。离婚五年，女儿在外地上大学。她在银行上班，工作体面，收入不低，住的小区环境也好。表面上看起来，她什么都不缺。

但住进去第一个星期，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她每天晚上都要喝两杯红酒，不多不少，就两杯。喝完就开始跟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她前夫。她说她前夫是做生意的，早些年挣了不少钱，后来在外面有了人。她知道以后，没吵没闹，就是提了离婚。前夫净身出户，房子车子女儿都归她。

“我赢了吗？”她端着酒杯问我，眼眶红红的，“我把女儿从他身边抢过来了，可女儿恨了我三年。”

她女儿知道是她先提的离婚，觉得是她拆散了这个家。陈姐说她从来没跟女儿解释过真正的原因，因为她不想让女儿知道她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一个人扛着，扛了五年。”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平静，但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后来我发现，她找我合租，根本就不是为了那点房租。她是怕自己一个人待着。

她怕下班回来，屋子里黑漆漆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怕周末一个人对着电视发呆，从早看到晚，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她怕逢年过节，别人家热热闹闹的，她连个包饺子的人都找不到。

我在那儿住了八个月，后来找到了新工作，离得太远，就搬走了。

搬走那天，陈姐给我包了个红包，还做了一桌子菜。她说：“小周，谢谢你陪阿姨这段时间。”我说陈姐你别这么说，是我该谢谢你，要不是你，我那会儿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她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阳台上朝我挥手，那身影瘦瘦小小的，在夕阳下面显得特别孤单。

后来我换了几次工作，搬了几次家，但跟四十八岁这个年纪的女人，好像命中注定似的，总是会碰到一起。

第二个是刘姐。

认识她的时候，我刚换到一家新公司，她是公司合作的供应商那边的人。有次吃饭的时候听说她在找合租的室友，我当时正好在找房子，就顺口问了一句。

刘姐也是四十八岁，没结过婚。

这个年纪没结过婚的女人，你可能会觉得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你见到刘姐就不会这么想了。她保养得很好，穿着打扮也讲究，说话办事利利索索的，一看就是个能干的女人。

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她爸走得早，她妈身体不好，从二十岁开始，她就扛起了整个家。供弟弟们上学，给他们娶媳妇，给妈看病养老。等她终于把这些事情都忙完了，她发现自己已经四十五岁了。

“我这辈子，好像一直在为别人活。”有次我们一起吃火锅，她喝着啤酒，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她又说：“年轻的时候也有人追过我，但我不敢嫁。我要是嫁了，我妈怎么办？弟弟们怎么办？等我终于敢嫁了，已经没人要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笑，但我看得出来，她眼睛里全是苦。

她找合租室友，理由跟陈姐差不多——不想一个人。但她比陈姐更怕孤独。陈姐至少还有个女儿，虽然关系不好，但到底是有血缘连着。刘姐什么都没有，父母都不在了，两个弟弟各自有了家庭，逢年过节偶尔打个电话，平时基本不来往。

她在那个家里，活得像个外人。

我在刘姐那儿住了大概半年。后来她妈留下的老房子拆迁，分了一套小户型，她就搬过去了。搬走那天她请我吃了顿饭，说：“小周，你是个好孩子。阿姨祝你早点找到对象，成个家。别像阿姨一样，等到老了才后悔。”

我说好。然后我看着她一个人拉着行李箱上了出租车，心里酸得不行。

第三个是王姐。

我跟她住的时间最长，有一年多。

王姐也是四十八岁，丈夫病逝三年。她有个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一两次。她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工作清闲，朝九晚五，下班以后就没事干了。

她是个特别爱说话的人，话多得有时候我都有点招架不住。我下班回来，她能从单位谁谁谁又吵架了，一直说到菜市场的猪肉又涨价了。我有时候加班累了，就想一个人静静，但她不在乎，她就需要一个听众，一个活人坐在那里听她说就行。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她不是话多，她是一个人憋太久了。

白天在单位还能跟同事说说话，晚上回到家，电视一开，屋里就她一个。她养了一只猫，但猫不会跟她说话。她把话说给我听，不是因为她多需要我的意见，是因为说出来，她才觉得自己还活着。

王姐跟我聊过她老公。她说她老公走的那天，她正在上班，接到电话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急性心梗，一句话都没留下。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跟他好好说过一次‘我爱你’。”她说这话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结婚二十多年，吵了二十多年。他嫌我唠叨，我嫌他邋遢。现在想吵，都没人跟我吵了。”

她说她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她老公，梦里的他还是那个样子，穿着那件灰色的夹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喊他，他回头笑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她每次都在梦里哭醒。

我听完沉默了很久。

跟三位四十八岁的女人同居过以后，我慢慢看明白了一件事。

她们找的哪是什么合租室友啊。

陈姐找的是一个替她分担孤独的人。她赢了离婚的官司，赢了两套房子，赢了女儿的抚养权，但她输了五年的人生。她每天晚上喝的那两杯红酒，不是为了助眠，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清醒地感受到疼。

刘姐找的是一个证明她活过的证据。她这辈子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她不知道被人爱是什么滋味，不知道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是什么感觉。她找室友，是想在冰冷的房子里，制造一点虚假的温度。

王姐找的是一双倾听的耳朵。她老公在的时候，她嫌他烦。她老公走了以后，她才发现自己有那么多话没来得及说。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收音机，一直说一直说，好像只要不停下来，就不用面对那个空荡荡的屋子。

她们要的根本不是什么爱人，她们要的是一张“赎罪券”。

陈姐想赎的罪，是当初太要强，什么都不肯解释，最后赢了官司输了女儿。刘姐想赎的罪，是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给了别人，到头来连个心疼她的人都没有。王姐想赎的罪，是二十多年的婚姻里，把最该说的话，都烂在了肚子里。

她们以为找一个人住进来，就能把这些年的亏欠都补上。但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谁也补不了。

我不是说她们可怜。恰恰相反，我觉得她们比很多年轻女孩都勇敢。

年轻女孩受了伤，还能躲进“我还年轻，还有机会”的壳里。她们不行，她们四十八岁了，人生已经过了大半，该犯的错都犯了，该错过的人也错过了，剩下的日子，只能咬着牙往前走。

可她们没有认输。陈姐还在努力工作，刘姐还在学着一个人生活，王姐还在用力地跟这个世界说话。

她们只是太累了，想找个人靠着歇一歇。

如今我已经搬出来自己住了。偶尔还会跟她们联系一下，陈姐女儿今年结婚了，她给我发了请帖；刘姐退休了，报了个老年大学学画画；王姐儿子调回本地工作了，她高兴得发了好几条朋友圈。

她们过得都还行。

但我忘不了她们跟我说过的那些话，忘不了她们说那些话时的眼神。

四十八岁，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个很尴尬的年纪。不再年轻，但也不算老。还有力气去爱，但已经不太敢爱了。还想被爱，但不确定自己还配不配。

她们找了那么多年，找的不是一个男人，不是一段感情，而是一个答案——

我这一辈子，到底值不值得？

我想跟她们说，值得的。

你们为家庭付出过，为父母付出过，为子女付出过，为那个你们爱过也恨过的人付出过。你们没有对不起谁，你们只是对不起自己。

但余生还长，从现在开始，对自己好一点，也不晚。

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她们说过。

今天就借着这篇文字，说给她们听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