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后宋庆龄才敢说：红军快饿死那会，我拿孙中山家底偷偷救的命

1969年冬天，中南海的书房里飘着淡淡的煤烟味，毛主席拆开一封字迹工整的信——是宋庆龄先生写的。信里藏了件34年的秘密：1935年冬天，红军在陕北快断粮的时候，她把孙中山留下的最后几箱银元、三张盖着财政部钢印的通行证，塞进了一个牧师的袍子口袋。这件事不是不敢说，是不能说。毛主席放下信，沉默了好久。那几箱家底到底有多少？牧师怎么闯过国民党的层层哨卡？张学良为啥突然掏私人飞机送他？

1935年陕北的冬天，红军刚走完长征，日子难到“揭不开锅”。粮食一粒一粒数着吃，伤病员连换的药都没有，电台的电池早就耗光了，跟外界几乎断了联系。周恩来身边的人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总理最急的就是两件事：电台能不能通？粮食够不够吃？韩素音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时提过，红军到陕北头几个礼拜，恢复通信就是生死大事。

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坐不住了。她手里攥着孙中山留下的家底：几箱银元、几份证件，还有只有她懂的联络方式。这些东西她一直没动，可那年冬天，她咬咬牙决定拿出来。最先搞起来的是电台。

1935年11月中旬，林育英到了陕北，中共中央拿到新的电台呼号和密码，架起天线就呼叫。机要科副科长刘三源记得清楚，就一两天的工夫，电台那头就有回音了。一开始他们以为是莫斯科，后来才知道，那是宋庆龄在上海的电台。她那里有台功率不小的机子，陕北能重新摸到外面的脉络，全靠她。路易·艾黎后来回忆，红军到陕北不到一个月，就能定时收到外部信息了。后来有人说，要是那时候电台没通，红军连跟共产国际的联系都断了，更别说找物资。宋庆龄这一步，简直是在悬崖边拉了红军一把。

电台通了，话能传了。1936年1月1日，毛主席给朱老总发电报，说得干脆：“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可光有电报也没用啊，银元、药品、物资还得有人送上去。

这年1月，宋庆龄叫来了一个人——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实际上1927年就入了党，干中央特科的活。宋庆龄把信交给他，信封里装着国民党想和谈的意思，还反复交代：“这信必须亲手交给瓦窑堡的毛、周。”怕他被拦，又给了三张盖财政部钢印的通行证，委任状是孔祥熙亲笔写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这是她找宋子文要来的护身符。

董健吾把密信小心翼翼缝在棉背心里最隐蔽的地方，针脚缝得密密麻麻，生怕掉出来。揣着宋庆龄给的100块路费，他裹紧棉大衣就上路了。从上海坐火车到西安还算顺当，可到了西安就被堵死了。三九天下大雪，去陕北的路全是国民党哨卡，他怎么也过不去。在西安待了四十多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头发都快愁白了。

后来他想起同学钟可托跟张学良有来往，而张学良早就想联共抗日。于是请钟可托引见，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见张学良。见面那天，董健吾把国内国外的大势、抗日联共的道理掏心窝子说。张学良本来被“不抵抗”骂得窝火，一听蒋介石也有联共的意思，当场拍桌子：“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他先用密电向南京核实董健吾的身份，又用电台跟瓦窑堡确认，两边都认人，心里有底了。干脆派自己的私人座机，把董健吾和张子华送到肤施（今天的延安）。从肤施到瓦窑堡还有两百里泥泞路，张学良又派骑兵连护送，走了六天才到。

到了瓦窑堡，董健吾把信交给秦邦宪转毛主席。那时候毛主席正带着队伍东征，驻扎在山西石楼。秦邦宪当晚就给张闻天和毛主席发电报。3月4日，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联名回电，清清楚楚写着中共愿意跟南京谈判，提了五条条件：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容许红军集中河北抗日、释放政治犯、实行内政经济改革。这是我党第一次正式向国民党提联合抗日的条件。

董健吾揣着电报往回走，走之前林伯渠塞给他三枚江西苏区铸的银币——刻着镰刀斧头，还有一套布币，让他带回去给宋庆龄报平安，证明确实到过苏区。

钱的事，宋庆龄在1969年的信里也说了。1936年那阵子，毛主席通过潘汉年带信，请她帮忙筹一笔款子。她手头也不宽裕，可没含糊，找宋子文借了5万美元，托人送到陕北。1936年9月，毛主席又写亲笔信给她，让潘汉年带给她，说想请她介绍几位国民党里能说上话的人——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孙科这些，跟潘汉年谈谈。信末署名毛主席，日期是“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宋庆龄接了信，该见的人都见了，该说的话都说了。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十年没参加过国民党会议，那天她去了。跟何香凝、冯玉祥一起提了提案，要求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上有人喊“抗日必先剿共”，她当场顶回去：“难道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

这些事，宋庆龄做了，却从来没主动跟人提过。直到1969年冬天，潘汉年出事之后，她才在信里说了实话。

参考资料：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