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权力巅峰下的“痔疮”政治学

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大宋王朝熙宁、元丰年间的风云，往往被后世书写在金銮殿的争辩与黄州的赤壁赋里。然而，在那些激昂的文字与波诡云谲的政令背后，还潜伏着一个令士大夫们坐卧难安的微观世界。中医云：“十人九痔”，这句俗语在文弱且饮食精细的宋代士人阶层中，有着极为惨烈的注脚。苏轼与蔡京，这两位政见南辕北辙、人品高下判然的人物，却在生物学的维度上，被同一种名为“痔疾”的苦痛紧紧锚定。

苏轼对自己的痔疮，有着一种近乎“坦荡”的记录。在那个崇尚养生与求仙的时代，他将身体的苦难视作修行的资粮，但也实实在在地被折磨得狼狈不堪。

元丰年间，苏轼被贬黄州。在“诗酒趁年华”的表象下，是长年累月的“谷道不宁”。他在给表兄程正辅的信中曾极其详细地描述过这种痛苦：“轼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近日忽大作，百药不效，虽知不能为甚害，然痛楚无聊两月余，颇亦难当。”

苏轼不仅是个病人，还是个“业余医者”。他敏锐地察觉到，痔疮并非孤立的局部病变，而是由于长途跋涉的劳顿、排遣忧愁的狂饮，以及仕途挫败带来的郁气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在信中继续写道：“出于无计，遂欲休粮以清净胜之，则又未能遽尔。但择其近似者，断酒断肉，断盐酢酱菜，凡有味物，皆断，又断粳米饭，惟食淡面一味。”

为了对付这一顽疾，苏轼曾尝试过各种极端的食疗。他在同一封信中记载了自己戒除肉类、专攻“断盐”疗法的经历：“其间更食胡麻、伏苓麨少许取饱。胡麻，黑脂麻是也。去皮，九蒸曝白。伏苓去皮，捣罗入少白蜜，为麨，杂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已多日，气力不衰，而痔渐退。”时至今日，民间仍有沿用此法治疗痔疮的。

在另一篇《药诵》中，苏轼更以赋体文字记录了自己与痔疾的斗争：“吾始得罪迁岭表，不自意全，既逾年无后命，知不死矣。然旧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几百日。地无医药，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绝薰血，以清净胜之。痔有虫馆于吾后，滋味薰血，既以自养，亦以养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面四两，犹复念食，则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饮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他甚至让人每日诵此文章三遍，以坚定戒除口腹之欲的决心。

与苏轼流放途中的清苦不同，蔡京的痔疮，是浸泡在汴京繁华的油脂与欲望里的。作为“北宋六贼”之首，蔡京位极人臣，生活极度豪奢。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内缕葱丝者也。’”这种穷奢极欲、高粱厚味的生活，自然让他的肠道常年处于失调边缘。

但蔡京的痔疮，在史料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性疾病”。宋徽宗政和年间，蔡京多次因痔疮发作请假。与苏轼的“自我剖析”不同，蔡京的病成了权力运作的筹码。为了缓解宰相的痛苦，徽宗甚至命翰林医官院研制“御药”赐予蔡京。对蔡京而言，痔疮是他与皇帝建立某种“身体亲密感”的媒介——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交流这难以启齿的隐疾。

然而，这种基于权力的关怀，并不能阻挡身体的腐朽。蔡京的痔疮，被当时的民间舆论视为其“蠹食天下”的报应。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曾隐晦地提到：“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类，问知蔡氏，皆不肯售。至于诟骂，无所不道。州县吏为逐之。”

在对待痔疾的态度上，两人的药方折射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苏轼在惠州时，曾写信给友人，探讨食疗法。他在《与王庠书》中提到：“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几百日，缘此断荤血盐酪，日食淡面一斤而已。非独以愈，实务自枯槁，以求寂灭之乐耳。”苏轼试图用一种平民化、道教化的方式去“调理”自己的身体。他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平和，试图通过身体的“清旷”来达成精神的突围。

而蔡京的药方则充满了腐朽的奢靡。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蔡京晚年迷信方士，常服丹药。这种试图通过强效药物迅速压制症状的做法，正如他治国的风格——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挪用来制造暂时的盛世幻象，最终却导致了身体与国家的全面崩盘。

北宋末年的政治变迁，最终让两人的命运再次在地理上发生奇妙的交叠。

苏轼晚年被贬岭南，那里的湿热是痔疮的天然催化剂。在《与杨元素书》中，他虽未直言痔疾，但在其他信中屡屡提及岭南之苦。然而，苏轼依然能写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豪迈。尽管他很清楚，荔枝是极热之物，对于痔疮无异于火上浇油，但他宁愿忍受身体的“余痛”，也要满足舌尖的快慰。这是一种典型的苏式旷达——既然痛苦无法避免，不如在痛苦中寻找最高的愉悦。

蔡京的结局则凄惨得多。靖康元年，蔡京被贬岭南，但在途中潭州（今长沙）便凄然离世。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蔡京）独轿中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卒。”昔日能调动国家财力的宰相，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却因饥饿与疾病死在简陋的驿站里。他的痔疮，最终成了撕裂他生命最后一点体面的利刃。

我自认为翻开宋代的历史，不应只看到那些巍峨的殿宇和璀璨的词章。在士大夫们宽大的袍服下，痔疮这一隐疾，如同一粒细小的沙砾，磨损着他们的心志，也左右着他们的心境。

一北一南，一浊一清。两代名人的谷道之痛，竟也成了宋代文明盛极而衰的一种另类注证。或许，唯有在这样极致的生理细节中，我们才能读懂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体温——那是一种在盛世余晖中，既优雅又局促、既豪迈又酸楚的真实生活。（2026年3月31日写于日本旧轻井泽会员制休闲酒店107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