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致用之学”：陈岱孙的思想底色与清华情缘丨同行者说

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926年，清华经济学系于时代激荡中应运而生，开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先河。从陈岱孙等先辈经世济民的初心，到院系调整后学科火种赓续，从改革开放的应势复建，到新时代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躬身探索，一代代清华经济学人，始终将学术追求深嵌民族复兴的时代图景。

值此清华经济学100周年之际，特别推出系列文章，对话恩师前辈，听他们讲述与清华同行、与改革同行、与学科同行、与时代同行的岁月。致敬百年荣光，传承经世初心。

——编者按

“先生年高德劭，学贯中西，授业育人，六十八年如一日，一代宗师，堪称桃李满天下。”在致陈岱孙九十五岁寿辰贺信中，清华经管学院老院长朱镕基曾以这样的文字赞誉这位中国经济学界的奠基人。

20岁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22岁获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学位，26岁斩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青年时期的陈岱孙便以扎实的学术积淀，开启了自己坚守一生的经济学学术生涯。1927年，学成归国的他重返母校清华担任教授，次年出任经济学系系主任，从此将个人命运与清华经济学科的兴衰紧紧绑定。1929年清华法学院成立，他担任法学院长兼任经济学系系主任，成为校务管理的核心成员。抗战烽火中，他随校南迁，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执掌经济学系，于颠沛中守护学科火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又先期北返，扛起接收清华校产、修复校园、组织招生考试的重任，为母校复校奔走。

1920年代末，任教清华之初的陈岱孙

从1928年到1952年，陈岱孙深耕清华二十余载，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清华这方学术沃土。然而，回望他的一生，我们缅怀的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更是一位践行“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的思想者，这一理念，贯穿了清华经济学百年的发展脉络，至今仍是学科建设的核心精神。

何谓“致用”：立足本土，融贯中西

陈岱孙的经济思想，始终贯穿着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同时展现出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熟稔与独立判断。1936年，他撰文《我们的经济运命》，明确提出：“把我们经济运命的自决，看作整个民族国家生存斗争的前线。”1947年，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一文中，他表达了自己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考：“经济自由日就削弱的趋势不可否认，而今日的社会并没有足以应付大部分经济权力归诸国家之后的局面的机构。”

改革之初，陈岱孙对科学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深刻见解。在《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发展》（1981）一文中，他辩证地看待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分野：“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确可以觉察到存在着一个把他们所谓的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分开的意图和逐步加强从后者向前者转变的过程。”他主张吸取西方经济学之精华：“在他们所谓的实证经济学中，可能提供了更多的分析经济现象的技术和手段，而这些技术和手段也的确可以不分社会形态而为我所用。”至于规范经济学，其中提出的现实问题却可能是一切经济发展社会所共同面临的，其解决问题的措施仍可启发我们。

贯穿陈岱孙全部经济思想灵魂的，是他一贯主张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 在他同年撰写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一文中，指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为古今往来的通例，是无可疑问的。”并对“致用”二字作了精辟阐释：“从十六世纪说起，迄于今日，古往今来的所有经济学家或学派的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个‘用’字。先是，新的经济情况提出了待决的问题。然后经济学家就是针对这些经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分析，对其有关事物的运动提出有论据的解说，形成了理论。这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促进、控制现实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和基础。”

基于这一立场，他批评当时经济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种是把理论经济学看成超脱于实际的学科；另一种是把经济理论变成从公式到公式的数字游戏。他告诫后学：“利用数学作为工具，在正确的理论和充分数据的前提下，对某些经济事物进行分析是完全可取的……但是，如果不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积习，我们将会看到这个从公式到公式的数字游戏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胜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这一论断，至今振聋发聩。

陈岱孙不仅言传，更加身教。他以95岁高龄，历时数年主编《市场经济大百科全书》。1996年，在该书已全部定稿即将付印时，他在致朱镕基总理的信中报告说：“中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因此花了几年时间，组织百余人的队伍，试图介绍一些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实际运作规范。《市场经济大百科全书》和先前出版的《中国经济百科全书》，是陈岱孙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正如学院原副院长、经济系主任李子奈教授所言：“岱老晚年主持编写两本‘百科全书’就是实践他的‘致用之学’。”

治学如筑塔：“通才”与“专才”的统一

陈岱孙不仅是卓越的经济学者，更是深谙教育之道的教育家。在教育思想上，他力倡“通专融合”，反对将经济学人为地划分为“理论”与“应用”经济学。因此在清华执教期间，陈岱孙有一句名言广为流传：“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归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这一比喻恰与他的“通专融合”理念相呼应——塔基不广，塔身难高；基础不厚，专精难成。他教导学生：“只能记账，只能算债票利息，并不够经济学家。就如同一个能绘图的绘图员不够工程师一样。求知识的要着不在那狭小的技术部分，也不在起始就求专门，而在使其基础坚固，广大。”

在他的主持下，清华经济学系确定了“理论、事实及技术三者兼重”的培养目标。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学专业课程，还要在政治、历史、社会、心理、哲学、数学等领域广泛涉猎。

这一理念，在他改革开放之后于1984年发表的《“通才”与“专才”》一文中再次得到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其中深刻剖析了“通专对立”观念：“实际上，‘通才’与‘专才’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它把二者对立起来，似乎‘通’就不能‘专’，‘专’也就不必‘通’，甚至认为‘专’比‘通’更为高明。”他鲜明地提出二者应统一：“广厚的知识应该是深入研究的基础，而专深的知识应该是这基础某一方面的深入展伸。我们高等院校所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在广厚的知识基础上具有专深研究能力的人才。”这一理念至今仍是高等教育追求的理想目标。

陈岱孙进一步揭示了通专对立在经济学教育中的表现，即把“理论经济”与“实用经济”分割并对立起来。他批评一种典型说法：“一个典型的说法是：部门经济的理论只是《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理论在部门经济学中的体现。这轻轻的一句话就把理论从各部门实用经济中排除了。”他认为，这种对学科的人为割裂，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与“致用之学”的精神背道而驰。

与清华经管同行：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对陈岱孙而言，清华经管学院是他的“精神家园”。晚年他曾多次表示，学院使他找回了家。

1980年校庆返校时，陈岱孙表示愿为新恢复的经济管理工程系“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1984年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他被聘为首批名誉教授。会上他深情地说：“我离开学校32年了，虽然离开了，我与清华还是维持着‘香火之缘’……学院有什么驱使的地方，我只要能做到的，就无不尽力……”。

1985年，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不久，他在《关于工科大学办经济管理院系的问题》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在工科背景下发展经济管理学科的优势与陷阱。他指出：“清华大学办经济管理学院是有优势的，我们要利用优势，同时要避免覆辙。优势在哪里？在于我们有工科大学所具有的数理运算课程作为学习基础的辅助学科，在这个基础上，学习经济管理是很好的。”但他紧接着警告要防止“覆辙”——即理论脱离实际的老问题。他回顾过去高校经济学研究“尽在概念上兜圈子，从概念到概念，不切实际地进行所谓理论研究”，称之为“前车之覆”。而对于新兴的数理分析方法，他告诫：“我们现在用比较准确定量的数学表达式进行经济分析，仍然有可能脱离实际……从公式到公式，从数字到数字的空对空表达，这不过是从概念游戏变为公式或数字游戏，同样也是理论脱离实际。这就是‘后车之戒’。”这番论述，将“致用之学”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实践中，对以理工见长的清华经管具有深远的警示意义。

1994年学院建院十周年，94岁的陈岱孙亲笔题词祝贺。他回忆道：“大半世纪前，当时经济管理，在世界各大学中，还是一新兴学科，在一所名大学某年毕业典礼中，校长于授予本学科毕业生学位时，特加讃说‘这一最古老的行当，而最时新的职业。’一语传颂一时。”他以此勉励后学“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我们迫切需要德才兼备的新型管理人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家、理论家。任重而需急。我们幸而已有了十年的办学基础。我们要加倍努力，日进无疆。”寥寥数语，饱含着对学院未来的殷切期望。

陈岱孙为清华经管学院建院十周年题贺词

1997年7月27日，这位97岁的老人平静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护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大学”。2000年4月30日，陈岱孙铜像在清华经管学院落成，基座上镌刻着他的名言：“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学院开启“陈岱孙经济学纪念讲座”……。陈岱孙先生的经济思想、教育理念与清华情结，犹如一条绵延不绝的江河，滋养着后辈学人。

陈岱孙先生晚年

今天重温陈岱孙先生，既是为了纪念一位大师，更是为了追问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今天，如何进一步继承好“经世济民”的初心？如何更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如何更科学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成果？这些问题，陈岱孙早已给出了他的思考，而答案，仍需一代代的清华经济学人去书写。

（本文根据相关史料整理，感谢李子奈老师、钟笑寒老师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