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这八千八的彩礼要是拿不出,强子明天就买站票下广东,这辈子咱爷俩算是熬到头了。”
我蹲在漏风的土屋檐下,狠狠抽着散装旱烟,眼泪混着鼻涕吧嗒吧嗒往下掉。
偏房那扇破木门却在这时“吱呀”一声开了。
村里人都以为是哑巴的那个老乞丐,大步走到我面前,操着一口纯正的南方口音说:“别愁了,打开这个看看。”
他递给我一个缝了三层的黑布包,我颤抖着手解开,当看清里面的东西时,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01
那是一九九二年的冬天,雪下得比往年都要大。
我们村背靠着大山,村里家家户户都是土坯房,条件稍微好点的也就是青砖瓦房。
快过年的时候,村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那是个穿着破烂黑棉袄的半老头子。
他身上的棉絮都翻了出来,黑乎乎的结成了硬块。
他浑身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馊臭味,头发像是杂草一样顶在头上。
村里人见了都嫌晦气,大过年的生怕他死在自家门前。
有几户人家甚至放出了院子里的土狗,狂吠着把他往村外赶。
那天傍晚,我刚从大队分包的责任田里拢完柴火回来。
远远地,我就看见那个人蜷缩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
他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着摆子,正费力地抠着树皮往嘴里塞。
我也是个苦命人,媳妇走得早,留下个儿子和我相依为命。
看着他那副惨状,我心里没来由地一阵发酸。
我没想什么积德行善的大道理,只是觉得,大冷天的,这好歹是条人命。
我走过去,用脚踢了踢他身边的雪。
“别啃了,跟我走吧,有口热乎的。”
他抬起头,那双眼睛很浑浊,但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
他没有说话,只是极其费力地撑着树干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跟在我身后。
回到家,我把他领到了堆满柴草的偏房。
那里头有个平时不怎么烧的土炕,但我出门前塞了把柴火,还算有点热乎气。
我走到灶台前,从大铁锅里舀了一大碗红薯玉米糊糊。
犹豫了一下,我又从那个缺了口的瓷罐里,挑了两滴珍贵的猪油滴在上面。
热气一腾,猪油的香味瞬间飘满了整间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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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碗端给他,他干裂的嘴唇哆嗦着,接过碗,连勺子都没用,仰起脖子就往下灌。
滚烫的糊糊烫得他直咧嘴,但他硬是连一滴都没洒出来。
喝完后,他把碗放在地上,还是不说话,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我。
“睡吧,今晚冻不死你了。”我叹了口气,转身回了主屋。
我以为他第二天一早就会离开,去别的村子继续讨饭。
可是第二天清晨,我推开门的时候,愣住了。
院子里的半尺厚的积雪,被扫得干干净净,堆在墙角。
水缸里原本快见底的井水,也被扁担挑得满满当当。
他正蹲在墙根底下,用粗糙的手搓着冻僵的耳朵。
看到我出来,他赶紧站起身,双手不安地在破棉袄上蹭了蹭。
我看着他,心里明白,他这是在报答我那碗糊糊的恩情。
“会干农活不?”我问他。
他点了点头,依然没有出声。
“那就留下吧,多双筷子的事。”我摆了摆手。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多了一个编外人员。
因为他从来不说话,村里人都管他叫“老哑巴”。
有人背地里笑话我傻,说我自己都穷得揭不开锅了,还养个吃白饭的废物。
我懒得搭理他们,日子是自己过的,我知道老哑巴不是废物。
他干活极其卖力,简直像是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开春的时候,我去公社拉化肥,那两百斤的袋子,他一个人就能扛上肩膀,健步如飞。
夏天雨季,土坯房漏雨,也是他爬上房顶,冒着大雨用黄泥和稻草把窟窿糊得严严实实。
渐渐地,村里人不再说闲话了,反而有些眼红我白捡了个好劳力。
这几年里,我们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全都是些真实到骨子里的、带着泥土腥味的九十年代农村生活。
我每个月会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去公社赶一趟集。
每次赶集,我都会花上几毛钱,给他称半斤最便宜的散装旱烟叶。
老哑巴接过烟叶的时候,浑浊的眼睛里总会闪过一丝光亮。
他闲下来的时候,最喜欢蹲在院子的土墙根下。
他会卷起一根粗糙的旱烟,吧嗒吧嗒地抽着,目光总是望着南边的天空发呆。
我不知道南边有什么,我也从来没问过。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哑巴有个奇怪的癖好。
每次干完地里的活,他总喜欢往后山那片老林子里钻。
他经常会捡一些别人看都不看一眼的烂树根、枯木头回来。
他把这些破木头藏在偏房里,谁也不让碰。
我还发现,他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把生锈的旧柴刀。
每天夜里,偏房里总会传来“沙沙沙”的削木头声音。
我只当那是他打发漫长黑夜的癖好,毕竟是个孤寡老人,总得找点事做。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儿子李强也长大了。
强子初中毕业就没读了,在镇上的农机修配厂当学徒。
每天浑身沾满机油,不是修拖拉机就是修摩托车。
强子是个孝顺孩子,对老哑巴也十分敬重。
每次厂里发了那微薄的工资,他总会割两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回来改善伙食。
有时候,他还会专门给老哑巴带一瓶两块钱的散装高粱酒。
老哑巴每次喝到酒,都会破天荒地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强子在镇上谈了个对象,是邻村的姑娘,叫小芳。
小芳是个踏实本分的农村姑娘,手脚勤快,来家里从来不嫌弃我们穷。
看着两个年轻人感情越来越好,我这当爹的心里也跟着高兴。
我甚至开始盘算着,等秋收过后把家里的粮食卖了,把院墙翻修一下,好给强子办喜事。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灾难会来得这么突然。
生活从来就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一文钱真的能难倒英雄汉。
小芳的母亲,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强势和现实。
原本说得好好的亲事,在商量彩礼的那天,全变了味。
02
那天,我提着两瓶好酒和两条好烟,带着强子去了女方家。
小芳的母亲坐在堂屋的正中央,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她一开口,就提出了一个当时在农村能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条件。
“想娶我家小芳?可以,除了要一台大屁股彩电和一辆嘉陵摩托车外,还要八千八百八十八的现金彩礼。”
听到这个数字,我手里的烟杆子差点掉在地上。
八千八百八十八!
在那个万元户都能上报纸的九十年代初,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更何况还要彩电和摩托车,加起来少说也得一万多块钱。
我耐着性子,赔着笑脸求情:“亲家母,这数目实在太大了,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小芳的母亲冷笑了一声,吐出一口瓜子皮。
“通融?我儿子明年也要盖新砖房娶媳妇,这钱是用来填窟窿的。”
“拿不出这个数,你们老李家就别想娶我闺女,门都没有!”
从女方家出来的时候,强子的眼眶是红的,一路上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
我知道,这孩子心里苦。
为了凑齐这笔天价彩礼,我几乎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
我翻出了垫在炕席底下的那个生锈的铁盒子。
加上强子这几年在修配厂攒下的所有钱,满打满算,连三千块都不到。
剩下的那个大窟窿,就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为了儿子的幸福,我只能厚着这张老脸,去求亲戚。
我拎着家里仅剩的老母鸡下的几个鸡蛋,还有两挂挂面,一家一家地去敲门。
可是,在那个大家都穷得叮当响的年代,谁家能拿出几千块钱借给别人?
更何况,大家都知道我老李家是个什么底细。
大伯家的门,我连进都没进去,大伯母隔着门缝说家里没钱。
二表哥倒是让我进屋了,但他拍着大腿直叹气。
“老李啊,不是我不帮你,八千八啊!这都能在村里盖三间大瓦房了,你这是去抢银行吗?”
还有一个平时走动得挺勤的三叔,直接冷嘲热讽起来。
“没那个富贵命,就别硬充胖子娶人家姑娘,强子还年轻,以后再找个便宜的不就行了?”
那几天,我受尽了白眼,尝遍了这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我借来的钱,连五十块都不到。
交彩礼的期限,只剩下最后一天了。
小芳被她母亲死死地锁在家里,连面都不让强子见。
那天傍晚,天阴沉沉的,似乎又要下雪了。
强子在院子里喝着两块钱一瓶的散装白酒,喝得双眼通红。
他突然猛地把酒瓶子砸在地上,玻璃碴子碎了一地。
他蹲在地上,双手死死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声音嘶哑得像是在哭。
“爸,算了吧,这婚我不结了。”
“明天我就去买绿皮火车的站票,我下广东进厂打工去。”
“我不出人头地,我这辈子再也不回来了!”
看着儿子绝望的样子,我感觉心像被刀扎了一样疼。
我一个人蹲在屋檐下,猛抽着旱烟,看着头顶那盏昏暗发黄的白炽灯。
那是怎样的一种无力感啊,就像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掉进深渊,却连一根救命稻草都抓不到。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打算明天一早,就去女方家退婚认命。
就在我万念俱灰、感觉这辈子已经彻底完了的那个深夜。
偏房那扇破旧的木门,突然“吱呀”一声,被人从里面推开了。
平时像个隐形人一样、从来不主动找人的“老哑巴”,缓缓走了出来。
夜风吹得他身上的旧棉袄呼呼作响,但他此时的步伐却异常稳健。
他走到我面前,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到他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平时那种唯唯诺诺、浑浊不堪的样子,而是透着一种极其锐利、仿佛能看透人心的清明。
他突然清了清嗓子。
紧接着,一个极其标准、带着点南方沿海口音的低沉男声,在寂静的院子里响了起来。
“老李,别让娃去南方,去了,就回不了头了。”
我吓得浑身一个激灵,手里的烟杆子“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大脑一片空白。
他竟然会说话?他居然不是哑巴!而且这口音,这语气,根本不像个讨饭的叫花子!
还没等我从极度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老哑巴伸手从那件打着补丁的贴身内衣里,摸索了半天。
他掏出了一个被汗水浸得发黑、缝了里外足足三层的破旧黑布包。
这个布包看起来极其不起眼,就像是乞丐用来装破烂的口袋。
但他却极其郑重地将它捧在手里,然后重重地拍在了我的掌心。
那布包入手的瞬间,我的手猛地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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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东西,权当是我给大侄子成家的贺礼。”
“老李,打开看看吧。”老哑巴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毋庸置疑的力量。
我咽了一口唾沫,带着满心的疑惑、震惊和一丝连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期盼。
我把那个沉重的布包放在了院子中间那张缺了腿的八仙桌上。
在头顶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下,我的双手控制不住地颤抖着。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一点点解开那个死死的结。
第一层布被掀开,里面是一层防潮的油纸。
第二层油纸被撕开,露出一块厚实的红绸布。
当我把最后那层红绸布彻底摊开在八仙桌上时,顿时就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