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说“中国不让政治人物跟记者说话”？一名中国记者的回应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最近发了篇文章，标题很耸动：“中国不想让它的政治人物跟记者说话——我们去试了试，这是我们的经历”。讲的是他们一位驻华记者跑两会的体验：努力了十多次提问，最终只采访到一位“低职位”的人大代表。因此得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国不透明”“中国不让代表委员接受采访”的结论。

作为一个多年参与两会报道的中国记者，我清楚地意识到，ABC的这篇报道迷失在了中西方新闻观的碰撞中了，涉华新闻的客观性随意被主观性错误地取代了。

ABC文章开篇写道：“与澳大利亚不同，在那里记者几乎每天都有机会与决策者交谈，问责政治人物。”这句话提供了一种西方的新闻预设：民众与政府天然对立，记者若要站在民众一边，就得与政府“对抗”。

ABC的这种新闻框架在西方或许是职业信仰，但到了中国，却并非如此。因为在中国，人民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记者的角色是让信息在老百姓与决策者之间顺畅通达。

被拒，是因为“不透明”吗？

“一个接一个的代表摆手拒绝，说‘不’，礼貌地道歉。”ABC记者把这归结为“中国不透明”。

实际是，全国两会上数千名代表委员放下繁重工作、相聚北京共商国是，留给媒体记者的采访时间极其有限，采访被拒是常态。别说外国记者，中国记者如果没有提前沟通、没有长期积累的信任，临时去“抓”，被拒概率也一样高。区别在于，中国记者知道这是“常态”，而ABC记者把它当成了“不透明”的证据。

西方媒体的主观性还体现在断章取义和颠倒是非的描述中，ABC的这篇报道即是一例，这位记者明明采访到了代表、得到了清晰的回答，标题却依然是“中国不想让政治人物跟记者说话”。

ABC记者这种写法，在西方媒体涉华报道里并不少见。今年的博鳌论坛上，多位欧美官员和学者就提到西方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欠缺。其中，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就建议每个人都至少自己来中国一次，而不是只泡在社交媒体的碎片里。这种“亲自来看看”的建议，恰恰说明其媒体的报道是失真的、片面的、固化的。

驻外记者的价值在于走进所驻国的社会里并深入理解他们，听懂那些没说出来的话，理解社会运作的肌理。这种价值，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证明过——斯诺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与毛泽东长谈，和普通士兵农民同吃同住；费正清在华广泛接触国共双方人员及中国知识分子。正是他们这样的新闻敬业精神，才有了至今仍具价值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

而当下有一些西方记者，是在为中国“贴标”，陷入预设立场的惯性，无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

“敏感”的标签从何而来？

Jerry Grey是一名退休英国警察，在中国生活多年，常常在海外驳斥关于中国的各种“迷思”。他看了ABC那篇文章，希望跟作者做直播对话，却没能成功。他向我发来邀请，希望我能帮助他理清两会报道的真实情况。而我发现他细心地把几个问题标了“敏感”，提示我不一定都要回答。比如：中国有没有调查记者？中国政府允不允许批评？

我好奇：这些标签从何而来？又为什么会被划入“敏感”的范畴？

跟Jerry对话之后，我明白，这类问题之所以被视为敏感，症结或许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提问者与回答者之间，横亘着一道话语的断层——提问者预设了一套答案，回答者则在另一套逻辑里试图解释。一边缺少能把复杂现实讲清楚的话语体系，另一边缺少能听懂这些话语的认知坐标。双方都在说话，却始终不在同一个频道。

为什么当代许多西方观察者对华态度会陷入“贴标”的惯性？结构性的原因或许就藏在新闻业的商业模式里。

在跟Jerry对话时，有个海外观众留言点出了一个扎心的问题：那些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政策报道，大家觉得无聊，不赚钱。能赚钱的，永远是冲突、争议、阴谋、抗议、丑闻。

这是西方新闻业在资本主义下的结构性问题，商业模式在奖励冲突、惩罚建设。相比之下，中国媒体的逻辑起点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记者不做调查报道——非法采矿、食品安全、金融诈骗，这些“横向”的监督，中国记者一直在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允不允许批评”，而在于“批评之后怎么办”。在中国，批评是为了让系统更好地运转，而不是制造对抗。

理解一个国家，从来不是靠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而是靠长期的扎根和真诚地理解，还有对未知的尊重和对偏见的警惕——这一课是ABC们需要补上的。

责任编辑：兰辛珍

设计排版：卢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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